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長導言：
民進黨在評論倒扁運動時常說：「反貪腐不能有兩套標準，國民黨黨產是過去50年貪腐利益大集合，為何施明德視而不見？」
這個觀點我基本上贊成。當然，這絕不是說民進黨本身對於貪腐問題就可以不必檢討。事實上，目前有學者提出「裙帶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作為對民進黨貪腐型態的一個觀點。
民進黨這幾年雖然向下沉淪快速，但累積到目前，還只算是小病。國民黨卻早已是病入膏肓。小病醫治容易，病入膏肓要醫治就很難。
被稱為「五十年貪腐利益總集合」的國民黨的「黨產」，在過去的年代，究竟是如何得來的？又是什麼樣的環境與政經結構，允許國民黨這樣取得利益？
以下轉貼一些重要文章，深入探討屬於台灣特有的「黨國資本主義」是如何運作的。明白了黨國資本主義，你才能明白，為何國民黨黨產是個嚴重的道德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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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
作者： 陳師孟 林忠正 朱敬一 張清溪 施俊吉 劉錦添 合著
出版日期： 1991年9月出版
定價： 200 元
總經銷：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57-97010-4-0
中央圖書館 分類碼
CIP 流水號 ----
頁數： 280
《章節大綱》
第一章 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與演化(一)：公營事業
第二章 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與演化(二)：隱藏性公營事業
第三章 台灣官營事業的規模與營運
第四章 官營事業民營化的理論分析
第五章 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國際現況
第六章 民營化方式的比較
第七章 民營化的配合措施
第八章 官營事業民營化的優先事業
第九章 行政院推動民營化政策的檢討
第十章 摘要、結論與建議
書籍全文可至下列網址下載：(PDF檔)
http://ts.yam.org.tw/ts_old/critical2004/party-media/index.htm
對照讀物：
後威權下再論「民營化」 瞿宛文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發表於「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
2003 年10 月4-5 日
http://intermargins.net/taishe/ch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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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國資本主義談台灣經濟結構
張清溪
台大經濟系/2006.3.25
戰後的台灣『經濟意象』是什麼？或問：可以代表台灣這個美麗之島，它吸納外來叉發展出帶有自我獨特個性，在二次大戰後世界經濟史上站有一席之地的台灣經濟主體性是什麼？則很不幸的，有個不光彩的體制，叫做『黨國資本主義，(KMT-State Capitalism)，恐怕是必須被提到的。這個黨國資本主義裡的『黨』，
是中國國民黨，它在二OOO年總統大選後下台了，但黨國體制仍然影響著今日的台灣經濟(不止是經濟)，也阻礙台灣的現代化。
『黨國資本主義』體制有其獨特性。它與美式的『競爭性』(competitive)資本主義、東南亞的『家族』(clan)資本主義、或蘇聯解體後的『親信式』(crony)資本主義都不相同，與北歐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s)或共產主義
(Communism)也不一樣；但又都有些關係。
所謂『黨國資本義』，根據陳師孟等(1991，頁24)的定義，是指『披著『自由經濟』的外套，穿著『資本主義』內衣，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包藏一顆『集權主義』一黨專政禍心』的經濟制度。具體地說，黨國資本主義之異於競爭性資本主義者，是在一黨專政下，有三個體制異物：龐大的公營事業、隱藏性公
營事業、以及黨營事業(包括黨產)。
