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詹宏志：我的記憶‧我的寫作
彰化溪州演講精采內容摘要 2010年
紀錄整理：佐渡守／攝影：周月英
本文轉載自 <中時部落格>
以下是演講的精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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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詹宏志，謝謝台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版、還有溪洲鄉公所圖書館，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來到這裡。其實我是大家的隔壁鄰居，草屯長大的小孩。
今天的題目讓我有點為難，雖然我的工作使用文字已經很長時間，不過我很晚才開始寫比較像自己的東西，所以有點失去講自己的能力。當我試著去講的時候，我好像要退到一個位置，把自己也變成可觀察的對象。也許我該試試看，是否可以用這方式來講。
書寫懷念的台灣
這是世上很少人會看到的一張照片，民國48年農曆元旦，我爸爸帶著媽媽和六個小孩。照片右下角就是我，抱在母親手上的是弟弟，有些朋友可能也知道他，作曲家詹宏達。那時看來家境好像還不錯，這是一個台灣典型的家庭合照。不過很快的，我們再也沒有能力拍這樣的照片，我家變得比較窮，也可能不太有這樣的心情。接著我們就來到草屯。
我想要解釋的是，我寫兩本書，理論上都在寫我小時候的故事，不過那並不全是我的演繹。我更想寫的是記憶中某時期的台灣，我生活過的地方。那時的台灣，有一部分看起來像靜態的照片，它幾乎是一張不動的、凍結的畫面。那個時代我非常小，世界在我眼前發生，我只是個觀看者，我很懷念那些事，希望有一種方法把當時的台灣寫下來。
後來我覺得，光是那樣也不對，因為我看不到那時的生活。生活是動的，我媽媽怎麼跟我阿姨、鄰居講話，她們有她們的人情世界。包括用語，像我父親說mahōbin（魔法瓶；熱水瓶），我小時候並不知道哪些是日文或台語，我以為台灣人都是這樣講話。這是某時期台灣特有的生活內容，今天也沒有了。我很懷念那些事，也很想把這些東西寫下來。我就努力寫了兩本書，其中大部分內容，是跟那靜態畫面以及它後面的人際有關係，不知道我有沒有成功。
我還沒有完全習慣作者的身分，理論上我也沒能力回頭說這些書到底有沒有寫好。歷史上有一種文學法官，等時間過後，我們才知道那書到底有沒有寫好、是不是值得讀。所以一個作者該怎樣說他的書，我感到很困難。我只能說一點背景，為什麼那時想寫這樣的書。也解釋一點寫作時的企圖（雖然是多餘的），萬一書裡沒有做到，或許可以幫助大家同情那本書，這也是個辦法。
中興新村的回憶
我想講個故事，這故事寫在書裡，是我對中興新村的回憶。我住草屯，離中興新村只有三公里，我跟它還有個密切關係──我兩個阿姨都嫁給省政府的基層公務員。不久前我一個姨丈過世了，我趕回來參加他的葬禮。小時候他對我非常好，在經濟狀況很壞的時候，母親跟我會帶著紙盒子，走三公里路到阿姨家借米。他們家環境也不是很好，雖然有我們這樣的窮親戚，但從來也沒拒絕，所以阿姨家的那條路我是很熟悉的。
雖然是40年前的事，可是那條路的水泥牆、轉角的小公園、公園裡榕樹的姿勢……都還是那個樣子。我再到中興新村的殯儀館，姨丈的葬禮就在這裡舉行。這個葬禮是很蒼老的。中興新村已經沒有什麼年輕人，廢省以後，公務員從原來的五、六萬減到剩下一兩千人，意味著連工作機會也沒有了，所有該離開的都已經離開。來參加葬禮的，幾乎都是姨父的老同事，退休的、生病的，還沒死，但也不會太久了的朋友。
小時候第一次到中興新村，我是很吃驚的，因為沒看過這樣的鄉下。我們台灣鄉下都是農村，土地比較富庶就種稻田，比較不好就種果樹。還有一些土角厝，房子後邊會有豬圈、養豬養雞的地方。農村以外，會有個比較熱鬧的地方，所謂的「街仔」，提供一些商業，像雜貨店、布店、西藥房、腳踏車修理店、賣桶子的店……，這是我認識的鄉鎮模樣。
