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 vs. 統一，政治萬萬歲！ 中共迷信無神論、唯物主義，對所有人民都這樣洗腦：「科學至上，沒有科學證明的東西都是迷信」，最終就是要洗掉人對“大自然”與“賞善罰惡律”的敬畏。洗掉人民心中的神，才能讓中共的神－毛澤東－塞進腦海中取而代之。 唯物論認為人只是物質，等於機器，因此十多億人民都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機器人。 中共要他往東就往東，要他往西就往西，很好操弄。這一群機器人大軍，用來搞中美爭霸不正是很好運用的資源？美國人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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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商報》

中國國家的財富如何轉入特權階級手中

德國《商報》駐北京記者報導，中國大陸目前最暢銷的新書之一，是原來任大學助教的學者何清漣檢討現代化在中國大陸造成的後遺症的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中國的陷阱》)。這本分析經濟發展和社會問題的新書討論的問題引起廣大的迴響，盜印銷售的數量估計也有數百萬冊。

德國《商報》（1998.11.16）報導，《中國的陷阱》作者在書中直陳，鄧小平的改革政策給中國大陸的社會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在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的農民和城市裡的居民都以為在共產制度之下也可以致富。事實上，改革派的共黨人士夢想所造就的怪物，既不是「平民化的社會」也不是「任何一種社會市場經濟」。

雖然中共一直以經濟成長和共產黨如何紓解天然災害的英勇行為這類正面的報導為宣傳，現實中呈現的卻是不同的情況。作者指出，透過內線和取得國營企業投資資金的管道，許多政府官員和國營企業人員形成了一個新貴階級。這和俄羅斯的情況其實沒有太大不同。

何清漣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成果無關「生產」，而是將國家的財富轉入特權階級手中。這些人也透過管道將錢轉到在蘇黎世、香港和新加坡的銀行帳戶。他們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置產，做法和俄國人如出一轍。據作者估計，非法匯出中國大陸的資金幾乎和中國大陸吸引的外來投資總額相當，在一百五十億到兩百億美元之間。

何清漣的新書嚴厲批判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帶來的弊害。這本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劉吉推動出版的一系列討論中國大陸疑難問題的叢書之一。美籍中國問題專家勞倫斯指出，作者不至於因為批評鄧小平會遭到魏京生一樣的命運，理由之一是書中的批評都是引證政治人物對於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批評。




商品化的弊病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商品化來治療

──讀何清漣《中國的陷阱》

吳逸夫

一、腐敗危險！腐敗無理！

最近，看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對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這本書的一些報導，去書店買了這本書來看看，的確很不錯！就筆者本人視野所及，至今沒有一本書比它更透徹地描述、分析了大陸改革的困境

：權力的市場化造成了大面積的社會分配不公、社會腐敗，阻礙了改革的深化，并埋下了巨大的隱患。該書向社會發出警報：金權政治、官黑結合與流民－暴民，將是大陸未來社會危機爆發的總根源。

這本書原來在大陸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於出版，雖然幾乎所有編輯都對它極為贊賞。幾經曲折，該書才由明鏡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半年之後，才在北京出版，不過已經其中數萬字被認為敏感的內容已被精心（粗暴？）刪除，并更名為《現代化的陷阱》。盡管如此，短短的時間內仍然達到了三百萬冊的銷售量，這本書的震撼力量，由此可見一斑。

該書揭示，在暗箱私有化的過程中，中國國有資產流到個人口袋的成本大約是七比三，即每流失一萬元國有資產，其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資產要作為掩蓋這種流失的“成本”，在無數中間環節流失、沉澱，那百分之三十也還不一定轉化為國內的生產資本，相反倒是轉化為國外的購買力，越來越多的人將來源不明的財產大規模地卷逃至國外。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腐敗者貪污到手三萬元，國有資產的損失絕對不是這三萬，而是要以十萬來計算。

某些學者認為：腐敗有利於中國社會轉型，因為腐敗者獲得既得利益後，會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建立保障私有產權的法治，因此腐敗是社會成本最少的消解舊體制方法。但是事實上是這些既得利益者懂得把不義之財迅速轉移到國外才是保障他們財產的捷徑。這一點我們海外留學生應該有比較具體的體會，我們之中，誰沒有耳聞目睹國

內太子黨暴發戶在海外大置毫宅、大買地皮，花天酒地的景象？前幾年香港樓市低迷之際，購買者多為大陸人，這種事情大陸人就所知有限了。

與將資金轉移到海外相比，在國內建立保護私有財產的法治，則是一條難以預測而漫長的道路。其一，“四項堅持”從根本上說是否認私有制的，這個理論禁區不突破，任何人對在中國建立保障私有財產的法治難有信心。其二，既然法治是直接反對腐化的，那么那些腐敗者當然知道去建立法治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在保障私有財產的同時也對不法之財形成直接威脅：很可能法治確立的第一個下馬威就是先拿他們開刀。

