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本書比它更透徹地描述、分析了中國的隱患！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大篇幅報導
中國的陷阱
The Prim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 何清漣 (He Qinglian)
類別: 政治，財經，中國局勢系列
頁數：412
發行日期：97.10
ISBN 1-896745-50-4
售價: $21.00
內容提要
這本書獲得中共高層某些官員私下的好評，也獲得學界許多人士的推薦，但擔憂內容太過敏感冒犯政治禁忌，很長時間中國大陸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於出版。
當《中國的陷阱》由明鏡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半年之後，其中數萬字被認為敏感的內容遭刪去，並更名為《現代化的陷阱》方才在北京出版。
被視為江澤民幕僚的劉吉是這本書的支持者，並為之作序，曾經約何清漣進京長談了五小時。劉吉說，「這本書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筆。」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對這本書進行了大篇幅報導。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自發私有化進程」中，以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作一縱軸，通過幾次資本積累高潮來展示﹕中國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什麼樣的方式，來完成這一在其他國家需要歷時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過程，以及國民是在一種怎樣的經濟倫理觀念支配下展開追求財富的活動。在下篇「危機與選擇」中，具體分析社會對自發私有化進程的不良反應，以及一些對中國未來發展將起巨大影響的那些社會問題。
作者簡介
何清漣，女，中國湖南省邵陽市人。1988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任教。現居深圳。
其主要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該書收入《走向未來》叢書中出版。1996年此書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收入《希望書庫》再版﹚。並參與《中國現代化史》及《關鍵時刻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27個問題》的撰寫工作。近年來以國情研究聞名於中國知識界，其論文主要見於《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與《東方》﹙北京﹚，其中《中國當代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中國股份制﹕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財富與貧困──現階段貧富分層評析》、《權錢交易﹕中國當代尋租活動的特點、途徑及社會成本》、《經濟學理論與屠龍術》等文均產生較大社會影響，受到海內外學者廣泛的好評。
編輯薦言
在看過這本書的初稿以後，認為這本書的問世有兩個意義﹕一是書中所談到的所有問題都是中國現在應該研究而沒有研究的問題，此書的問世將為中國的經濟學、社會學開拓新的研究空間﹔二是為惶惑的理論界人士及政府官員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石小敏
「在這30餘萬字書稿的字裡行間，反映了作者富有深厚的社會良知、社會正義感、社會責任感和呼籲社會健康發展的強烈愿望。作者對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各種社會弊端，特別是腐敗問題，透視深刻，分析精闢，無疑是一部有價值、有份量的著作，將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國家體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長鄒東濤
「何清漣女士有關中國國情的學術研究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此種評價為大陸學術界先進所共識，1996年1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時亦聽到相仿的看法。她的這部書稿，是多年來社會學與經濟學調查研究的結晶，無論是材料內容或理論概括，都對今日中國改革具有不一般的意義，而且將成為歷史進程的一塊里程碑。」－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尤西林
「何清漣的研究已佔據了中國國情研究的一個制高點，我雖然不完全贊成她的觀點，但我相信她這本書是本能夠留下來的書。以後要研究中國轉型期的經濟社會問題，就必須讀她這本書。」－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
何清漣女士對中國國情的研究，「具有相當強大的穿透力，在國內外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中顯得特別具有生命力」。
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太平洋亞洲研究院研究員丁學良何清漣為文「是在用直接的生命感受推動自己的思想，具有現實感強、觀點銳利而準確的特點，是我評價最高的幾位極具現實品格的學者之一」。 －著名作家韓少功
導讀 敲門者的聲音
——為《中國的陷阱》而作 朱學勤
對於經歷過八十年代思想啟蒙與文化討論的這一輩人來說，何清漣的名字並不陌生。她在一九八八年所發表的《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曾引起社會普遍的注意。那時的思想啟蒙集中於文化討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由此形成無人不談文化、無弊不歸之於文化的時尚，至今流弊尚難成絕響。何清漣似乎很少受這種風氣影響，她那本《人口﹕中國的懸劍》，直接刺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限制——人口與資源之比，使人在當時過於寬泛的文化討論中猛然驚醒，開始認真考慮在那些什麼都能包括但什麼都不能回答的文化「根源」之外，還有更為切實的問題需要正視。此後，作者南下深圳，有過八年學院外的經歷與思考。在沉默了三四年以後，我們間或又能從一些思想界的前沿雜誌上，看到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且頗有說服力的國情研究文章。八年以後，她又回來敲門。這一次敲門，她為中國的思想界帶回了什麼呢﹖