黨國資本主義的核心是政黨，與家族(或說家國)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家族、親信式資本主義核心是黨政密友不同，雖然這些核心都擁有經濟特權。黨國資本主義與福利國家雖然都是政治力深入經濟事務，但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專營生產事業，後者只顧消費與分配，很少有公營事業。但說黨國體制未涉入分配也不對，只是它限制在『軍公教』福利，怪不得國民黨叉被稱為『軍公教福利黨』，而這些福利政策，如超優惠的退休制度，則成為台灣現代化的阻力。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所謂的『列寧式』政黨，意思是『以黨領政』。要做到這點，除了依賴暴力外，還要控制經濟。共產黨是赤裸裸的掌控一切，生產、消費、以及財產權。國民黨則擁有黨營事業、控制公開的與隱藏的公營事業，並將相當多的國家占為黨產。就政府介入生產而言，國民黨與共產黨很類似，只不夠是『小巫見大巫』。在政黨輪替後，黨營事業基本上是解決了:黨產問題『積非成是』，國民黨正努力脫產中:公營事業則拖泥帶水，正考驗民進黨的智慧。黨國資本主義體制主宰了台灣戰後經濟五十年。在這個體制下，經濟不是不能發展。相反的，它還發展得被稱為『經濟奇蹟』。只是，在這種發展模式下，民營事業受到獨寡占公黨營事業的排擠，而發展前景有難以突破的瓶頸，且有相當部分的生產成果被『黨國』剝削去了。
台灣在黨國體制下，經濟能夠發展，是因為國民黨採用『開放經濟』政策，意即發展國際貿易。因為這樣，美國的壓力就發生作用了。包括政治的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就在內外壓力下，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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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興起 張清溪
前言
所謂『黨國資本主義劍，根據陳師孟等(199l，頁24)的定義，是指『披著『自由經濟』的外套，穿著『資本主義』內衣，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包藏一顆『集權主義』一黨專政禍心』的經濟制度。台灣為什麼會變成『黨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呢？本文從經濟制度討論的『黨國』體制，基本上是指黨營事業與公營事業，及其所建構的台灣政治經濟體制。
一﹑ 社會、經濟、政治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二次大戰。這時，台灣面臨一個歷史的交匯口。一是日本終結五十一年的台灣統治政權，大量在台灣的日人(包括許多在台土生土長的日本人)放棄在台的家財事業，返回日本。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統治後期，努力發展工業，台灣人也受益，但仍然無法享受日本人的公平待遇。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所得差異大，致使在銀行的儲蓄，也有天壤之別。例如，日治末期(194l-43)台灣人工資平均約為日本人的一半(男性56％，女性49％);經統計迴歸分析，考慮其他影響工資率因素後，除商業以外的各業，均 仍存在對台灣人極為顯著的工資歧視(劉鶯釧、謝欣玲，1998)。影響所及，1942
年，人口只有台灣人十六分之一的在台日本人，存在銀行的儲蓄，是台灣人的1.5倍(黃昭堂，1981，頁200-201)。同年，在台灣的專科以上學生，台灣人只占16.4％；雖然，當年台灣人6-14歲學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70％(張清溪，1994b)。這時，日本人走了，台灣人殷切期待一個公平合理的統治者之來臨。
二是接替他們的是從中國大陸節節退敗的、缺乏法治文明的國民黨政府與素質低落的軍人；使得在日本法治與剝削下生活五十一年的台灣人，迎接來的是一個剝削又無法治的軍事政府。這讓台灣人非常失望:其中還有一個因素是陳儀。戰後被派來台灣的行政長宮陳儀，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二年問，擔任福建省主席。根據George Kerr的記載(1991，頁73-79)，在這期間，他施行了『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所謂的『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按Ken的說法，就是一個『複雜的國家壟斷制度，圖搾取地方財富，收入官僚私囊而將足額財富，解繳國庫，以滿足層層官僚』。因為有這些不良記錄，所以當蔣介石指派他為台灣行政長宮時，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包括美國國務院的質疑。