可是中興新村不是這樣。一個個洋房，有花園樹籬，路邊有行道樹。一進去，各式各樣的荷花池、很大的綠地操場、巴洛克式的中興會館（週末會放電影供員工跟子女觀看），外面放風箏什麼的……。雖然它有市場，可是藏起來，不在那種很熱鬧的街道上。你也看不到一家商店的招牌，一個個機關裡面，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福利社，都藏在機構裡面。
這個規劃走到哪裡都花木扶疏，沒人種田，也沒人賣東西，因為這裡不是因為人群聚集自然長出來的城市，而是由特別的政治意志所蓋出來的。各位如果去過馬來西亞，吉隆坡有一個Putrajaya，就是一個新造的、富麗堂皇的城鎮，馬來西亞把所有的行政部門全搬到那裡。
為什麼選擇在中興新村？這要回到二次大戰的心理背景。台北市作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是個危險的地方，萬一要打仗，沒辦法疏散，所以政府要藏在一個有距離、有腹地、不容易拿下來的地方。政府放在比較內陸的地方，跟國民政府從南京打到重慶有同樣的心理背景。
我去到那邊覺得很奇怪，怎麼都沒有生活當中長出來的亂七八糟的東西，無秩序地放個招牌什麼的。中興新村還沒有變成這樣之前，應該跟台灣其他地方一樣，有稻田、農舍、一些小商店，但全部被清理掉了，這些房子是用台灣的建材，模仿英國的建築、美國的社區，蓋出一個這些人想像的理想國。
這樣的社會在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我後來再看到一個這樣的社會，是80年代的大陸。當時整個北京市一個招牌都沒有，要走進單位機構很裡面，門口才有個小木頭牌子寫著：「國營小吃部」。中興新村非常像那樣的地方，只是美好一點。它沒有我們熟悉的城市所有機能，但什麼都不缺，所有東西都有政府照顧。建造這城市的人，對它有種想像、有個意志，所以它每條街道都一模一樣，任何人都不能破壞它。這是沒有任何城市管理者，不論鄉長或鎮長，可以做到的事情。它需要一個很強的控制，是足夠極權的時代才能做的事。
40年後再回來，這城市還是長那樣，但已經空了，現在這地方像個鬼城。因為城市的出現不是自然歸零，所以死去也不會自然歸零。也因為這樣，40年後那牆壁、小公園、那棵樹的姿勢，都還是一樣，除了更蒼老、更斑白。因為沒有發展，所有都保留了；沒有發展，才有機會把「新村」變古都。它變成活生生、難得觀察到的樣本。有人說要把它開發成軟體科學園區，我認為應該當標本留下來，才有機會看到一個城市是什麼理由讓它長大、發展、停滯，到死亡。
留不住記憶的家鄉
為什麼會有古都存在？這是另一個小說家追尋的問題。朱天心寫《古都》，裡面有兩個重要城市，台北和京都。小說家的意思大概想對照這兩個城市（如果我說錯了，下次朱天心來你們再問她）。她說經過五年、十年、二十年，不斷重返京都，每個她所記得的京都都還在。那茶店還在，看店的人越來越老，但他還在做同樣泡茶的事情。那城市是那麼容易記憶、容易擁有。可是在台北，她從前讀書的小學不見了，她成長的眷村，全部變成大樓。最後小說家在一個非常繁榮、像101的廢墟中放聲大哭：這裡是哪裡？她的家鄉是一個留不住記憶的地方。小說家說的都是真的，我如果去找我的小學，地理上，我可以找到，但已經不是我小時候的樣子。我的中學、高中甚至大學，也都不成樣子了。所以她當然感慨，京都是這麼穩定美好的存在，可是她的家鄉，卻留不住一點記憶跟感情寄託。
關於古都，我有兩個感想：城市會一直變，是因為它還有用，很多人一直用它，所以會破壞翻新；城市通常是沒用了、沒前途了，它才會變成古都。我說這話有點殘酷：台北會一直變，是因為它還滿有用的，所以它沒辦法像京都。它一直變一直變，產生讓所有人無法保存記憶的困境。而古都之所以會存在，是所有東西都停止在曾經發展的時間裡，變成放在時間膠囊裡的東西。像鹿港、像台南，「安定而美好」。所以中興新村最好變成一個博物館，留在那裡讓我們了解，我們是怎麼殘忍地對待生活過的家鄉，對照之下，才會知道我們破壞了多少東西。
這是從我所在的位置看到的各式各樣的事。只要你是在台灣某個特定地區成長的人，你東張西望，不會無動於衷。生命中，我們看到很多事每天在發生，如果我們沒有紀錄或去談它，可能也就過去了，慢慢適應了，甚至忘記了。我回頭想，今日的台灣跟過去當然是有連結的，很多的過去才有現在的結果。可是從另外的角度看，60年代也是個消逝的台灣，我會有那樣強烈動機寫60年代的台灣，是因為現在跟當時很不一樣，我很想把那個台灣紀錄下來，讓它有機會變成一個對照組。