首先應該感謝這本書所做的充分資料準備。在寫這篇序言以前，我徵求了能夠接觸到的經濟學界朋友的意見，對她的思想持反對與贊成意見者各佔一半。但有一點卻很一致，那就是大家都對這本書的資料依據有公正的評價。其實那些資料並不神秘，在各種公開出版物中俯拾皆是，只是等待有心人去收集整理。何清漣憑她對社會轉型問題的經驗性體驗，躬身採集這些在一般學者眼中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遍地荊棘」，堅持數年，終於為她的批判理論鋪墊了堅實的統計學依據。這種從公開出版物中採集資料，依次推理的研究方法，結果卻發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這工作過去也有人做過，那就是與何清漣同在廣東的何博傳先生。何博傳的書名是《山坳上的中國》，正好與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前後相呼應。
《中國的陷阱》採用實證研究方法，用大量資料數據和事實說明，中國各項旨在為民眾謀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權力這隻嚴重變形的手操縱之下，引起的種種事後不良反應及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並強烈呼喚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轉型期經濟社會問題時，必須將人文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相結合，尤其是要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本書中提出恢復經濟學這個大家族的心臟——政治經濟學的古典含義，研究與國家資源有關的財富的分配問題，並呼喚在中國盡快建立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以便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設計合適的法律框架。
在中國，經濟學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它有著特定的政治內涵。中國大陸的改革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課題，誰也不會否認它的經濟實效，但是誰也都知道它的公開秘密﹕這只是一場局限於經濟領域的改革。純經濟改革呼喚出「純經濟理論」，即這些年來經濟學界人士所建構的單一經濟學。這種單一經濟學理論只就經濟談經濟，似乎中國的經濟結構沒有任何政治細胞，是從一種經濟結構朝著另一種經濟結構的演變。而經驗常識卻告訴我們，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結構的產物。套用馬克思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來形容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計劃經濟體制來到世間，每一個細胞都滴著政治」。中國的經濟學怎麼會在一個早上就變成了只研究單純的經濟結構，只需就經濟談經濟﹖不能一概否定這十幾年內中國經濟學界所做的種種努力，但是也不必諱言，迴避中國經濟結構的政治內涵而奢談改革，有時確實像在編織「皇帝的新衣」，一口氣編了將近二十年。
十九世紀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曾被馬克思斥之為「庸俗經濟學」，而他將自己創立的經濟學派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創始者的勇氣已經被他的後裔閹割殆盡，以致在談論一種徹頭徹尾來自政治設計的經濟結構時，可以迴避它發生學意義上的本來內涵，只圍繞著它的經濟外觀打轉。這種理論的庸俗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被馬克思所抨擊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卻公然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旗號。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在哈佛做短暫停留時，曾與一位美國教授談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及其理論現狀，那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為我們不談政治的經濟學取了一個尖刻的名字，稱其為「No Heart Economy」，即「沒心沒肺的經濟學」。「No Heart」不僅指明了這樣一種經濟學在理論形式上的空洞，而且還指出了理論持有者在價值立場上所持的虛無狀態，實在是入木三分。仔細想想，經濟制度及其經濟運作方式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如中國這樣具有其深刻的政治內涵﹖如果在中國這樣的國度研究經濟問題，都可以置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亦即「社會的制度環境」﹚於不顧，那麼馬克思當年的努力真是全白費了。
與此相關的是對於改革代價的探討。比如人人都切齒痛恨的腐敗問題，很顯然已經不是道德領域能夠解釋的問題，它是一種結構性腐敗，是根源於特定體制、特定改革路徑所產生的政治之癌。更可指責的是一部分學者不僅閉眼不看腐敗對中國改革所造成的巨大傷害，還提出「腐敗有理」，「腐敗有利」論，將腐敗列為改革所必需的社會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腐敗是以體制外經濟資源贖買體制內權勢的方式，它既能使體制內的權勢者和平接受一場經濟資源的轉移，又能使體制內的僵死資源援接到體制外再生，重新進入擴大再生產過程﹔腐敗的結果是新事物消解了舊事物，新體制消蝕了舊體制。何清漣這些年來職業變換頻繁，這有助於她從各方面瞭解轉型期所發生的現實。她根據自己在企業工作過的實際經驗與深入調查，認為這種「腐敗有理」論，至少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理論。