但是，該來的還是來了。二次大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結束，十月二十四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抵台。隨同而來的國民政府軍分乘廿七艘艦艇到達基隆，另有憲兵、警備司令部務團、警察近三千人從福州來台。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並開始接收日本人在台財產企業。根據George Kerr的觀察記錄(1991，第五、六章)，此後的日子相當混亂，國軍不守軍紀，騷擾百姓，官員接收日產上下其手，引起在日本高壓但有法治之下生活半世紀的台灣人極大反感。
美國陸軍中將魏德邁致美國國務卿的《中美關係白皮書》(1947.8.17，第309頁；見Kerr，1991，頁11)裡，有這樣一段話：『以我們的在台經驗，極清楚前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已使人民對中央政府離心，許多人不能不感到，日治下的台灣情況反而比較良善。﹒﹒﹒台灣人民殷切期望自日本桎梏下解脫出來，然而陳儀和
其劊子手卻以殘忍、腐化、貪婪、倒行逆施的種種暴行加諸於和睦的人民身上。陸軍以征服者姿態行事，祕密警察公開恐嚇，並助紂為虐協助中央官僚剝削人民。﹒﹒﹒這島上盛產煤、米、糖、水泥和茶葉，水火力發電也頗富饒。日本人早已把電氣化施行到偏遠地區，並已建設優良的鐵路、公路網線，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有閱讀、書寫能力。中國大陸之情形卻正好與此相反。﹒﹒﹒』
政治上影響更大的是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以及其後長期的白色恐佈。這讓台灣人普遍不敢關心政治，讓統治者更容易為所欲為。
台灣人這時面對的第三個交匯口是經濟狀況的轉變。一方面因為戰爭導致的是生產工具破壞，台灣農工生產明顯受到影響。一九四五年台灣的總產值，還不是戰前最高水準(一九三九年)的25％，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恢復到這個水準(吳聰敏，1991)。但另一方面，『不事生產』的人口卻急遽增加。這裡所稱『不事生產』是指不從事農工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之生產者。因為隨同國民政府在1945-49年間來台的人口中，軍公教的比例很高，加上國民政府實施軍公教『實物配給創以及對農民不利的『肥料換谷』價量管制政策(1948年起:見古慧雯，1996)，其中還有支援敗退中的大陸國民政府(吳聰敏，1997)，以及貪污(Kerr，1991)，致使台灣人的生活水準相當低落。以一九五O年為例，在戰後遣送回國的日本人約46萬(包括軍人14萬人)，而從大陸來台者約100萬人，其中軍人占半數(見吳聰敏，1997)，另半數平民也以公教人員及其眷屬為主，當年台灣總人口八百萬人。
這時，在中國大陸的政經情況，也有三種變化。第一、在政治方面，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終於統一中國，包括台灣;但國、共內戰加劇，不出五年，大陸赤化，國民政府敗退台灣。這段期間，也是台灣近百年來唯一與中國『統一』的五年。第二、在經濟方面，國民政府接收『敵偽劍資產，特別是日本人在大陸的產業，形成龐大的公營事業。據段成璞等人(1992，頁173-175)的描述，國民政府撤退前的厂資源委員會』管有工礦事業29l個，占全國石油與有色金屬產量的100％、鋼鐵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67％，水泥產量45％等。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官僚資本，占全國工業資本的三分之二左右。
第三、國民黨在大陸創立黨營事業。中國國民黨的活動經費，原來在『軍政、訓政』時期，是編在國家預算裡由國庫開支。但考慮到行憲(1947年元旦公布(憲法)，12月25日開始實施)後就不能這樣做了，因此興起開辦黨營事業的念頭。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全)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廣關於籌措黨費之決議案創，訂明發展黨營事業的三個決定(應由政府辦理的移轉給政府、寬籌基金以孳息供黨費、創辦事業):五大方向(實踐三民主義等)及六大範圍(文化、電影、合作、運輸全融保險儲蓄、及農林畜牧等事業)(見梁永煌，2000，頁29-31)。翌年三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陳果夫、陳立夫提出了厂黨營事業的建立和管理計畫方案』，決定在政府接收『敵偽』工商企業時，撥出五千億法幣為厂黨營事業基金』，搜購『敵偽』事業抗戰勝利後，陳果夫於一九四八年在山東成立『齊魯企業公司』，向『敵偽產業管理局劍低價購進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及青島啤酒廠;在天津建立了『恆大企業公司』，接收了日本人企業東亞麵粉廠、東亞煙廠、中華火柴廠、協和印刷廠等多家大型企業。另外，國民黨在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地，也接收了一些日本人產業，成立黨營事業。