當然，如果有天下一家的國際主義胸襟，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無非是將中國的資金投資到海外，也是對全人類的貢獻嘛。不過，腐敗者既然知道自己的財產沒有合法性，盡快揮霍才最合算。因此，相當大一部分不法之財并非用於合理投資，而是用於揮霍，如今大陸黃色娘子軍的蓋天鋪地就是其直接後果之一。當然，“腐敗有理”論者還是可以自園其說。他們認為色情業者大多來自窮鄉辟壤，他們將收入直接寄回家鄉，成了家鄉脫貧和建立鄉鎮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這比國家收稅後再用於支援落後地區有效得多，因為通過多道官僚環節會有不少流失。而且那些腐敗者向國家納稅顯然比向小姐擺闊要吝嗇得多，國家究竟能收到多少是個大疑問。這種說法或者有一定道理（最近大陸若干城市開始向三陪小姐征收“臨時性娛樂服務”行業稅，就是因為看到直接流向色情行業的資金的可觀），但是如果腐敗者將金錢消耗在毒品上或國外色情場所，則又如何解釋呢？！

《中國的陷阱》的結尾說指出，“社會公正和正義，既是我們評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也是評價我們現代化成就的全部出發點。”作者呼吁尋找更有人性的發展戰略，全面的現代化。她指出“擁有別墅、轎車、美女、叭兒狗，這九十年代的四大件暴發戶，在我眼中，也只不過是全身披挂著現代物質的野蠻人”。該書最後大聲呼吁：“政府過去幾年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之上，現在必須轉到建立社會公正之上。”

二、以毒攻毒：監督機制商品化

但是，作者雖是一個很好的批評家，卻并沒有拿出一套很好的解決辦法。因此該書中的許多觀點，在國內同時也為不

少反對改革的極左人士所贊道。有些人因此認為作者是一個反對改革者。這顯然是誤會，其實作者是比較傾向蘇聯東歐那樣對國有資產進行“公開平分”的改革措施的。但這是個更加容易引起爭議的題目，況且我們已經走到了這地步，如今國有財產已經所剩無幾，在回過頭走蘇聯道路恐怕不現實。因此作者在義憤填膺的揭發之後，仍然流露出稍些惶恐無奈。

這種無奈現在普遍存在於具有正義感的人士中。如最近《華夏文摘》３８５期（ｃｍ９８０８ｂ）上有一篇金帛先生的“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悖論”，該文認為蔣介石所說的“中國人缺少的不是民主，而是紀律”就是有道理，根據就是中國人很少遵守紀律排隊，普遍缺乏公德心。因此他擔心中國一旦實現民主，將是象台灣一樣的亂轟轟，甚至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局面，一如政治幻想小說《黃禍》中所描寫的中共失控後中國出現的大混亂。同樣地，金帛先生在批判了中國人的缺乏紀律性後，也坦率承認他也沒有醫治的靈丹妙藥。

又如，現在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的長遠問題不是實行不實行民主的問題，而是“民主以後怎么辦”的問題，猶如當年的“娜拉走出以後怎么辦”的問題。民主、人權的世界潮流不可抵擋，中國實行民主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如何避免民主後的混亂比廢除共產黨專制更具有挑戰性。這的確是一個嚴肅而嚴重的問題，不能因為“議會里打架，總比國家動用軍隊殺老百姓好多了，還是一種進步嘛”一句話來回避的。

其實，我想辦法還是有的，那就是“獎罰分明”的執法手段。不妨公布：凡抓住、阻止破壞排隊規則、隨地吐痰仍垃圾的人，重獎多少多少，而被抓者則重罰多少多少，可以預料沒有多少時間，中國的狀況就為大為改觀。新加坡采取類似措施，已經成為華人社會中唯一五講四美的例外，就是一個有力的証明。

這個措施非常現實可行。現在下崗待業的人很多，這批人也許可以靠執行這個政策賺到一點外快改善生活，因此積極性必然很高。設想抓住一個破壞排隊、隨地吐痰者得到的獎金能夠維持一個月生活，何樂而不為！這樣同時也可以緩和一些國家安排就業的壓力。并且，獎金可以用罰款之部份來充當，國家并不需要額外開支，甚至還可以增加一點收入。