每次我把60年代的台灣講給朋友聽，他們全都很吃驚。例如我說我們小時候走在街上，到處都有人「奉茶」──每天不求回報地燒水泡茶，放到離家一、兩百公尺的茶几、板凳上，讓過路的人可以喝。那時候的台灣人，不只關心身邊認得的人，連陌生的過路人都擔心他會不會口渴。所以我從來不覺得從草屯走到中興新村有什麼困難，一路上都有人奉茶，到處都有水可以喝。現在當然有販賣機，以前那就是你的販賣機。那個社會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那麼多人心思單純、理所當然為陌生人準備一壺茶？我有時候還想，我們有沒有辦法再把這樣的東西「要回來」？這樣美好的人際關係，沒有紀錄下來讓世界知道，是很可惜的。
戒嚴的60年代
我所想的台灣也許把它美化了，後來也被嘲笑了。我的老朋友、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說：「詹宏志寫了一本書，裡面講台灣的美好年代，那個是蔣經國時代。」通常大陸人就哄堂大笑。張五常並不了解台灣歷史，我講的不是蔣經國時代，是蔣介石時代、更糟的時代。可是更糟的時代裡，台灣人還是那麼好啊。那年代有不合理的部分，我並不希望回到那個年代去，可是就人群而言，我的鄰居、朋友、鄉里之間的關係，至少我還看不出有其他壞的東西。擁有過的美好，有點忘不掉，或者說那個美好是因為已經過去了、被「確立」了。它不像今天的很多美好，明天我們要為它付出更大的代價。過去那個美好、那個人情，被確立在它已不存在的時候。
那是一個戒嚴時代，今天回想起來，雖然不是每天都感到壓力，但如果我也是個想求知、想表達意見的人，那時代確實是苦悶的。恐怖無所不在，它就藏在生活的細節裡。我看電影《悲情城市》，比較激進的朋友說，這電影描寫228，卻什麼都不敢講。從他那種衝撞的性格看，侯孝賢沒有衝撞這個東西，但從一個觀眾的角度看，我覺得候孝賢比衝撞高明很多。他有個鏡頭是房間裡三個女生，一個在織毛線，一個講鄰居發生的事，然後嘆一口氣、抱怨一句話，另一個女生用眼神制止她，意思是算了、別說了，但並沒說出來。這是描寫比謀殺更恐怖的恐怖，所有人都自己約束自己。
我並沒有在60年代具體面對這些事，但那事也藏在我生活細節裡頭。我父親是讀書人，可是我小時候很痛苦，很想讀書，家裡卻沒有書。那時也沒有圖書館，是來了新鎮長後，才蓋了圖書館，有幾鐵櫃的書，那對我已經是很大的啟蒙。小時候我找來找去，才在母親梳妝台上，找到一個破破爛爛、用月曆紙包起來的東西。打開來看，是一本我媽媽在看的日文中藥書，小孩生病拉肚子，就用那寫個帖子，然後去藥房抓藥回來煮給我們吃。
等我比較大了，才有勇氣問父親。他壓低聲音說，228的時候，書都丟到井裡去了。怕惹麻煩，擁有的日文書、穿日本服的照片都丟了。因為我父親是受一位日本校長的幫助，才得到讀書的機會。這一類背景，可能對國民政府來說，是無法理解的東西，才有太多誤會悲劇的發生。在亂世當中，要保存性命的老百姓，做了很多謹慎的自我保護，保護到連知識、所有的書都丟了，只留下一本醫藥書。
我生在基隆，父親本來是個煤礦工程師。1945年以前，台灣還沒什麼工業，大部分煤礦都銷到日本九州（因為重工業）。1945到1949四年中，光復後國民政府來台，台灣的煤礦也還有些去路。1949以後，台灣的工業用炭沒地方去了。60年代父親想東山再起，他在新竹縣界附近開了一個新礦。那是我父親開的最後一個礦，也是我第一次跟著父親進到他工作的地方，看到他工作的過程。
因為社會的變化，後來我父親也覺得煤礦不太有前途了，他希望改行，可是已經又老又病。他想到南投申請一塊地，聽說必須改戶籍，所以我們全家搬到草屯，但直到父親過世，他也沒有申請到地，讓他享受做個果園或牧場這樣的念頭。因為我搬到草屯時還不滿六歲，所以我對草屯印象深刻，對基隆很淡薄。像我哥哥姐姐覺得他們是基隆人，但我覺得我是草屯人，我完全在草屯長大。如果南投縣跟基隆比賽，我絕對站在南投這邊。
版權談判的奇緣
高中我跑到台中讀書，大學我跑到台北。我從大一開始工作，每當有人看到我的工作資歷，都覺得加不起來。原因是我工作得特別早，到今年為止，已經有36年工作經驗。也因為工作得早，所以看到很多台灣的行業發展，很多奇特的緣分，看到各式各樣的事。