由陳立夫擔任董事長的中國農民銀行，至一九四七年年底，共投資了七十七個企業，包括電力、鋼鐵、汽車製造、煤、製藥、農機、貿易等業，都變成了黨營事業。還有，原來國民黨控制的文化傳播業，如中央日報、中央廣播公司、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等，也建立成黨營文化事業(以上見范小芳，1994，頁220-223)
在這種內外情勢夾擊下，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形成，似已無可避免。
圖：陳水扁總統面對支持者時，宣示將全力推動「公投討黨產」，作為反擊倒扁陣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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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主義的起落
http://www.hanlu.com.tw/EconBooks/tm/ch28-1.doc
台灣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 中國國民黨接收日本人在台殖民經濟所留下來的產業 (幾乎都是私人產業), 並將這些產業兼併重組, 建立了其後五十年的公營事業體制。 這些產業, 在當年幣值20萬元資本以上的中大型企業中, 占九成以上 (以家數計, 占戰前五十三萬家的91.7%;以總資本額計, 占91%) 。 這些包括台銀、 台鐵、 台電、 台糖、 台肥、 台機、 菸酒公賣局、 中油、 中船, 以及彰化、 第一、 華南銀行、 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 中小企銀、 台灣人壽、 台灣產物保險、 電信局、 郵政局等等。 戰後新增的公營事業, 除了少數如中鋼、 公路局 (後改為台灣汽車客運) 外, 就是由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退輔會) 成立了榮民工程事業管理局 (榮工處) 與清境農場、 食品、 製毯、 冷凍、 木材等大小不一的28家公司。 公營事業分國營 (約占一半)、 省營、 縣市營, 共一百多家 (已陸續民營化中; 見表Zref{t29-5}Z)。 這些事業在1960年代中期 以前, 其產值超過民間工業部門; 至今其資產仍非常龐大。
自1980年以來十年中, 公營工商事業資產價值占全國工商業資產總值之比例, 年有下降, 但迄1990年仍超過五分之一。 在水電燃氣業, 公營事業幾乎壟斷整個行業, 其資產價值接近全國水電燃氣業的百分之百; 公營的運輸倉儲通信業, 也有該業全國資產的六成; 礦業則在40--50%間徘徊; 製造業已低於20%。 但這些統計數字恐有相當失真, 因為許多公營事業擁有大量土地, 而其價格重估並不確實。
例如, 中央銀行在做該項調查所涵蓋的公營事業中, 製造業包括有十七個產業, 中食品製造業有四家: 台糖、 省農工企業以及退輔會下的冷凍加工廠與食品工廠。 1990年公營食品製造業資產總值510億, 其中土地113億 。
但是, 台糖公司擁有土地5萬8千公頃 (相當於兩個台北市), 最近一次土地重估是二十年前 (1975); 如改按1994年7月1日公告現值計算, 總值已超過8,000億;
% 若以市價計算, 還要更高。 經濟部所屬公營事業, 除台糖外有台鹽、 台電、 中油、 中船、 台肥與台機, 七家公司土地帳面價值1,300億, 但以1994年公告現值則為1兆2,500億。 如僅加上此項差額 (雖然年代不同, 但公告現值仍低於市價), 公營製造業資產所占比例就提高到28.5%, 而非13.7% 。
