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沙漠三人行／詹宏志
（本文摘自《戈壁沙漠》, 馬可孛羅出版）
沙漠與美文
我有時候覺得奇怪，似乎沙漠環境最能淬煉詩人。「沙漠旅行家」所貢獻的旅行文學不但佳作輩出，而且往往精湛內歛，最令人深思低迴。就拿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來說吧，他在一八八八年所寫出的那部不朽巨作《古沙國遊記》（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敘述的雖是他在一八七五年後數年之間浪遊於漢志（Hejaz）與內志（Nejd）一帶的行蹤舊事，但用的卻是古聖經的文體，詩樣的文字使得全書充滿著古雅寧致的氣氛，故事彷彿不曾真正發生，也不可能消褪流行，一種時間永遠靜止的狀態；你好像可以每天讀一段，而且是任何一段，每一段文字都是千古以來不變的歷史陳述，都能讓你有回歸古典、身心安頓之感，而不只是了解一個事蹟，或傾聽一場冒險。
查爾士．道諦的沙漠旅行後繼者，像「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 a.k.a. 'Lawrence of Arabia', 1888-1935）、或者是今世最後的大探險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他們不約而同也都採用了近乎詩的冷凝語言，來記錄自己的行蹤並抒發內心的情懷；「沙漠作家」很少把沙漠之旅只當作是一場熱鬧或嬉戲，很少用比較誇張報導式的語言來談它（就像其他地理環境的旅行者常做的那樣）。但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沙漠旅行者特別容易擁有文學感性？或者說，為什麼沙漠旅行竟與「美文」或詩彷彿有種神秘的內在連結？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艱困」（hardship）。台灣本土的旅行作家王志宏在評論塞西格的《阿拉伯沙地》（Arabian Sands, 1959）時記述自己的經驗說：
「老實說，我並不喜歡沙漠。十幾年前我到過撒哈拉沙漠，然後是七年前在新疆的塔克拉馬干沙漠鑽了兩個星期，然後連衣索匹亞阿法區的丹那基爾沙漠也曾拜訪過。
衣服裡有沙子，睡袋裡也有沙子，喝過的水有沙子，吃飯時每口咀嚼都拌著沙子的清脆聲……，當太陽出來，幾乎沒有任何天然的東西可以阻擋陽光，而周遭的沙子又是最佳的反射，如此直接了當的酷熱，當下頓然生起了無生機的感覺，並進而懷疑起世界的盡頭莫非是止於此。
不單是如此，即使離開沙漠許久以後，可能在上衣或褲子的口袋深處，可能在背包的夾縫中，仍不時地會抖出宛如眾多小惡魔般的金黃沙粒出來，一再提醒你曾經在地獄邊緣徘徊過。」
這個來自台灣旅行者一手的告白，見證了其他西方沙漠旅行者反覆說過的話，即使是那位被好萊塢電影描繪成無可救藥的浪漫的「阿拉伯的勞倫斯」，當他提到沙漠民族的生活時也只能說：「貝都人生活方式是艱苦的，即使對土生土長的他們也是如此，對外來者簡直是恐怖：那是一種活著的死亡。」
「活著的死亡」，一句生動的描述，道盡了沙漠生活對旅行者身體與意志的折磨與考驗，而這種考驗也往往形成一種新的「生命哲學」，改變了旅行者自己。當本世紀「最後的探險家」塞西格被問到為什麼熱愛沙漠時，他淡然回答說：「沒有人能度過這樣的日子而不改變。他將帶著一種沙漠的印記，那種印記在遊牧民族身上的標記，不管多麼微弱；而且他的內心將一再呼喚他回去，或強或弱但看其天性。因為這個殘酷大地所給的咀咒，其他天候將無法比擬。」塞西格自己正是帶著這種「沙漠印記」的人，從此他將只認同物質艱苦的生活，而不愛文明與安逸，他後來更相信「生活越清苦，人格越高尚」（the harder the life, the finer the person），進而拒絕一切物質的誘惑。
沙漠生活的艱難孤絕，像是一場修煉歷程，你無法脫逃那對身體心智的煎熬考驗，你只能「經常口渴而永遠飢餓」，艱困的外在讓你只能向內在搜索，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這是眾多沙漠旅行家滌盡塵念，變得超凡入聖的原因吧。
第二個理由可能是沙漠獨特的單純之美，一種既像是一成不變又像是千變萬化的獨特地景。在《戈壁沙漠》（The Gobi Desert, 1942）裡，作者就提到這一點：「甚至沙漠的單調線條，當進一步了解，也有它微妙變化的一面；從大筆觸看來相似的景觀，細審之下也都各有清晰可辨的特色。」但作者又提到一望無際的沙漠地景所帶給旅行者感受的另一個特色：「孤絕激發反思，空曠則給我們正確的比例概念，寂靜驅除瑣屑。」什麼是「正確的比例概念」？作者指的可能是「與廣大天地相比的人類之渺小」，這豈不是很像「阿拉伯的勞倫斯」所描述的沙漠行軍景觀：「夜晚，露珠沾漬我們，沉默的滿天繁星讓我們瑟縮得無比渺小……。」沙漠沙丘的單純與單調、無邊與無止、寂靜與死亡，共同構成一種不可言說的「美感經驗」，伴隨著它帶來的身心煎熬，那是一種淬煉詩人刻骨銘心的沈澱、反思與靈感吧。
