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的讀書人詹宏志（三）：
你做了編輯，全世界的事你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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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90年代，詹宏志認為，在新電影浪潮那個時期，你不可能用算計的觀點去看待那件事。沒有一件工作是有錢的。大多數時候是因為你有一個碰到困難的朋友，所有人都覺得你應該去做那件事，做到最後，幾乎連身家、性命都要賠進去的。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你在1980、90年代，怎麼會參與這麼多重要的事？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我一直都覺得是在幫朋友忙。如果知道他們會變成大師，搞不好就不敢這樣。我非常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是有才氣的人，可是你並不知道他們後來的遭遇。我會去參加那些工作，都是因為他們是潦倒的朋友，我因為狀況比較好，所有東西都是我在付帳，當時我是唯一有固定收入的人，我就覺得理所當然應該要付所有的錢。
這種情感、胸懷，我猜想比我們年輕的一代，是不容易感受到的。我們那時候很少人會想「權利」這件事，「權利」是一個現代的概念。現在當然鼓勵大家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但是講到自己權利的時候，會覺得很丟臉，要講權利一定只能講別人，怎麼可以講自己？
我在1980年代，剛開始做出版的時候，台灣第一本暢銷理財書剛起來，當時就覺得不能適應。理財這種事怎麼可以講出來呢？怎麼好意思告訴人家，我在追求財富呢？人不是應該要救國、救民嗎？那個理財的書出版時，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impact（影響）。
鍾永豐（以下簡稱鍾）：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很好奇，1970、80年代的時候，烽火雲起，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你不會受到召喚嗎？我知道那時候很多人對陳映真有一種歉疚，沒有去搞那個東西，沒有站在同一個陣線上。你那時候不會有這種被召喚卻沒辦法上戰場的焦慮？
詹：有！我其實也寫過這樣的文章。我那時候在遠流出版社，邱義仁常常跑來，他一面進來一面道歉說：「歹勢、歹勢！有特務跟著我。」他轉一個彎就上樓躲開那個跟蹤者。王榮文就說：「我會被你害死！明天就會有人來查水表了！」
我們雖然這樣說，可是都是充滿愧疚的，他也是讀書讀到好好的，到美國去留學，現在變成沒有正常的工作，也不知道前途在哪裡。尤其邱義仁是一個幕僚，連站到台前的那種英雄角色都稱不上。那時候我們一邊抱怨，但他只要做任何事，要幫誰競選，我跟王榮文就出錢。因為都覺得充滿愧疚。
陳映真要做任何事只要找我，我就乖乖去幫他做這個、做那個。有一些世俗的事，他也會跑來問，譬如說有人倒他帳，或者感情、生活問題，他會找我。我其實比他小很多，但可以幫他處理，或起碼給他一些建議。因為我工作得很早，比較懂人情世故，但我不能拋頭露面，因為會害到我的老闆。
鐵：你在遠流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詹：我進遠流其實是1983年，剛開始我是兼職，因為當時還在開麥田咖啡店，有些工作我是在咖啡店裡做的。1984年才變成全職工作。
鐵：那時候是編輯還是總經理？
我先是做總編輯，後來我因為想要找周浩正來，我跟王榮文說周浩正是我的師父，我不能把他請來做我的工作人員，這樣不禮貌，所以讓他做總編輯，我去做企劃經理，王榮文有點為難，不過也同意了，他就聘了周浩正做總編輯，我去做企劃經理，做了幾個月，王榮文說你做總經理，周浩正是總編輯。
後來我就有一個想法，為什麼只能有一個總編輯？我們可以做一個editorial room，有各種不同的總編輯，所以我就找了第二個編輯室的總編輯陳雨航，又做了學術書的編輯部，由我自己兼總編輯。第四個編輯室找了郝廣才做兒童書的總編輯。最後莊展鵬來做台灣館的總編輯，那時候我們總共有五個編輯室。
鐵：你做到哪一年？
詹：我一直做到90年，之後就去波麗佳音，兩年後又回到遠流，回去了一年，又第二度離開。
鐵：你剛剛說你選擇兼任學術館的總編輯？在你有興趣的知識領域那麼多，為何是選擇兼任學術館的總編輯？