我在台北工作，又被派到美國工作。我做的事連派我去的人也沒做過。那是一個新時代，當時台灣正要跟美國談判智慧財產權，我在《中國時報》，為了這事很著急。當時台灣的討論都是要不要付錢，但付錢是小事，重要的是流程若起變化，在我看是很嚴重的。比方今天得到某人得獎消息，最好晚上我就能將他的背景全湊齊，然後我可能需要照片。以前找到名人錄，上面有張他的照片剪下來、貼上去，就解決了。可是如果這照片要找到版權源頭付錢給對方，時間要多久我們完全沒概念。
整個世界的著作權流程沒有連起來，我看不到報社有人在意這件事，就寫報告給我老闆，說智慧財產權開始談判，現在要想想未來可能碰到的版權問題，怎樣先把它談好，不然以後無法工作等等。老闆看了覺得有道理，就說那你去談吧，我就被派到美國去了。
初中高中我都學過英文，但沒用過啊，也不知道學的可不可以用。我一個人下飛機，就打電話去《Time》，說我要來拜訪。談之前我想，我們要付多少錢啊？500塊美金可不可以？老闆說你瘋了，你只能付他50塊美金。我就這樣去跟《Time》說：我每篇只能付你50塊美金。我現在有足夠的知識了，可以想像當時去打擾，讓他們有多麼的困惑，來了個奇怪的人，要求奇怪的事。
我還去《國家地理雜誌》，他們是一個地理學會，非公司組織。祕書長親自來接見我，我講完他整個眉頭皺起來，說我們是社團，無法用交易這樣的概念，你遇到什麼問題，我一定全力支持你，可是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交易上的承諾。
老闆又叫我去談《Smithsonian》（顯示出老闆的癖好）。華盛頓DC有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全屬於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組織。他們有本考古研究的雜誌，當時我還找《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的記者傅建中一起去。兩人到了總編辦公室，門口祕書看看我，就回頭向裡面大叫：John，有兩個年輕人來看你。我嚇一跳，哪裡有兩個年輕人？我知道其中一個一定是我，因為我那時才24歲，但傅建中快50了啊，沒想到他也被當成年輕人。進到辦公室，我才明白，Smithsonian雜誌裡，全部是從組織退下來的人，都是70歲以上，對他來說，50歲還很年輕。
我不適合當新聞工作者
後來，有段時間報社要到美國辦報紙，決定把我調去。去到那裡，突然間生活步調有了重大變化。
我是個鄉下小孩，跑到台北工作，其實什麼都不懂，我連都市裡的基本技能都不會。當初在鄉下，班上可能只有三、五個家裡有電話，像開雜貨店做生意那種。我們沒人用過電話，如果有人從遠方打電話來，那一定是有人要死了或很嚴重的事。到台北沒多久，我就去上班了，上班時，我連要把電話拿起來都太困難了。但也因為是鄉下人，有個好處：既然是鄉巴佬來到城市，本來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唯一能用的技能就是我的「頭皮」，我每天都要硬著頭皮去做新的事情，不知道怎麼做就去猜。可能是這樣，後來台灣發生各式各樣變化時，老闆交事情給我，我也沒有技能把它推掉，也不知道害怕，都說好，我去做。
就像從鄉下到台北一樣，從台北來到紐約，那個頭皮一樣管用，我繼續試著做沒做過的事。這些沒做過的事，一點一滴做著做著，現在回頭看，也都變成社會共通知識了。社會在發展階段，就是要有人去碰那些新的事。可能也因為不斷在做新的事，當辦公室裡想到新計畫，就會派這個人去。我從來沒想過這些是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因為太忙了，人被工作節奏帶著走。直到來到美國辦報紙，情況才有所不同。
首先，我是在紐約市裡辦一份中文報紙，不是英文報紙，是社會邊緣的邊緣。你服務一群人，這群人需要一份報紙，可是紐約沒感覺這份報紙的存在。比方地鐵裡有人跟我搭訕，問我做什麼的，我說我在一份中文報紙當編輯，那裡的紐約客就會很驚訝：紐約有中文報紙啊？我很尷尬，因為紐約當時有11份中文報紙，每份報紙日期都不一樣，每份報紙慶祝的國慶也不一樣，左派右派打成一團。它在紐約每天出版，可是講的是台灣、香港、大陸的政治，都是一萬公里以外的事，你沒法在裡面看到紐約哪裡有好吃的東西，這11份報紙跟紐約社會一點都不相干，所以我們說是「用即將死去的語言，辦給即將死去的人看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新來的移民，他們的第二代也沒人有能力看中文報紙了。一直到很後來，《世界日報》在地化，才變成真正紐約的中文報。