旅行與宗教
每一個艱難困苦的沙漠都曾孕育一群出色的旅行作家，阿拉伯沙漠如此，撒哈拉沙漠如此，中國西北的戈壁沙漠更是如此，當中更包含一組出色的近代考古探險家；但今天我要介紹的旅行者與旅行書寫者卻有一點不同，她們西出嘉裕關，走進危險的沙漠另有理由，她們不是為旅行而旅行的人，她們是為奉獻上帝而旅行的人。
如果我們觀看一部旅行史，就會發現旅行的發生有諸種原因。一開始，人類社會先有「軍旅」，指的是軍事征伐行動本身就包含人群的移動和補給，這是旅行的第一義，古代漢字象形，「旅」字寫作旌旗之下列隊前進的人群，所象徵的正是一支行進的軍隊，只是那圖象景觀今天看起來更像導遊舉旗領導的日本觀光團罷了。然後而有「商旅」，比較利益，貨通有無，從此地到彼地，這也是最古老的旅行理由，所有歷史上「大旅行」路線其實指的都是商旅（產品運銷）的恆常旅程，橫跨戈壁沙漠的「絲綢之路」，正是這樣一條舉世著名的商旅之路，千年駝鈴不斷，人貨川流不息，只是不留旅行者之名而已。
進香朝聖的「靈旅」，當然也是另一個古老旅行活動，往聖城的路上充滿著「中途之家」（hospice），香客與信徒則滿懷敬虔，絡繹於途，形成一條一條踏破鐵鞋的旅程，每年往麥加的回教徒朝聖之旅，所謂的Haj，就是其中最有名的靈旅路線之一；捨此之外，十八世紀以後盛行的博物考察與考古發掘，是另一種新興的旅行形態，也許可以稱之為「學旅」，達爾文乘小獵犬號周遊世界，採集標本，觀察生態，或者約瑟夫．虎克（Joseph Hooker）上喜瑪拉雅，考察植被，都是博物研究的知名旅行；而人類學家或考古學家，深入古地或蠻荒，則是另一種行程繁忙的學科。
旅行的理由，當然還有其他，當今的觀光旅行號稱「休息是要走更遠的路」，那正是休閒式旅遊的概念，可稱「休旅」；無所為而為的旅行，只求內在的更新啟發，顛沛於路途的「正宗旅行」，也許可以稱之為「修旅」，修者，修行也，既然求的是一己的心靈收穫，無非是通過旅行達成自我改良的企圖，描述它為修行應該還是對的。
寫出《戈壁沙漠》暨其他多本旅行書的「作者們」（她們旅行時是三人行，寫作時則是二人聯手）就是另一種「靈旅」的代表，她們的身分是深入異邦的傳教士，歷程很可以借旅行文學名編輯珍．羅賓遜女士（Jane Robinson）用過的一個標題叫「耶穌同在保平安」（Quite Safe Here with Jesus），她們的旅行動機與勇氣全來自於信仰，她們是傳播上帝話語的人。
這三位曾經五次橫越戈壁沙漠的傳奇女傳教士「三人組」（the Trio，這是她們自封的稱號），其中兩位是姊妹，分別叫做依凡潔琳．法蘭屈（Evangeling French）與法蘭西絲卡．法蘭屈（Francesca French），另一位則是同教會的姊妹密德蕊．凱伯（Mildred Cable），都是法國人；依凡潔琳最年長，她生於一八六九年，二十四歲赴中國，加入中國內地教會（China Inland Mission, 簡稱CIM），在內陸從事傳播基督教的工作，一九○○年義和團亂起，依凡潔琳僅以身免，逃到英國；一九○一年她再回中國，隨身多了一位年輕助手密德蕊（她比依凡潔琳小九歲）；一九○九年，比依凡潔琳小兩歲的法蘭西絲卡也到中國加入而成三人行。這三位戴著眼鏡的女「洋鬼子」從此展開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旅行傳教工作，一生幾乎都奉獻給了中國。
她們本來先在山西傳教，後來聽見基督教所說的「聖靈召喚」（the call），乃決心出塞外，入沙漠，要向新疆一帶的住民傳播福音；三人初渡戈壁是一九二六年的事，這時她們三人之中最長的依凡潔琳已經五十七歲，最小的密德蕊也已四十八歲，橫越沙河的英雄事蹟對她們來說，本來略嫌太老，別忘了這是連大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也差點送命的危險之地。但是，也許真的是耶穌與她們同在，並保她們平安，她們雖然歷經險阻，卻仍能樂天知命，不僅橫越戈壁沙漠多達五次，更流連於沙漠綠洲各部落間長達十五年，因而成為一則不朽的旅行傳奇。
三人都終身不婚，奉獻宗教事業；一九四一年她們從田野退休，一九四二年寫下這部最膾炙人口的旅行經典，依凡潔琳此時年已七十三歲，執筆的法蘭西絲卡和密德蕊則分別為七十一歲和六十四歲，但有一種潔淨的赤子之心洋溢於書葉之間，一種樂觀，一種謙遜，一種幽默，一種老於世故的成熟慧黠，一種簡單的信仰，一種像詩人一樣寧靜冷凝的觀照，透露在字裡行間，這就使這本書有別於其他寫戈壁沙漠的驚險刺激，成為一部含蓄的經典。對中文讀者來說，看她們出塞外，帶著的不是流離遷徙的哀怨，而是一種關切同情的眼神，她們充滿溫情記錄各種西僻之地的人情與世情，生活、風俗與言談，這些都是已然消逝的人間。在夾雜著一點點異國情調的敘述之中，我們追憶到若干昔日自己的身影，既陌生又熟悉，另有一種難言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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