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菜單上的語言／詹宏志
(本文摘自《人生一瞬》, 馬可孛羅出版)
陳原，曾經擔任過北京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以及中國大陸語言改革委員會主委的語言學家，1988年我初次見他的時候已經過七十了。他在《語言與社會生活》(1979，香港三聯)一書裡，提到自己因編字典而在文革被姚文元迫害的往事；他不能明白字典裡提到「Butter」、「Bread」，為什麼就要被目為「崇洋媚外」？外語教材被迫要改教「Mantou」、「Mientiao」 (饅頭、麵條)，他不禁要問：「西方的無產階級難道就不吃黃油、麵包嗎？」
不過，陳原是有骨氣和韌性的讀書人，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牛棚裡一頭栽入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寫了超過一百萬字的筆記，上述的書就是從他的筆記中摘錄六萬字而形成；他另外還寫了《社會語言學》(1984，香港商務)專著一種，洋洋灑灑逾二十萬字，毅力驚人。如果你看到卷末所引的參考書目，涉及的語言包括中、英、日、法、德、義、俄、和世界語(Esperanto)，對一位在這麼困頓環境、全憑自學的語言天才，令人不禁也感到佩服。
但令陳原老先生忿忿不平的黃油、麵包是有趣的例子，在真實世界的移動裡，你的確需要「講得出口」，才「吃得到口」。我自己就永遠不能忘記，第一次出國時，被兩顆雞蛋難倒在餐桌上的窘境。
二十年前的某一天，在我心理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天威難測的報社老闆突然在會議桌上說：「我看你也一起到美國開會好了，明天和我一塊兒走。」一句話忙翻了底下所有的人，誰想到老闆會突然點名這位二十幾歲的傻小子呢？我既沒有護照、沒有出境證(台灣現在沒這種鬼東西了)，更不要說美國的簽證了。但權威的老闆是不容許部屬說不的，報社記者全盤出動，跑外交部的去辦護照，跑出入境管理局的去打招呼，跑新聞局的去拿許可字號(這也是台灣現在沒有的東西)；跑美國在台協會、如今是出名政治人物的外交記者，很委屈地陪我去簽證組和洋人商量，洋大人官樣十足地說：「我不是一再說，辦簽證至少要給我們一星期的工作時間，貴報三番兩次這麼做，我們實在很為難。」
雖然這樣說，那個時代的「特權」倒底是偉大的，我雖然沒真的能和老闆第二天一起就走，但護照、簽證全部辦完竟然只花了四十八小時，第三天我驚嘆莫名地上了飛機，送行的記者還在機場當場要求航空公司把我升等到頭等艙(買的是經濟艙的票)。從沒出過國、從沒乘過飛機的傻小子，就一人上路了。
想想看那個井底之蛙的年代，這趟旅程當然是另一種「土包子放洋記」(The Innocent Abroad)的演出。總之，我先在舊金山下了飛機，住進當時的希爾頓飯店(現在已經變成別家了)。第二天早上，土包子來到觀光大飯店金碧輝煌的餐廳裡，打開菜單，還好，沒有太多不識的「單字」。我心跳加速地點了兩個蛋、火腿肉、橙汁、土司和咖啡，發音標準沒有異樣，但齒如編貝的金髮美女回眸一笑，提高聲音說：「And…How do you want your eggs?」天啊，我搜索枯腸，想不起學校幾時教過蛋的做法，停隔了幾秒(或者幾年？)，我面紅耳赤囁嚅地說：「Scrambled.」
但我最恨Scrambled Eggs(炒蛋)。
翌日到了紐約，我的朋友聽了我淪陷於雞蛋的笑話，哈哈大笑把我帶到一家早餐店去，仔細教我單面煎、雙面煎、老、嫩，以及水煮蛋和時間，加上水鋪蛋(Poached Eggs)等等的說法，這一次，「語境」之為用大矣哉，坐在餐廳裡學食物的名稱，你完全不需要去背它，你聽一次就全會了。