我注意到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根據筆者多年來與不少局內人交談而產生的調查體驗，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大約是7﹕3，即每流失1萬元國有資產，其中有70％的資產要作為掩蓋這種流失的「成本」，在無數中間環節流失、沉澱﹙其結果是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型發展﹚，那30％也還不一定能轉化為國內的生產資本，相反倒是轉化為國外的購買力，大量的事實表明，越來越多的人將來源不明的財產大規模地捲逃至國外。反過來說，如果一個腐敗者貪污到手了3萬元，國有資產的損失絕對不是這3萬，而是要以10萬來計算。以此觀之，腐敗絕對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動社會轉軌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我甚至希望透露這一調查數據的局內人有誇大的成分。但在本書的第五章「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大量的數據卻非常明白地告訴讀者，這是在中國每天正在發生著的現實！
每天流失1.3億國有資產，途中消耗將近一億，最終抵達目的地的只有0.3億。這0.3億還並不投入擴大再生產領域，而是轉移為黑箱操作的投機資金。如果說這是改革的「成本」，那麼這樣高昂的「成本」早已遠遠超過了產出，這種「入不敷出」的「成本」是任何一種理性社會都難以承擔也不堪承擔的。改革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運行，很有可能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已經被它的高價「成本」吞噬殆盡。也許正是看到了其中蘊含的危機，何清漣才立意要將她的書名題為《中國的陷阱》。
對於這些年來被經濟學界、社會學界炒得火熱的「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等話題，何清漣同樣鮮明的表達了她的不同意見﹕
「這些認為腐敗有利於推動社會轉軌，並斷言以腐敗為手段獲利的利益團體會進行努力建立法治社會秩序的人，全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想要消解的『舊體制』，即極左型專制已不是轉軌時期的主要社會問題，因為在新法規不斷出台的今天，腐敗所要消解的就是這些新的法律約束。而腐敗泛濫的最終結果只會是目前已露初兆的『黑權結合』﹔腐敗推動的『社會轉軌』，其路徑指向一定不是知識分子天天在紙上型構的『公民法治社會』，只會是高度腐敗的金權政治或政府和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意大利模式』。」
我是同意這一觀點的。二十年前，顧准先生在其遺著中已經指出，改革有兩種前景，沒有法制體系﹙指的不是「人治的法制」，而是指「法治的法制」﹚保障的經濟改革只會產生「意大利模式」，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部分學者在討論「公民社會」與「中產階級」這些概念時，滿足於移植外來學理符號，卻不正視每天在自己腳下發生的現實。問題不在於「公民社會」、「中產階級」這些名詞的抽象意義，而在於產生這些現象的歷史條件。可以說，有什麼樣的歷史條件，就有什麼樣的「公民社會」與「中產階級」。在今天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可能產生各種畸型的社會模式，畸型社會當然也有自己的認識價值，可以叫做「意大利模式」，也可以叫做「西班牙模式」，惟獨不會有韋伯筆下的「中產階級」或哈貝瑪斯筆下的「公民社會」。如有之，那只能是知識界繼八十年代「文化熱」之後炮製出來的又一學術泡沫。而學術泡沫層出不窮，與經濟泡沫「交相輝映」，本身就是轉軌期社會現實的一種映象。
何清漣在書中引用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的話，呼籲研究者反思經濟學的本質﹕經濟學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的科學，歸屬於「社會性」而非「技術性」範疇。研究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其視野尤須擴展到經濟學之外。並重申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告誡經濟學同行的話語﹕用自然科學的專業思維來考慮社會問題，將不可避免地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其實也是在呼喚人文學界的朋友幫助她突破「No Heart Economy」的圍城，打贏這場論戰。但是，人文學界能夠支持她的資源實在有限。當浸淫於「No Heart Economy」的人士在編織「皇帝的新衣」時，我們的人文學界也在編織另一些「皇帝的新衣」，比如說至今不衰的「文化決定論」。她在呼籲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的時候，而人文學界似乎正在朝相反方向上努力，竭力「脫貧致富」，解脫自己的人文特徵，擠入「技術性的社會科學」行列。她在批評經濟學的「無心化」，而素以社會良心為職守的人文學界也在經歷一場「無心化」的「改革過程」。所以我說這是一場「圍城之戰」，她在突圍，我們卻在拼命擠進去，有一部分人已經擠入。在此情況下，何清漣對人文學界的期望會不會落空呢﹖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任何理論建構都是以大量事實分析為前提的。也正因為如此，這本奠基於實證分析之上的《中國的陷阱》，對經濟學界是個挑戰，對人文學界同樣也是挑戰。這一次她來敲門，門內有兩群人，兩群人都可能裝聾作啞。因此，敲門者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可能要不斷地敲，敲這扇禁閉的大門，敲這扇生鏽的大門。
1997年1月2日於滬上
讀者書評
發表人： Wu Yifu
最近，看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對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這本書的一些報導，去書店買了這本書來看看，的確很不錯！就筆者本人視野所及，至今沒有一本書比它更透徹地描述、分析了大陸改革的困境：權力的市場化造成了大面積的社會分配不公、社會腐敗，阻礙了改革的深化，并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發表人：劉吉
「這本書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筆。」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