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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那些我曾流連的城市（之二）╱詹宏志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7月

 

本文來源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724/1604276/

 

 

 

紐約市是我真正見識到的第一個「世界之都」，在80年代初，光講她住民的複雜性，好像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都來到這裡，都啃咬了大蘋果一口。我工作的廠辦合一的場所位於皇后區，搭地鐵七號線可達；不遠處的人口密集處是一個叫Elmhurst的小區，我偶爾會到街市去買東西，走在那個街頭上，我可以感覺到人種的多樣性，印度人、華人、越南人、非洲人、希臘人、東歐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膚色琳瑯滿目，口音紛沓嘈雜，服裝也是多色多樣；根據美國統計局的資料，在80年代Elmhurst這個小區，人口不過七萬，卻來自112個不同的國家！如果世界上有真正的民族大熔爐，或者是民族大雜燴，紐約市的確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奇之地。

 

穿越皇后區的紫色七號線因為亞裔族群眾多，有時候被戲稱為「東方特快車」（Oriental  Express）；當我每日坐著東方特快車地鐵，一路往西，進入曼哈頓城中，車中常常看見面容特徵難以形容的人種，我甚至說不出他們究竟來自何處。他們有的人服裝簡樸，深藍色丹寧上衣，看起來是勞動階級，可是有時候又戴著斯文眼鏡，圓形鏡框之後是一副深沉憂鬱的雙眸，他（她）是誰？淪落到紐約之前他（她）是做什麼的？他（她）又為什麼來到這裡？

 

都是天涯淪落人吧？我可以想像。離鄉背井來到紐約也許是追求夢想，或想給小孩一個美國夢實現的機會；但也有可能家鄉正在烽火連天，安居已不可能，他們必須遠走他鄉，尋找喘一口氣的安身之處。在他的家鄉，他可能是一個詩人，一個鄉村教師，一個廟宇的住持，但在這個陌生之地，他英文殘破，人脈網絡稀疏，可能在餐廳打工，收廚餘與垃圾，或者在賣場後方清理膠袋與紙箱，上流社會離他很遙遠，舒適與安全離他也很遙遠。

 

不是他們如此，我自己也何嘗不是？我坐在地鐵裡，必須搖晃一個時辰才能進到城中；我有時候也不免心事重重，覺得前途茫茫，顯然我望著窗外發呆出了神。旁邊那位看不出哪裡來的乘客也正打量著我，他大概也看不出我的來歷（那個時候還沒有排山倒海的中國移民），他露出友善的微笑，用帶著口音的英語問說：「嗨，我的朋友，您從那裡來？」

 

「嗄？喔，嗨，我嗎？我台灣來。」

 

「Thailand？」

 

「不，不是泰國，是台灣，在南中國海裡的一個島嶼，聽說過嗎？」

 

對方露出一個歉疚的笑容，搖搖頭。但他並不氣餒，又問：「您在紐約是做什麼的？」

 

「我在一家中文報紙工作，我是個編輯。」

 

「Hmmm，how  interesting，我不知道紐約有中文報紙。」

 

我真不知道從何說起，我應該告訴他嗎，紐約有十幾份中文報紙？有的橫排，有的直排；有的右派，有的左派；有的支持國民黨，有的支持共產黨；有的用西元紀年，有的用民國紀年；立場鮮明得很呢。而且，這些在美國土地上的報紙，對美國政治不感興趣，對紐約市的市政與治安也不甚感興趣，更別說她的文化與藝術了；它們每天記錄爭吵的，都是九千公里外的大陸政治與海島政治（我也不能忘掉還有代表香港的報紙），各自以它們所代表的立場，意氣昂揚地或色厲內荏地，大聲喧嘩著。

 

我解釋了一下，但我像是個在火星發放革命傳單的人，這位紐約老鄉看來是無法明白的，可也無所謂，他的家鄉可能也有另種矛盾與困難，我也是無法立刻明白的。

 

我在紐約的銀行開戶，每個月把領到的薪資支票存入銀行的自動櫃員機中；我申請了社會安全號碼，理論上我應該用這個號碼看病、領失業救濟金，但我從沒有用過，我只用過它申報所得稅，把山姆大叔拿走的錢又要了一些回來。我也在紐約的銀行申請了我生平第一張信用卡，那時候台灣還沒有國際通行的信用卡，這張卡片我用了很多年。

 

我在紐約認識了大量的藝術家，有的已經成名了，有的還在奮鬥中，有的則剛下飛機，還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有一批畫家早年從台灣來，在紐約已經建立了一席之地，已經有知名畫廊經紀他們的畫作。他們大概都度過一些苦日子，他們的眷屬（通常是太太們）通常先建立了一些世俗事業，像開家中國餐館、洗衣店，或者做賣屋的經紀人；畫家們還沒成名時，通常仰賴太太們的犧牲努力賺取生活之資，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全心創作。新來的畫家則還在尋找機會，但連開餐廳的機會也困難了。

 

很快地，我發現我也是有「權力」的人，因為我是握有報紙版面的人；每當我新認識一位藝術家，發現他（她）的迷人之處，我露出熱心的表情，說：「有可能讓我為您做一個報導嗎？」那本來只是我應做的工作，但對於苦於缺少「聲量」的藝術家們，這句請求好像是天上的樂音。幾個報導之後，城中的藝術家們就奔相走告，有一個新來的年輕人，可以把你送上報紙的版面……。

 

這一次，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輕的女攝影師，面容姣好的她充滿歉意地說：「我不能說中文。」我說：「沒關係，只要你不介意我奇怪的英文。」

 

她從身邊的大畫袋裡拿出大張攝影作品，把咖啡廳的桌子立刻蓋滿了；都是空無一人廢墟般的紐約街景，很震撼人的視覺，畫面是黑白的，但空中似乎有一種飄浮之物，像塑膠袋一樣，但它是有色彩的。每一張都是這樣，一個空盪盪的街景，鬼域一般，街景的某一角有一片不同形狀的飄浮塑膠紙，它有淡淡的顏色，有的是紅的，有的是黃的，也有藍的、綠的。

 

「這是什麼？」我問她。

 

她面容沉了下來：「這是我，一個亞洲人在紐約。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我以為我是美國人；但我不是，我只是風景裡的一塊透明塑膠布，我有顏色，但我不存在。」

 

「所以這塊塑膠布是你的宣言。」

 

她睜大眼睛，堅定地說：「是。從前我拍的東西，沒有人理我；後來我在每一張作品放上一塊塑膠布，大家就看到我了，現在，他們要給我一個攝影展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