這份中文報紙當時當然有它的價值，可是這價值是有限的。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不好，它讓我冷靜下來。在台灣，在報社工作太熱鬧了，一不小心就變成整個社會的話題中心，所有新聞台、每個談話節目都在談，反反覆覆講100遍，情緒是很衝動的，是不能思考的。可是在美國辦報紙，感覺就冷了，很像在火星上發革命傳單。你是個怪人，所以有機會冷靜想，這些工作是什麼意思，你該做什麼。
我是想事情很慢的人，在報社工作，我常常很痛苦。因為每天有一定的截稿時間，你負責的版12點一定要降版。要去印了，就不得不放手。可是回家的路上，我就開始想，剛才那樣處理錯了，如果再給我兩小時時間，我應該會如何處理。第二天拿報紙一看，真的是錯了，如果再給我一天時間，我應該會這樣這樣做。所以我每天都活在悔恨之中，沒有一天把我的工作做完。我的工作是用遺棄它的方式完成的，所以我覺得那份工作不合適我。可是這樣想的時候，第二天工作又來了，我又捲進去被那天的工作帶著跑，沒時間想清楚我到底要什麼。
在美國待一年，我每天閉著眼睛坐一個鐘頭地鐵去上班。回來時是半夜，兩、三點鐘要坐地鐵回家，也不是容易的事。80年代紐約是非常危險的地方，所以我把頭髮留到肩上，頭上綁了印地安的帶子，肩上掛了一條鐵鍊當圍巾。當我走進地鐵，所有女生都拿著皮包換車廂，這樣我就安全了。因為那樣的安靜，就給了我一個小時的時間思考。
我不適合當新聞工作者，我有很多朋友是很好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可以站在非常好的立場快速回應，我好像不是那樣。我適合用比較長的時間，這裡下一顆棋、那裡下一顆棋。所以回台灣後，我短暫地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後來覺得書的編輯比較像合適我的工作。它的速度可快可慢，根據的是書的需要而不是固定的節奏。我可以編工具書，用10年、20年來編它；也可以用快的速度，例如世足觀賽手冊，一個禮拜就要編出來。出版變成我整個人生的基調，雖然已經離開出版，但不小心就會想這可以出一本書、不小心就會寫個編輯計畫起來。
70年代，無法回頭的急流
我做過唱片工作、開過咖啡店、做過電影製片。比較大的意外是，這十幾年來，因緣際會地，台灣每個網路的重要活動我也都參加了。
我要解釋，這個我，好像是個體，但我是我這世代的一部分，我這世代有相同的事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好像做了太多不一樣的角色。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一直變一直變，好像沒特別去選擇，這世界就發生這麼多的事。捲到這裡或那裡，好像坐上一個無法回頭的急流泛舟，把你高拋或讓你落下來，你能夠掌舵的機會不是很大，因為那個水流太強。角色轉換太頻繁的結果，今天任何要介紹我出來演講的人，都不知道該說我是幹嘛的。
我有一些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驗，包括我的基隆、草屯歲月，那時我還是受養育的人，還很小，一部分歸父母管、一部分歸學校管。老師希望我變成這樣的人，媽媽希望我變成那樣的人。我對這些安排沒有太多抵抗能力，也沒有選擇。我從來沒有機會選擇我要在哪裡長大，父親做的決定我就搬到草屯。台灣的50、60年代，大體來說非常安定。那是大家都很「公平地貧窮」的時代，物質不像現在那麼豐裕，可是誰也沒有比誰差到哪裡。村子的雜貨店老闆很有錢，買了很多房子租人家，他是個地主，但他對待自己的苛刻程度不比你窮人要差，非常勤儉，他也並不因為比你有錢，就顯出很大的差別心。勢力眼並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大多數人都是寬容的。
