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影癡，甚至什麼「癡」都談不上，不會花大筆時間力氣去追趕某類電影或某個導演，也未曾排隊搶購某某影展套票之類。電影之於我譬如正餐間之小食、午茶，即使影評一面倒的叫好或強烈想看的慾望，真沒看到也不致於太遺憾。但我仍有些堅持，題目不對的影片不看（除非讓人押解或綁架）、演員過於眼熟不看、太熱賣到一窩蜂的電影我會猶豫（譬如《海角七號》），只因為時間本來就不多，給批評為龜毛、故作姿勢也就無所謂了。
這與上星期蹺班去看這一部《偽鈔風暴》多少有點關係，二戰、集中營、猶太人，加上從偽鈔事件「伯納計畫Operation Bernhard」切入的觀點，主題便吸引了我，奧地利出品既屬冷門，更別提陌生的導演史蒂芬．羅茲威斯（Stefan Ruzowitzky）、完全未見過的男主角Karl Markovics等等，2008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及柏林影展金熊獎的加冠猶如錦上添花。種種的不熟悉，目的便是讓我輕易略過「演技」、「編劇」、「剪輯」、「音效」等技術項次，無須去認同或辨明導演、演員的演繹方式，直接融入劇情中，無邏輯必要的觀看主題和檢視內容，當然，再與我的其他經驗並列比較。所以從知道這一部電影開始，我便明白該如何與這一本書，由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這位猶太裔義大利化學家，也是控訴奧斯維茲集中營的知名作家，所著作的《週期表》等量齊觀。
先說電影。劇本源自於一位猶太印刷工人Adolf Buger的回憶錄，他在1942年被送進柏林西北的Sachsenhausen集中營印製偽鈔，僥倖存活後寫成了《魔鬼工坊The Devil’s Workshop》控訴這一段經歷。根據回憶錄編就的電影，以戰前偽造鈔票、證件的行家薩利為主角，經德國秘密警察荷索逮捕後送往（奧斯維茲？）集中營。為了求生存，薩利盡可能討好納粹長官，為他們繪製畫像或宣傳畫，當納粹為了癱瘓敵國經濟而開始進行「伯納計畫」時，計畫主持人荷索，也就是當初逮捕薩利的秘密警察，特別將他遴選進入Sachsenhausen集中營指導偽鈔製作小組，以善加利用他的特殊專長。這批猶太人在集中營裡形成特殊團體，吃、睡都異於其他人，甚至工作時還能享受古典音樂，當英鎊偽作成功，他們立即享有乒乓球運動的獎勵。但相隔簡薄木板的他們無法不看到納粹虐囚的惡行，也無法不聽到屠殺其他猶太囚犯的槍響，生存與道德成了兩難，其中更包括了是否助紂為虐的爭論。爭執的兩端分別為眾人倚重的偽鈔專家薩利，以及暗地拖延美鈔計劃的製版專家柏格，從俗世的道德大義角度來看，薩利完全處於下風，但當荷索不願失去薩利，卻不斷以其他人的性命施壓時，薩利盡可能求取兩難之間的平衡，虛以尾蛇、討價還價，並絕不出賣囚友，保全了包括柏格等一干眾的人性命，以此觀之，薩利的道德正當性並不輸一力鼓吹大家犧牲性命的柏格。
但無論從俗世或教化的觀點來看，薩利的角色仍是個完全的負面教材，他被捕前作奸犯科、視法律於無物，被捕後毫無自尊、只求苟且偷生，連偽鈔小組裡的舊銀行家都不屑與他共事，可在艱難的時刻，他發揮的勇氣和求生能力卻遠高於一般人，所以，生存到底是不可取代的輕還是重？這沈重的題目應該是電影著眼的焦點，沒有歷經艱困的生存考驗，所有的回答都是虛幻，「引刀成一快」或「頭顱擲處血斑斑」存在於文學是悲壯英雄的美，換算到實際人生，可能「苟活於亂世」才是最終計算結果。而跳脫了電影戲劇角色，一般正常人會怎麼作？
普利摩‧李維給了一個答案。1943年底設立的奧斯維茲集中營，目的是為了彌補納粹德國投入了戰場出現的人力短缺，李維被挑出來的原因，一方面是年輕，另方面則是化學專長，所以被選入化學工廠實驗室工作。但與電影不同，奧斯維茲並沒有給予他們特殊待遇，只有無止無盡的飢餓和面對死亡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週期表》中他如此寫道：「我如要生存、思考和工作，一定已培養了一種古怪的無情，以面對日日的死亡」，所以為了糧食，他偷竊，偷竊了好幾個月後，終於克服罪惡感並且擁有足夠的技術，「我正在重演一條名狗的退化與進化過程。一條維多利亞的達爾文狗，牠被放逐到野地變成賊才能活下去……每樣東西我都偷，除了囚友的麵包」。
人性於此，已完全被踐踏到泥沼中，道德、責任、良知還是本能，沒有標準答案，只是相對性的程度差別。但也是在這最污濁的位置，人可能禽獸化也可能高貴化，《偽鈔風暴》裡道德進化的薩利，戰後攜帶著他偽造的美鈔到蒙地卡羅賭場大肆揮霍，電影的尾聲暗示將重操舊業而再度退化；李維被捕時已近終戰，道德退化到只求生存，盡力適應強迫勞役的要求以及許多的幸運而逃過死劫，努力回到本業和正常人的生活，並且透過散文、詩、戲劇、小說等創作，見證了那一段記憶：「我們僥倖能活過集中營的這些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見證人……多年以後，我曾重讀自己的手記，發現我們這一批殘存的生還者，不但人數極為稀少，而且根本屬於常態之外……那些真正掉入底層的人，那些親見蛇蠍惡魔之人，不是沒能生還，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身為化學家的李維，試圖以理性將自己從仇恨引導開來，在《如果這是個人類》、《復甦》、《被溺斃的和被救活的》和《週期表》等著作中，不斷持續反省、思考和分析，只因為對於任何倖存者，殘存的生命將捲入無可避免的質疑和困惑，包括為何在送入奧茲維茲的6000名義大利猶太人中，只有356名生還。這種難以掙脫的困惑，讓《偽鈔風暴》中的製版工人Loszek，熬過了妻小都死於奧斯維茲的痛苦，卻選擇在重獲自由的當天割腕自殺，也讓李維在長時間的思考後，努力尋出答案來解釋為何有人在囚禁時可以勇敢的活下去，卻在自由之後自行結束生命：「自殺的行徑是人性的而不是動物的，它是縝密思考的舉止，不是衝動或不自然的選擇」。我的解讀是，「活下去」是一場艱困的戰爭，代表的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反抗，每一日的生存都需要極大的勇氣，當最終的勝利來臨時，死亡則成為這疲憊身軀的最後慰藉。1987年，李維在自己家中選擇墜樓身亡，時年68歲，距離終戰的1945已超過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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