在台灣, 政府控制的資源, 除了公務機關之房地產與公務預算外, 還有前述的公營事業。 除外, 一些法律上不屬於政府單位但實質上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資源, 在經濟制度歸類標準上, 仍應計入政府部門內。 這些包括三類: 公營事業或政府部門轉投資、 公費成立的財團法人、 以及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第一類所謂轉投資, 本意是 「政府資本低於50%的」 投資事業, 依 「法」 不算是公營事業, 其中較著名者有中國國際商銀、 台灣電視、 中華電視、 中華票券、 國際票券、 台灣證券交易所、 榮電公司, 以及全國各地 「欣」 字頭天然氣石油氣公司等一百多家 (退輔會就有四十多家轉投資事業)。 例如, 台視自成立迄今, 都由省營七行庫中的六家銀行, 投資49%股份, 完全控制但又不算公營, 不必受到省議會的監督。 第二類的有中國技術服務社、 台灣糖業協會、 資訊工業策進會、 台灣雜糧發展基金、 中興工程顧問社等數十家。 第三類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 包括齊魯公司、 中興票券、 中視、 中廣、 中華開發、 華信銀行、 幸福人壽、 中央日報、 中央電影公司等百多家 。
這些式樣繁多、 資源龐雜的政府控制經濟, 使台灣與 「競爭的資本主義」絕緣, 因為它們充斥著獨寡占或特殊經營項目。 例如, 屬於公費財團成立的中國技術服務社在1989年營業額7億84萬元, 獲利5億64萬, 占營業額71%; 退輔會與台電轉投資的榮電公司, 資本額1億8,600萬元, 1989年盈餘1億1,600萬元; 黨營事業中國電視公司員工獎金可達12個月。 這些事業的獨寡占性格絕不輸給公營事業。 這樣的政府干預也迥異於著重所得重分配的 「福利國家」。 台灣是一個世界獨特的經濟體制, 是以黨營事業為核心, 公營事業加上龐大政府財產的國家主義為身軀, 配上資本主義外觀的一個新組合, 我們稱之為「黨國資本主義」(KMT-State Capitalism)。
在黨國資本主義下, 中國國民黨利用長期一黨執政機會, 發展出一個盤據工商金融媒體重要產業的黨營事業, 享受獨占利潤; 這又配合公營事業占據重要基本工商業, 使政府操縱著龐大的資源。 這樣的經濟體制, 因為執政者的經濟利益與整體經濟成長相依, 一般而言經濟不能太差; 但在特權獨占下, 資源遭到扭曲,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又裁判兼球員, 掠奪式的政黨吸食民脂民膏,人民只好長期辛苦工作, 享受與努力不成比例的成果。
官營事業民營化
共黨國家要實施中央集權計畫經濟, 必須有獨裁政治為依靠。 但共黨國家的特色, 並非在政治上的專制, 因為非共國家政治也不一定民主; 其真正的特色, 是在經濟上的集體制 --- 財產國有、 經濟決策中央集權。 由於法律上對財產權的私有化程度, 直接影響到人們經濟行為的動機, 因此政治結構與法律體系可說是決定經濟制度的主要因素。 在以自由經濟為基礎的 「混合式」 經濟國家, 經濟體制的混合 「程度」, 就取決於公營事業及福利措施的範圍。 若把公營事業、 福利措施、 所得重分配政策、 政府行政體制、 以及官方實際控制的其他資源如黨營事業, 合稱為「官營事業」, 則1980年代世界經濟舞台的最特出景觀, 就是官營事業的民營化。 底下分別討論公營事業民營化, 與共黨國家政治的民營化。
公營事業民營化
世界各國公營事業各有不同歷史, 但大多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變革。 台灣的公營事業, 主要是國民政府接收二次大戰後日本在台殖民經濟體系留下來的產業, 加以兼併重組而成。 在民主國家中, 公營事業規模較大的是英、 法兩國。 英國的公營事業, 主要源自二次大戰後工黨執政, 其國有化政策鐵路、 鋼鐵等收歸公營。 法國在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 執政 (1958--1969) 前後, 就有不少產業公營, 如鐵路、 電氣、 礦產。 其後再透過官方主導的 「自願」 性方式, 擴大了國有化產業。
公營事業民營化進行最積極、 最徹底的, 也是英國。 英國自1975年保守黨的柴契爾 (Thatcher) 夫人執政後, 一反過去工黨的國有化政策, 持續十年大幅度降低政府部門在經濟決策權上的地位, 將農、 工、 服務業的採煤、 原油探勘、 煉油、 鋼鐵、 化學工業、 製糖、 汽車飛機製造、 造船、 電機工程、 航太工程、 海洋工程、 電訊、 電力、 瓦斯、 投資公司、 銀行、 航空事業、 鐵路運輸、 公車、 貨運、 機場港埠管理、 渡輪、 廣播電台、 醫院、 郵局等等， 加以{ctxfbb 民營化} (privatization)。 法國是在1986年保守黨在國會得勢之後, 提出公營事業處理計畫。 其他如西德是在1982年保守的聯合政府上台後著手規畫實施, 加拿大於保守黨穆稜尼 (Mulroney) 上台開始, 美國在雷根 (Reagan) 主政下, 進行{ctxfbb 鬆綁} (deregulation) 以解除政府過去對航空、 銀行的過度管制。 事實上, 1980年代的公營事業民營化, 除了歐洲與美洲之外, 亞洲的日本、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孟加拉等, 中東的以色列, 非洲的多奇、 肯亞等,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 甚至東歐共黨國家的捷克、 波蘭、 匈牙利等, 均推動或多或少的民營化措施。