70年代對我來說，就真的是很大的變化。70年代剛打開，我還在初中，對社會懵懵懂懂，我在一個知識來源很缺乏的環境。但70年代的後幾年，我已經站在社會工作的第一線，而且是社會上有人知道的人了。70年代前端完全跟60年代一樣，而60年代則跟過去100年一樣。可是70年代末端卻是台灣開始激烈轉變、每個人都面臨以前想像不到的年代。80年代，我和我的同輩，就成為這個社會的創作者，使這社會有一些變化。到了90年代，台灣已不再是60年代那樣閉塞的社會，它的訊息比以前多很多，誰也騙不了誰。
現在回想起來，70年代有些人可以獲得特殊訊息，寫文章給我們看，後來才發現那不是他的觀點，他只是讀了我們沒讀過的書而已。我在《中時》跟《聯合》都待過，70年代的時候，《聯合報》有個「匪情資料室」（時報叫「大陸研究室」），意思是在政府特許下，具有取得大陸訊息的功能。裡面有報社特聘、理論上對中國政治經濟有所了解的匪情專家。等到我有機會進去，大吃一驚。原來所謂匪情，就是剪貼香港街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報紙；所謂專家，就是領有特殊執照、可以看香港報紙的人而已。所以這些專家在訊息可以流通以後，通通不見了。80年代以後的台灣，就是祕典瓦解的台灣。就像葵花寶典，有個特別知識，別人不知道，只有他知道。現在任何知識都存在世界上，台灣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沒有一個知識可以說，只有你知道。
現在這個時代，對好學求知的年輕人來說，他可以是個「世界收集者」。他的收集能力可以遍及全世界，這是今天網際網路帶來的力量。只要他願意，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攔住他，如果他又能掌握一兩個其他國家的語言，是可以得到他父輩（也就是我這一輩）、祖父輩都不可能有的博學程度，因為他有這麼好的工具。我自己當然是剛好有這樣的機緣，從一個什麼訊息都沒有的鄉下人，今天某種程度上也有能力，把世界的訊息放在台灣人手中，這變成我現在工作的特徵。
創業，因為不知道害怕
我創過很多業，這的確是我不能夠想像的。在我要到台北唸書時，母親把我拉到旁邊去，說：你現在是大孩子了，離開家去唸書，第一，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第二，千萬不要寫文章，這兩件事很重要。上火車時她又交代，以後畢業了，千萬不要做生意。跟我講的三件事，後來通通違悖她的願望。這是苦難帶給她的人生智慧。因為人多的地方就是集會的地方，也是機槍掃射的地方，所有政治災難都跟集會有關，為了自保不要去。文章是惹禍的東西，是殺人的東西。不要做生意可能來自父親的失敗，帶給我母親一生的痛苦，她覺得家庭安定最重要，去當老師或公務員。有很長的時間我覺得，對，我不該去做生意，很甘心地當編輯，或做一個專業經理人，只要上面有老闆就好。
我的創業發生得很晚很晚，都40幾歲了。我曾做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總經理將近10年，後來離開時，我覺得工作生涯大概差不多了，應該要退休了。我願意在家做個自由編輯，接一些案子。結果被朋友慫恿，說要不要出來做個東西啊？最後東湊西湊，跟一群朋友一起。後來我有點退縮，就跑出來辦《PChome》雜誌，這是1996年的事。
雜誌出來之後，因緣際會，恰巧是當時社會需要的東西，也是個成功的雜誌。這給了我一個衝擊，把當時辦雜誌的朋友找在一起，說社會給我們一個機會，專心辦這個雜誌，每年都有一些獲利，把雜誌顧好，過溫飽的生活沒問題。但這個社會還給你一個機會，你可以放大它，做很多事，但風險就是只要你錯了，這些也就沒有了。大家想想到底該怎麼做？我們有三個朋友，另外兩個朋友我看你、你看我，最後就說，如果是個放大的機會，我們應該試試看。這就是我們這世代的想法。
所以接下來六年，我就辦了40種雜誌。現在便利商店雜誌架上包括MOOK大約100種，裡面就有40種是我當年辦的。又因為我辦的是電腦雜誌，碰上美國先發的網路年代，就順勢成立一個網站出來。台灣網路那時是個摸索的機會，而且摸索沒有落後美國，差不多同時。很少行業會從第一天開始，就跟世界最前端並駕齊驅的，好像很值得一試，所以我跳下去做。我做過一個很大衝擊的，就是辦《明日報》，那是個大失敗。
