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看古典章回小說，大致囫圇吞棗沒太多深思在內，大口大口的吞下如《三國》、《水滸》、《征東》、《掃北》等等刀光劍影的稗官野史，不僅絲毫不以為意，還為著如「一百零八條好漢」、「大好頭顱只賣予識貨的」或「砍頭不過碗大的疤」等諸多豪語而血脈賁張，所以對於以「條」為計數單位的好漢行徑不免心嚮往之，其中尤以《水滸》為最，至於打家劫舍不過為了在亂世中求生存，殺人必如砍瓜切菜，好色即稱奸夫淫婦，這種種完全違法亂紀的行為，都被當朝為官者均是貪官污吏，當地仕紳皆為土豪劣霸等簡單的邏輯給合理化，血氣方剛未及深思也就罷了，如果智慧不跟隨年齡成長…
後人評《水滸》，喜從著書立說者為了反映北宋政治社會亂相、百姓有苦難伸等等角度切入，所以官逼民反成了全書的中心思想，梁山聚義都是替天行道，甚至71回時還開了天眼，掘出石碣，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通通納入上應天象之數。就為了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允許全身血污的黑旋風李逵，抓起兩把板斧將整個莊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砍個精光，也允許梁山泊寨邊繼續設下酒店，一方面打聽聲息邀接來賓，一方面殺人取貨販賣人肉饅頭，至於偷雞摸狗的宵小之輩，好酒貪杯的無賴之徒，地痞流氓、市井混混，只要能進忠義堂，便可搖身成為聚義好漢，與「大刀」、「霹靂火」、「雙鞭」、「雙槍將」等諸多朝廷降將一字並肩，只能質疑著書人一方面藉書批評時政，一方面仍無法掙脫天地君親師的傳統大一統君主思想，更可悲的是，為了成就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形象，所有無辜受戮者永遠失去了面目名姓。
問題在於，即使到了文明的現代，人心、人性多少仍隱藏一些反社會傾向，這些幽暗不為人知的蠢動，電影是個不錯的抒發管道，譬如所有從「教父」以降的黑幫電影，以及從「虎豹小霸王」到「瞞天過海」等好萊塢喜愛的江洋大盜或神偷題材，觀眾觀看這些電影時，可在黑暗的電影院暫時略去道德藩籬，一心盼望大盜不死、緝捕無功，不僅英雄要抱得美人歸，搶奪或偷竊得來的不義之財也要盡情花用。這種幽微心態，與六、七百年前民間流傳至今的水滸故事並無二致，但如果《水滸》便停留在第七十一回，來個「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應該是個大家都能接受的happy ending，可後五十回卻峰迴路轉的受朝廷招安，北征遼國、剿滅田虎、王慶，再南征方臘，梁山泊好漢死的死、傷的傷，最後僅存36員，生存者又遭奸臣所害幾無善終，落得第一百二十回的「宋公明神聚蓼兒窪，徽宗帝夢遊梁山泊」，這種前後落差極大的矛盾，怪不得不斷遭受質疑是否同一人所著。
只是為什麼好端端的看著改編自《刺馬》奇案的《投名狀》，會無端遷扯上《水滸》？其一，「投名狀」三字語出水滸第十一回「林沖雪夜上梁山」，寫到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拿了拜帖上山投寨，卻受到當時頭領「白衣秀士」王倫的忌才排擠，要求他：「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個『投名狀』來」，「旱地忽律」朱貴解釋給他聽：「好漢們入伙，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很顯然，這不是什麼紙狀，純粹只為強梁沆瀣一氣之用，下山隨機殺人便與諸土匪同罪，與忠不忠誠毫不相干，更別扯上兄弟之義。據稱當初陳可辛的新片片名本為《刺馬》，但因為胡志強的一句泛政治玩笑話而更名，無論如何，電影拿來當作結義時死生相托、患難相扶所立下的誓言，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也讓我對港人的中文修養再添負分一分，除非陳可辛另有嘲諷他意。
其二，整部《投名狀》的結構讓我不能不聯想起《水滸》，包括龐青雲在窮途末路下上山為寇，受招安後四處征戰，都可以看到《水滸》裡諸多降將的影子，譬如宋江便是一位。當然此後劇情發展大有不同，梁山泊眾人毫無爭議的視招安為「聖恩」，歡天喜地的「順天護國」起來，兄弟間則一以貫之的同生共死，如果「忠」「義」不能兩全，一概捨忠取義，人人面目模糊完全喪失個性。《投名狀》不同，三兄弟的落草為寇當然有不得不然的悲憤，但兄弟反目的陰影早早便種下，而後的疏離與背叛不過順理成章，在亂軍砍殺中被扭曲的人性才是描繪重點，權力的掌奪更是主要論述。比較有趣的是女性角色，《水滸》裡的好漢從來只愛舞槍弄棒而不近女色，大剌剌的表彰「萬惡淫為首」的大男人思想，唯一的例外是讓眾人鄙視的「矮腳虎」王英。而《投名狀》中用以轉折的重要女性角色蓮生，則毫無自主的捲入屬於男性的征戰中，同樣也無能為力與男性社會對抗，比較起《水滸》中千古淫婦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的悲情與無奈，還真分不出孰優孰劣孰好孰壞，更別提全家遭殺害，卻投入梁山水寨還認宋江為義兄的一丈青扈三娘了！
陳可辛有他強烈的意圖，幾場大廝殺的調度，絕對可以媲美《魔戒》、《300壯士》等戰爭場面，也展現了血流成河、屍首堆積如山的視覺震撼效果，加上考實的服飾背景，比起《夜宴》《黃金甲》或早期的《英雄》好上太多，至少不致充斥讓我作噁的文藝腔對白。只是來到戒之在鬥的我，無復忍受太多過份簡單的解釋，更難接受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英雄主義，譬如《水滸》的前後不連貫，當初誓言對抗的貪官污吏不及宋君也罷，接受招安後折損受封，甚至還有任職於蔡京府下，最愚者莫過天殺星李逵，受宋江下慢毒而死，更別說吳用、花榮跟著自縊。《投名狀》中的趙二虎及姜午陽，或許受人性所愚，蠢則蠢矣，只是比照著受君主思想奴性所愚的梁山一眾，是不是來得合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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