同樣的方法，可以用於根除貪污：揭發貪官污吏者有重獎。重獎的道理有如下幾點：一．他們保衛了國家人民的財富，有功勞。可以拿出他們所揭發貪污而追回的公共財產的一定比例獎給揭發者。二．在目前官官相互現象很嚴重而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揭發貪官污吏是要承擔被報復甚至殺人滅口的巨大風險的，因此要給風險獎，這樣可以激勵勇氣。

當然，即使如此，有過被“引蛇出洞”慘痛

教訓的老百姓，一開始恐怕再次認為這又是“誘民入罪”的陽謀，不敢當真格的。好在“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十二億人口中總還會有少數勇敢者先起來試試，只要采取燕昭王用千斤買死千里馬的辦法去取信於民，沒有幾天，就會全民跟上的。

其實，“獎罰分明”的措施，從根本也就是將監督機制商品化。國內現在的“打假索賠專業戶”王海，就是一個監督機制商品化的例子。是否應該鼓勵出現一些“反貪索贓”個體戶呢？這比成立一萬個“反貪局”甚至中央的“反貪部”還有效，比一萬條“陽光法”還管用。民間反貪英勇分子的涌起，完全不用政府直接開銷，因此是社會成本最小的反貪措施。不久前大陸政府取締了民間反貪組織“中國腐化觀察”，這實在是大長腐化分子之威風，滅正義、良心之志氣的愚蠢之極的不當措施！

總之，如同民主的弊病可以通過進一步的民主來糾正一樣，商品化的弊病也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徹底的商品化，那就是將監督機制商品化，使億萬群眾能夠直接成為反腐敗的受益顧客。說到底，腐化是一種經濟活動，有“成本”和“受益”的考慮。許多人貪污一次，可以吃一輩子，甚至子孫後代也享用不盡，所以有這么多的人愿意冒險腐化，因此反貪的根本措施是提高貪污的成本。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落實。一是新加坡那樣的“高薪養廉”（雍正王朝也明確執行過）。二是提高被揭露的概率。如果揭露一次腐化可以吃一輩子，人民大眾的反貪積極性就會空前上升。這樣，腐化的風險成本也大大提高。因此，反腐也應該成為一種經濟活動。

有人可能擔心這樣用群眾運動、人民戰爭的辦法來監視貪瀆，弄不好為了邀功請賞，誣陷、告密、挾嫌報復諸多弊端又出來了。但貪污畢竟不象言論和思想的“不忠罪”和“腹議罪”，不是那樣容易誣陷的。而且直接從追回的貪污款項中撥出一定比例作獎金，那就是可以某種程度上防止誣陷，因為如果你誣陷清白的人貪污，結果還是追不回貪污資金，也就無從妄獎了。另外，對証明確實故意的誣告當然也要加重懲罰，一提高其風險成本。最後，這種措施主要是心理威攝，一旦法令公布，腐化者自然少了，真正使法律成為一種教育的工具。

至於更徹底的商品化，就是政府的商品化。不妨搞點“政治特區”，以化解不同政見間的沖突。并且，特區應該是全方位開放、流動的。受歡迎的特區可以通過經濟手段擴大成果（即獲得獎勵）：其居民權價格上漲，政府以出售其居民權獲得的財富購買土地，擴大生產，滿足社會、顧客需求。這就是政府的商品化，而政府的商品化必然導致人民的顧客化，在“顧客即上帝”的徹底商品化社會中，人民也因此而上帝化，這比空洞的“人民當家做主”口號有效得多。其結果，將是“人民統一，政府多元”的“一國多制”供人民選購的局面，可以說是“一國兩制”概念的全方位延伸。

這樣，也就部份地回到了各國君主想方設法吸引別國百姓來投奔的春秋時代，那個奠定了中華文明的無比深厚基礎的生氣勃勃的偉大時代。不過，在徹底完備的市場機制下，競爭的最後勝負不必通過戰爭來決定，而是通過市場的競爭來決定。因此，代替“戰國”局面的，將是“賣國”局面：那個政府的居民籍和股票市場上賣得好，就壯大成長。

最後，讀完此書，有一點雖然無關緊要，但卻十分沉重的感想：該書作者竟是位女性！我由此想到，在中國民族面臨災難的時刻，往往是女性比男性表現出更大的道義勇氣。除張志新烈士之外，文化革命中，在表決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中央全會上，幾百中央委員中，唯一有勇氣舉手投反對票的也是一位女性陳少敏。這一天不僅是國際共運史和中共黨史上的恥辱日，也是所有中國男性的恥辱日！我希望該書的讀者，特別是男性讀者，能從此書中，不僅獲得對那些社會現象的清醒認識，也同時，或更加，得到一些道義、勇氣上的激勵。(《華夏文摘》，第三九八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