前前後後我大概創了20幾個網路公司，後面這十幾年好像創業或創辦一家公司，變成我的生活主軸。有時候我也會檢討自己，為什麼會去做這麼多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我要辦這麼多雜誌？ 我仔細想，創造一個東西或創業這個概念，通常是因為感覺全世界都錯了。有件事你想大家可能會喜歡，可是為什麼沒有人做？你繼續想、繼續想，最後把每個細節都想過了，你就疑心所有人都錯了，事情不應該這樣。你很煎熬、有很強的動機想證明，想知道我想的這事是對還是不對。渴望印證真理，要有這樣強烈的動機；為賺錢才去做的生意，我覺得很難成。把一個事業從無到有創出來，也一定是這個人不知道害怕。
這個不知害怕的世代，是因為經過很多沒有前例的事。戰後的世代，的確是碰到台灣大變換的時候。我們的世代，25歲當總編輯是可能的。因為那個社會想要一些新東西，所有的老辦法不適用，要找新的方法。新方法只有新人受過教育，我們就跑去做那工作。因為沒有前輩可以教我們，老闆放手讓你做，你就可以在那裡得到經驗。等你做到一點經驗，年輕人想接你工作，你就看他不順眼，因為你是對的，他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所以他就覺得很困難。顯然我比晚一輩幸運很多，這麼多社會變換，他們是變換的延續。我20幾歲就做獨當一面的工作，到50歲我還在啊，他們還沒接棒就已經40了，這是世代替換困難的地方。這是社會階層結晶化、固定起來的結果。比我晚一世代的人，他們做的事也許有些新東西，但很多是延續我這時代已經在變的東西，相對所付出的努力跟代價，比我這世代要更艱難一點。
走在最多變化的前端，好處是沒有前例可循，缺點是，他也沒有方法可循，必須多方以求，用猜的。我記得當初要去談版權的時候，我想像一個版權交易的方法，直到我知道另一個方法，我只要把它引進來就好。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第一個版權交易公司博達，最早是我投資的。我試著把台灣電影賣到國際的時候，我也必須坐在家裡猜。這個世界的電影是怎麼交易的？我寫各種信去給各種不同的機構，用我猜想的方法去引起他們的興趣，直到他們把合約拿出來，我才知道他們想的跟我不一樣，我才試著去了解那個合約，用它來改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引進新的東西，所以必須多方以求。
追尋幸運的來歷
為何我會有這些幸運去做那麼多新鮮事？我後來回想，我非常習慣什麼都不知道，我非常習慣陌生，我非常習慣對我要做的事並不熟悉，我知道我一定要硬著頭皮，我不會因為害怕失敗，就想要拖延一段時間。我的好處就是勇敢，我的好處是我也沒地方可以回去，因為我的家鄉一無所有，我必須用這個方法完成我的工作。這可能是個人因素，我不知道跟時代有沒有關係。
我還有一個傾向是，我畏懼、害怕所有的影響力。一個工作，如果最後看起來好像有了一點影響力，我就急著想要從那裡逃走，想要換到另一個地方去，或想變得更加閉鎖，希望中斷那個影響力的存在。
慢慢的，台灣的社會提供一個環境，容許你可以有一個很小的特殊興趣，用很長的時間慢慢累積也沒有關係。我有很多冷僻的興趣，後來也被知道了，像推理小說、旅行文學，都是我做了幾十年之後才浮出水面的。現在的台灣，我慢慢發現這是新的力量，每個角落都有這樣的人，他們對某個特殊的知識領域，有很深的興趣，他們鑽研在那裡，不一定有學術的根源，就單純基於個人興趣，持續用耐性來跟它打交道。
是這樣的背景下，我才有很強的動機，想知道像我和我的同輩人是怎樣有這個幸運，從一個找書都很困難的鄉下，最後變成某種型態的世界收集者。這個教養的來歷是怎麼來的？我們為什麼能夠穿透這麼多困難？最後擁有這麼多的幸運？為了追求這個來歷，我回頭再看那個安定美好的台灣，穩定的由來。
60年代的風景，是美得像一幅畫的地方，是創造這個基本素質的台灣。我這輩份的人，是在這樣樸素的地方長大，到今天為止他們也仍然有條件去處理更複雜的世界，他們還有那個鄉下曾經給過他們的樸實基礎，回到家鄉，也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他的根源。
我與父親的關係