後來我開始有機會到各地旅行，發現「菜單」上的語言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學習，你每學會一個字，就得到美食的回報。譬如我一開始到日本，口不能言，只好尋找門外有食物模型陳列的餐廳，按照塑膠模型旁邊的字樣畫押下來，再拿給侍者看，說：「Kore」。但這樣的美食探訪太令人不甘心了，你明明看到書上介紹了各種餐廳和傳說中的食物，卻讓人可望不可及；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先把五十音背起來，看著菜單猜謎一樣把音唸出來(踫到漢字就痛苦了)，也儘量多記食物的名稱。
有一次來到日本東北的仙台，中午探訪了出名的店家「太助燒牛舌」，太助號稱是日本烤牛舌的元祖，店外大排長龍，店裡頭大片醃過的牛舌放在網上烤得滋滋作響，香味與煙霧迷漫四溢，配上麥飯和牛尾湯，果然吃得又飽又暖和。五十音戰勝了一役，我們也因此信心大增，晚上就在寒風中去排隊仙台另一家名店叫「Oden三吉」，oden被台灣人音譯成「黑輪」，指的是準備好的材料燉煮在高湯裡，以食材和高湯取勝。
好不容易服務生把我們帶到一個榻榻米座敷，留下一份菜單；打開一看，菜單全是毛筆龍飛鳳舞寫的平假名草書，侍者來問的時候，我實在看不出其中玄機，決定用「樂透」的方式點菜，和《猛龍過江》裡初到羅馬的李小龍一樣，我手指點了三、四樣之後，侍應生笑了起來，說這些都是各種生魚片。我再也裝不下去，只好問說：「店裡頭可有人會說英語？」在仙台的鄉土料理店裡，這樣的問句多半是徒勞無功的，但樂透總有中獎的時候；侍應生直直盯著我說：「你真是走運了，我恰巧是澳洲來的。」他穿著全套和式工作服，頭上綁著白毛巾，不仔細看真沒認出他是老外；除了全套名物黑輪之外，他推薦我吃鯨魚生魚片，又跑進跑出推薦我各色土裡土氣的風味菜(他，顯然也很久沒遇見講英文的了)，我們吃得過癮極了，那份毛筆草書的菜單就全不用了。
後來我痛下決心學日文，至少要把餐廳裡的日文學好；其中一個原因是十年前我在一家日商公司工作，接待日本人吃飯的時候，日本人總是指著菜說：「這是什麼？」如果你回答：「魚。」沒有人會放過你：「什麼魚？」就算你僥倖知道魚的英文名字，日本人還是要問你，那倒底是什麼？除非你能說出它相應的日本名字。日本人吃魚是出名的囉嗦，他們不會說「魚」(魚是研究的總稱，吃魚的時候總要叫出精確的名字)。我買了「和英字典」和「英和字典」，碰到魚的名字就背起來，變成中日英三聲帶，僅限於魚的名稱。如果一位講英語的客人在日本料理店說，有沒有「Benito」？我就順口告訴丈二和尚的服務生，那是日文裡的「Katsuo」或中文裡的「鰹魚」。
皇天不負苦心人，你學的食物或料理名稱愈多，你就得到愈多口福，只有研習菜單真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後來在日本路上行走，我再也看不上那些門外有塑膠模型的餐館了，抽象的語言帶我進入實體食物的精髓，叫得出來的，都是吃得到的。
但西諺豈不是說：一點點知識是危險的。我的三腳貓語言政策，常常置我於險地。第一次到巴黎去旅行，一如往常，我在飛機上才開始惡補法文食物名稱，準備下機後大快朵頤，那導遊書上的幾頁會話，也真的讓我吃到上好的鴨肉和烤羊肉，每天在小餐館輕鬆叫份「le menu a prix fixe」（套餐）也不成問題。有一天，在超市的熟食部，看到剛做好的各式肝醬，令人垂涎三尺；我立刻趨前示意，頭上綁著白布的婦人問我要買多少，我才想起來我根本沒學過一百公克要怎麼說，情急之下只好叫出：「Demi-kilo」(半公斤)。沒辦法，這是我學會的法語中最小的重量單位；販賣部的女子瞪大了眼睛，狐疑地看著我，慢慢地把整條肝醬拿出來，切下大半條給我，本來準備賣一整天的，不料我這第一位客人竟買走了一半。
我的教訓呢？我一個星期的早餐都在吃「Baguette」（棍子麵包）抹肝醬，走的時候還沒吃完。但是你不必替我難過，那肝醬美味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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