詹：第一個，因為出版學術書一直是老闆不贊成的。你找任何一個人去當總編輯，我就會被為難，但我去做就不太會有人攔著我。第二個，學術書是當時認為不好賣的書，所以我就要負更大的賣書責任，要讓學術書能賺錢。
事實上，我們學術書做得還滿賺錢的，還開始賣《新橋譯叢》。《新橋譯叢》本來是新光吳東昇出版的，負責主編是康樂，耶魯大學的博士。吳東昇是哈佛的博士，他們一個在 Cambridge（劍「橋」），一個在 New Haven（「新」黑文），「新橋」是這麼來的。第一批出去每本書賣不到兩、三百本，退回來兩個輪迴之後，新光的家族就講話了。
康樂問我的意見，我說這個書的工作方式不是這樣做，因為你是把這個書當一般的書賣給各書店，但買的人並沒有那麼多，沒賣掉的書店把書退掉就會有一個印象說：這個書是不好賣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幾個書店，東海大學的書店、清華大學的水木書苑，至少韋伯是賣得不錯的。
照我的看法，這個書應該只印400本發給大學書店。如果400本是發給20間書店，每間賣了20本書，那書店會覺得這個書賣的不錯，就會繼續賣，這個情勢就逆轉了，這跟藝術電影用兩家或一家戲院演是同樣的原理，如果你用院線，兩天、一天就下片了。康樂說有沒有可能讓我來賣那個書？可是那個書是新光基金會出的，我就跟吳東昇講。
吳東昇把這個消息帶回去，說這個是很好的事，結果有人有意見，說這個人看上了搞不好將來會賣很好，又捨不得了。我說：「這樣子，我付錢給作者，也付錢給基金會，新光基金會名字永遠在裡面，因為這是你做的事。」他才同意把書給了我。
後來證明我那樣的工作方式，我只發400本，書的後面都有一個說明，叫「沉默但堅定」。
我會繼續出這些書，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錢做廣告，你如果喜歡這個書，你要告訴我你是誰，你要填讀者資料，這樣我才會能夠降低訊息成本。最後2000本可以賣完了，這個學術書就活下來了、整個系列就活下來了，韋伯的書就不只是活下來，變成一直可以賣的書。還是要有工作的方法，去想溝通的邏輯。
詹：我在編輯工作上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思考者。我願意有浪漫的情懷，但一定要找到現實基礎，什麼東西才能構成工作的結構。
我對出版業最大的影響，就是我改造了出版業的合約。現在我看各個出版社的合約拿出來都可以認得，每一個合約都是我用的合約。在我之前，台灣出版社的合約完全長得不是這樣子，完全是跟現在乙方甲方爭議一樣的，每個都是把作者欺負死的。
鍾：你經歷過那麼多專業，怎麼沒有碰到流行音樂？
詹：我做過滾石的總經理啊！我第一次做唱片是1983、84年，做的第一張唱片是羅大佑的《未來主人翁》。後來做齊豫、潘越雲，還做了當時大家覺得不可能的李恕權。
鍾：當時滾石為什麼會找你當總經理？
詹：我那時從美國回來，在家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三毛（段鍾潭）就來找我了。那時候滾石很小，辦公室只有六個人，營業規模也很小，也養不起老闆，所以三毛在王安電腦上班，二毛（段鍾沂）在中影上班，我當總經理，每天要寫一個工作日記本，因為他們晚上要看白天在做什麼。
做了一段時間後就覺得自己不合適。我的作息跟大家不一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都是傍晚起床，晚上才進錄音室，還要聊天、暖身，真正開始配唱可能是午夜12點。我都早上5點鐘起床，8點已經進辦公室，但白天我是約不到任何人的！所以作息跟我不是很合適。
在滾石上班，沒有人沒有事，我把書拿出來看，同事來敲門，我還很緊張趕快放到桌子裡。可是在報社工作、出版社工作都沒有這個問題，我上班看書很合理，這就是我的工作。我是個學經濟的，我同學多少人都在銀行，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去那個地方，只想找一個上班可以看書的地方。
1990年代初期離開遠流的時候，又去做波麗佳音，也是三毛找我。波麗佳音是台灣滾石、香港嘉禾跟日本波麗佳音共同合資成立的公司。我又做了一年的總經理，還把倪重華找去，出了林強的《春風少年兄》，出伍佰的唱片、黑名單工作室，做了一年就辭職。
日本的波麗佳音希望我能夠幫他做亞洲曲目發展的顧問，所以我又做了一年日本A&R的顧問，但不合適啦！我對創作沒有任何貢獻。那個都是社會上已經有積累，要爆發出來的時候。我人在那裡，我對那樣的事是有感覺的，我是支持這個事的，但我不是發動這個事的人。
鐵：這就是你的角色，辨識出重要的趨勢或創作，然後把它賣出去！
詹：也不見得都有很成功，我賣林強賣得很成功，可是我賣伍佰第一張沒有賣成功。我們的確是看到它的可能性，但是那個時間可能還沒有完全對。我當時也簽下了張震嶽，但我離開的時候，張震嶽還沒有出唱片。
