(轉貼)那些我曾流連的城市（之四）╱詹宏志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8月
「我還可以再要另一杯酒嗎？」已經有點微醺的編舞家指著他的空杯再次問我，我點點頭，他舉起手示意，美麗的舞蹈家侍者蝴蝶般飛來為他再加一杯紅酒。
那是個神奇的下午，雖說我的本意是採訪與報導，但氣氛很輕鬆，編舞家喝了三杯紅酒，又點了一盆燻雞肉沙拉，他似乎很享受這意外得來的餐宴，每次他啜飲紅酒時，都把眼睛閉起來，彷彿希望專注於杯中的香氣，好像說，不是嗎？人生苦短哇，讓我儘情享受這一刻……。
幾天之後，我得到他的贈票，邀請我去觀看他新一季的舞展。舞展在一個小劇場裡舉行，座位圍成半圓形，舞台就在正中央，前排的觀眾與舞者非常靠近，我們一伸腳可能就會絆倒舞者，而舞者用力旋轉時，身上的汗水也會噴進我的眼睛。舞台布置簡單抽象，燈光暗去再打亮時，一位打扮成僧侶模樣的舞者持火炬慢步走了進來，仔細一看，這位穿著袈裟的舞者正是編舞家本人；然後，其他舞者才跳了進來。整場舞一個鐘頭沒有間斷，沒有換景換場，持火炬的編舞家從頭到尾都在場上繞著圈子；其他的男女舞者動作上看來都是專業舞蹈家，他們在舞台上扭轉著、爬行著、縱跳著，狂亂而激烈，但僧侶則踩著緩慢均勻的步伐安靜地繞行，無視於身邊的狂放舞步。
表演結束後，我到後台去和編舞家打招呼，編舞家被眾多朋友包圍著，後台擺了好多瓶酒要做慶功之用；我拿了一杯酒走過去道賀，本來興高采烈的編舞家兼演出人突然間有著高潮後的虛脫，他黯然低聲說，也不知道下一次演出是什麼時候？
這些尋夢者，不管藝術作品高明與否，其實都是人生的豪賭者。我想像他第二天以後，又要回去為日常溫飽而掙扎；但他不能去找正式的工作，上了班就是追夢的終結，最多只能像他合作的舞者那樣，去餐廳或其他地方打個零工，等待另一個機會。過程中，他要創作，他要尋找贊助，直到條件成熟時，他就會有那個晚上流星一般的演出，他必須期待這樣的演出，有一天會被看見，被《紐約時報》報導（我的報導改變不了他的命運），然後他搶到了世界的眼球，人們認識了他。但他和我都知道，這樣的可能性太小了；這樣的循環直到有一天，他累了，或覺得年歲不容他繼續蹉跎，或者江郎才盡，他就會離開這個尋夢之地，去某個地方做個平凡人。聽起來雖然感傷，但紐約集結眾多這樣的藝術追求者，他們天真而樂觀，也正是他們，使得那個城市充滿活力與魅力。
80年代初我來到紐約工作並生活的那段時候，正是70年代以降紐約市財政瀕於破產的艱難時刻，街頭髒亂破敗，妓女搶匪橫行，到處看得見荒廢的工廠與空屋；我開始工作還不滿一個月，辦公室裡的同事卻已多人有被搶的經驗。乍看之下，那彷彿是紐約一個不光輝的危險歲月，但深一層體會，我卻感覺那也許正是另一個「美好年代」。因為經濟蕭條，治安不靖，某些區域的房價因而比較便宜，城中各角落也有許多提供便宜飲食之處，但紐約仍是全世界最多藝術家聚集之地，有最多的露臉機會與最多的識貨伯樂，這樣的經濟條件反而讓更多的年輕藝術家勇敢來到紐約尋夢。
我前面提到的意氣風發的編舞家在紐約極可能是眾多例子之一，而我們在咖啡店裡遇見的那些年輕舞者更是紐約美麗的風景之一。我看到身邊有許多人，他們都在茫茫人海中懷抱夢想，為了那個強大的藝術夢與美國夢，他們並不介意在某一段時日裡，過著貧窮艱辛的生活。一轉身，我也在那個異鄉看見了熟識的台灣朋友，他們也為追求某個夢想而來；如果我還記得不錯，當時畫家楊熾宏也剛剛來到紐約，追求戲劇表演夢想的劉若瑀（當時還叫劉靜敏）也在紐約，而舞者羅曼菲那時候也在紐約……。
我在這裡不是藝術生涯的追求者，我只是個工作討生活的上班族。如果你小心謹慎，儘量不讓惡劣的治安近身（我並不知道什麼方法才有效，我把自己打扮成衣衫襤褸的窮小子，把頭髮留到肩上，看起來像是沒有錢可搶的嬉皮，但我確實是幸運的，我不曾在街頭遭逢任何危險），當時的紐約其實是個極其迷人的生活城市。
我抵達紐約時，時令已近夏天，沒多久我就見識了紐約夏天的戶外戲劇節與音樂節；有一個傍晚，我無意中來到林肯表演藝術中心前的廣場，正好遇見一場戶外音樂會；廣場上搭起了舞台，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就坐在舞台上演出，曲目我已經不記得了（畢竟那是37年前的事）。
那天我為什麼來到這裡？也許是來附近一家食品店買一磅咖啡，但美麗的樂音響起，音樂會剛剛開始，我改變主意，走到廣場對面一家咖啡店的戶外座位，路邊咖啡座上空無一人，我坐下來，點了一杯白酒（那是我剛從那位編舞家身上學來的），要了一份沙拉，靜靜遠眺整場音樂會的演出。紐約愛樂交響樂的表演無懈可擊，現場音響工程的製作也無懈可擊，廣場上有許多觀眾或坐或站，但沒有人的座位比我更舒適，何況還有冰涼的白酒相伴。
那場演出讓聽者如癡如醉，但你不花一毛錢；場所在開放的戶外空間，心理上覺得輕鬆自由。嚴謹的演出整整進行了將近兩個鐘頭，一點不打折扣；廣場上的斜影愈來愈長，天色也開始變得深藍透明，那是近黃昏了。這一刻，我才感覺到紐約做為一個城市的偉大，她「普渡眾生」，沒有讓藝術參與變成階級的壁壘，窮人也有最好的音樂會可以欣賞。
我也想起很多在台灣的成長往事，高中時我剛剛嘗到古典音樂的美好滋味，除了反覆聆聽姊姊帶回來的唱片以外，我還守著收音機聽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演出的實況轉播（是的，你沒有看錯，從前交響樂團演出是有實況轉播的），但我更大的夢想，是進入台中剛剛落成的「中興堂」，希望在音樂廳裡聽到真正的樂團演出，看到交響樂團各種樂器的配置與方位。但那太難了，一張進入音樂廳的票，是我們不能想像的天價。
一位從師大音樂系畢業的年輕人當時似乎是管理中興堂場地與演出的主管（我不知道他的職位或職稱，但我們都叫他館長），他在我們學校的愛樂社裡認識了我，聽到我和幾位同學的願望，他狡獪地眨眨眼睛，說：「晚上到辦公室來找我。」他帶著我們從後台進到音樂廳，音樂表演已經開始，他把手指頭比在唇上，示意我們不要做聲，他說：「後面有很多空位，你們不要驚動其他人。」
我因而有了第一次音樂廳的經驗，但此刻在紐約林肯中心的廣場，我沒來由地懷念起那位館長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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