60年代有60年代的人情世界，書裡頭我寫了很多我跟父親的關係。很多人覺得我跟父親關係很近，但我們一輩子可能沒有講超過100句話。父親是很嚴正的存在，坐在家裡，他是不說話的，沒有人覺得應該要招惹他。負責罵我的都是媽媽跟阿姨。她們說：你再這樣不乖，爸爸就會知道。父親有些故事，我從來沒聽過，都是阿姨媽媽叔叔轉述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能擔保。你知道他很關心你，可是他不會講出任何一句親暱的話。
我那個世代本來就有很多這樣安靜信賴的關係，沒有太多親暱的互動。我有次聽到大陸作家阿城講他小時候，因為成分不好就下鄉了。他離開家才10幾歲，整個繞了一圈再回來，他已經20歲，從小孩變成大人了。整個大陸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回北京要找自己的家，也不知還在不在。走到那個胡同，遠遠看來好像還是老樣子，靠近門口看過去，發現屋裡的陳設跟他離開時一點都沒變，這應該是他家沒錯了。他一直走到最裡面，看到父親坐在書桌前，跟他離開那天一模一樣，坐在那裡寫字。父親看到阿城愣了一兩秒鐘，也沒問是誰，就說：回來啦？坐啊。父親又想一想，從口袋摸出一支菸給他。
阿城說，他從離開到回來，就像到街上買瓶醬油一樣。父親沒變，燈沒變，桌子也沒變，連姿勢都沒變。他離開從小孩變成大人，其實已經像另外一個人了，可是他父親還是認出來，要怎麼表達欣喜或高興？想了想，遞一支菸給他，表示你現在是大人了，我應該用平輩來待你。這故事對我來說是親切的，因為這是我所熟悉的親子關係。有些跟父母比較親的人，會無法想像這種像賓客一樣的關係。
我父親是關心我的。我後來從母親那裡聽到，父親一直給母親指示一些教育小孩的方法。講到我的時候就說：這孩子以後大好大壞，個性比較強烈，要小心他，不能讓他驕傲，不能讓他誤入歧途，不然會變成很厲害的壞人。想想對我是期待的。後來父親過世，我找到他在民國45年向政府申請採礦權的文件，登記的是我的名字。可是我後來根本沒讀他希望的地質系，我從自然組轉到社會組時，我父親有一個禮拜不講話，可能是非常傷心失望。他希望他的小孩能跟他一樣，成為出色的地質工程師，但他心目中所希望的那個人放棄了。他都還用我的名義申請了採礦權，但我都不知道，直到他過世才看到（現在誰去開礦，應該也是很慘的事）。
結語
我那樣的家族當然有它的特殊性，但也帶一點那個時代的共通性。特殊是每個人的際遇都不太一樣，共通是每個人都是那個社會下的產物。所以儘管每個人面對不同遭遇，那世代每個人都會理解那些事。我外祖父母過世非常早，我母親是大姐，所以婚後拖油瓶一樣帶了六個妹妹跟一個弟弟，變成很熱鬧的家庭。我父母本身就六個小孩，我又有六個阿姨，所以每個小孩就分到一個阿姨，都有一個很親密的阿姨在照顧。你也可以想像食指浩繁，帶給我父母的家庭負擔有多麼重，可是我看到他們的互動是那麼的良好。我印象深刻、難以忘懷的經驗是，我跟父親回去修我祖母的墳，工人在那裡工作，父親問整個工程要多少錢，工人滿臉通紅，說千萬不要給錢，因為大家都是鄰居。談到錢讓他窘成那樣，我一直難以忘懷那樣的人際關係。
小學時我有個老師是農業專家，在我們那個地方很受尊重。因為他做研究需要很多勞力，他看我比較聽話，每天放學就把我載回他家，到後院幫忙接枝。大家所知道的高接梨，最早就是我老師開始做的。我跟老師工作了一段時間，每天我坐在摩托車後面，兩旁的農夫本來在田裡鋤草，看到老師的車經過，一個個都站起來，從100公尺外就向他鞠躬。我當時非常驕傲有這麼偉大的老師，他有任何發明發現都跟農民分享，農民也用同樣的尊敬來回報他，我長大也要像他一樣。
我記憶中的60年代，可能很多我都忘了，我記得的都這些美好的事。70年代離現在也已經遠了，已經40年了。可是到目前為止，我也只寫到60年代，70年代我都覺得有點困難。我曾經有一篇試著寫70年代，高中生每天充滿叛逆的力氣想要爆發出來，有的學生在升旗的時候鼓譟，有的惶恐要聯考了，各種人各種力量一觸即發，充滿青春的爆發力跟社會的壓抑。那種氣氛就像看禁書那樣的感覺，我試著寫那樣的東西，但也不知道是否成功。60年代的平靜我還能寫，70年代我想起來還是有些激動，有點不太容易寫得下去，那部份我還在摸索當中。按照這個速度，80年代我是一定寫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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