Landy（張培仁）那樣的人比我更合適。他說他是我徒弟，但他做得比我好很多。我在當時幫很多人寫歌詞，但我的歌詞幾乎都不是原創的，大部分是改歌詞。製作人不滿意歌詞，不好意思找原作者，譬如說，詞是吳念真的，不好意思找吳念真改，就跑來找我說。所以，很多歌都跟我有關，但我都沒有名字，我都是那個改歌詞的人，我是個救難隊啦。
鐵：開玩笑問一下，聽起來你那時候也是常常覺得不合志趣就離開，直到後來自己創業。
詹：我換工作是出名的，羅大佑就嘲笑我：「你應該開個名片展！」
大部分時候都是我覺得自己不適合了就離開。譬如我做新聞工作，在《中國時報》，可能被人家看成是明日之星，但我就覺得我完全不對，因為我的朋友王健壯他們是對新聞反應很敏銳的人，而我是每天後悔的人！
我做的是副刊，可是我也要講新聞。譬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宣布——其實第一個在副刊上做這個報導也是我。第一次是在瘂弦那裡，以撒辛格得獎，一個晚上把他的小說譯出來，把他所有的故事寫出來，整個晚上換版，第二天再訪問到他本人。
從那之後，《聯合報》跟《中國時報》每年都會在這時間上競爭。後來我到了《工商時報》如法炮製，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公布，整個晚上就開始工作。我可能沒有讀過他東西，但用一個晚上，囫圇吞棗地寫一整版出來他到底幹了什麼。
有一次我做完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二天去訪問蔣碩傑，他說：「我今天早上看了各報，講經濟學獎，你的副刊做得最好！」我就覺得很羞愧，如果我多一天，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沒有一天的報紙是被我完成的，每一天都是被我遺棄的。Deadline到了，你就必須結束。
後來我去做《時報周刊》總編輯，那是週刊，禮拜三出刊，禮拜二晚上得熬夜，總編輯簽版下去就天亮了。禮拜三白天會睡覺，下午3點鐘我們回到辦公室檢討當期雜誌。禮拜四大家還懶洋洋的，禮拜五開始有點著急，禮拜六所有採訪人都找不到，禮拜一就火燒屁股了，明天要交稿！
到禮拜一、禮拜二，整個屋子像瘋人城一樣，搞到禮拜二晚上，每個小時大家大呼小叫，最後做完，又睡一覺、又變懶洋洋。就變成按照雜誌的節奏生活。後來離開周刊的時候，我當時跟王榮文講說：「我寧願一年寫12本書，也不要編雜誌！」那個節奏制約著你。
書是顛倒過來，它有多種節奏，你可以自己想，比如說明天要舉行奧運，我今天要出一個奧運觀戰手冊，我一禮拜連寫帶編都可以做出來。我如果編一個百科全書，可能花十年、二十年，所以它有多重節奏，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所以我在做報紙的時候，我每天都很後悔，都覺得我沒有做到我該做的事。真正做新聞的人不會這樣子的！昨天的事，他立刻就忘掉，今天的事有很強的動機，那才是做新聞的人。我想一個事情那麼慢、那麼長，應該做別的事。
我大部分的辭職都是這種內在的。外在的也不是沒有啦，但是這一部分比較少，因為我個性其實算是好相處，不太跟別人起衝突，我覺得我們之間有矛盾，我就走了，我不會到了要兵戎相見的地步。我一直在找自己適合什麼。我找到書的出版社，一度以為那是我一輩子的工作，我一度以為，我會一輩子在遠流。
鐵：離開波麗佳音之後的下一步是創辦PChome？
詹：PChome是1996年創辦，我中間失業了好多年，是在家裡。在那之前我出過錢，促成了某些創業譬如《商業周刊》，但是我沒有真正自己處理一個事業，之前都是個經理人。
鐵：而那正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電腦開始普及，網路開始出現。
詹：也不是，我也說不上來。我覺得，從那之後的career都是多出來的。包括今天也是，我都覺得是多出來的。我也不是說，現在這個事不好，但真的不在我人生想追求的東西裡面。
鐵：你現在最想做的還是某一個意義上的編輯？
詹：對，某一個意義上的編輯工作，那個的確是我心裡最嚮往的。
鐵：PChome現在是巨大的電商平台，但回到今天的主題，對你來說，這裡面是不是也有一種編輯的哲學？
詹：不能說沒有。你做了編輯，全世界的事你都可以做。你就是各式各樣的matches（媒合），你要認出各式各樣的元素，也需要各式各樣的策展的概念。不過，這畢竟只是你要促成的交易，這對我來講很難滿足。
「做完交易又如何？」你做出版社是要做兩件事，你又要做生意，但你又要懷藏某些價值，但只是做到生意去，就沒有後面那一面。想要做two-face（雙面人）不可能，一個工作解決兩個內心的願望，這個事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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