公營事業的成效, 由於施行時間不久, 未能蓋棺論定。 但英、 法等國的民營化, 至少解除了國庫原來對公營事業的沈重負擔。 以資料可及的英國、 日本、 韓國為例, 大多能在民營化後, 轉虧為盈, 並提高服務品質。 日本國鐵民營化後第一年即獲盈餘, 超出原先的預估; 第二年七家接手的民營公司盈餘高達2118億元, 較第一年成長40%, 是原來預期的3倍。
台灣的公營事業, 曾在1953年因應土地改革, 將當時還屬公營事業的台灣水泥、 台灣工礦、 台灣農林與台灣紙業等四家公司出售民營, 籌措財源償付地主地價。 最近則在1989年由行政院宣布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並陸續出售部分公營事業股份。 唯迄1999年為止, 除了少數不值一提的公營事業外, 政府絕大部分只是將部分公營事業的持股比例降低到50%以下, 仍握有30--40%股權; 如此, 並未真正將公營事業經營權移轉民 「營」, 只是逃避民意機關的監督, 不但無法解決困擾世界各國的公營事業無效率的問題, 反而變成政府搶奪人民財產 (強制課稅以投資事業, 卻不受民意監督。
台灣的公營事業比重, 遠超過自由世界其他國家。 前面圖1中, 已顯示台灣固定資本的投資, 「政府投資」 所占比重, 較其他自由國家為高, 特別是在1980年代世界各國推行民營化之後為然。 政府投資包括公共建設 (道路、 水壩、 學校、 下水道、 交通設施等社會「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以及公營事業投資。 公共建設具有「公共財」 (public goods) 性質, 政府有理由介入生產; 公營事業生產的, 不論是油、 電、 鹽, 或肥料、 郵政、 銀行等, 均為 「私有財」 (private goods), 都是各國推動民營化的對象, 政府經營常落得血本無歸, 有些公營事業為求生存. 只好捨本逐末, 以 「多角化經營」 (economies of scope) 的方式不務正業; 例如台糖依賴其大量土地, 從事房地產、 遊樂、 購物中心、 以及養豬等生意, 有時甚至出售土地來平衡預算。 近年多家公營事業群起效尤, 中船要兼陸上工程、 成為兩棲動物; 台電積極插手營建事業; 中油亟欲涉足石化業中下游; 台肥甚至想轉型為化工公司; 台糖則要進一步變種為土地開發公司。 這種民營企業正常的經營策略, 在公營事業就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多角化的作法, 充分顯示 「唯利是圖」之目的, 不符公營要件, 都可以無條件地將之 「民營化」。
經濟體制的民營化
除了各國競將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外, 1980年的另一個世界經濟局勢改變, 就是共黨獨裁政府與其他獨裁政府的相繼崩潰。 不論是東歐共黨專制政府、 菲律賓獨裁的馬可仕政權、 或是南美的幾個極權政黨, 都在1980年代相繼垮台; 東德則被西德和平地合併了; 蘇聯自由化後, 邦聯國紛紛獨立, 1991年共產黨解散, 共產黨財產由國家沒收。 這種政治上的變革, 有不少是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從經濟層面來看, 這種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是經濟體制的民營化。 當然, 變革並非沒有成本, 也不一定所有變革都一定成功。 它們都有待時間的考驗。 德國統一後, 原東、 西德人都很不高興, 因為東德的失業率提高, 人民生活更苦 (或許是暫時現象); 而西德人則恍然大悟他們必須支付相當大的代價去補貼東德的同胞! 東歐共黨政府下台後, 幾乎每一個國家在最初幾年連年經濟負成長。 蘇聯在1985年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上台時, 經濟已經非常不好, 成長緩慢, 而每年還要支付大筆軍費以及對外的軍經援助 (包括援助東歐與北韓、 古巴等共黨國家)。 經過五年的市場化、 自由化, 削減軍費、 停止武器競賽、 抽回駐外軍隊與結束軍事外援, 戈巴契夫的努力在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由於他在經濟改革後期的躊躇反覆, 最後眾叛親離, 不但改革的同志反目, 1991年8月甚至引起一場不成功的軍事政變。 政變結果, 保守派並未能復辟, 且各邦聯國紛紛宣布獨立, 導至蘇 「聯」 漸成空殼, 終於共產黨瓦解、 共黨財產被俄羅斯政府沒收。
黨國資本主義的沒落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 國民黨終於下台, 結束它在台灣五十五年的長期執政。國民黨沒有執政權, 過去依賴行政裁量權給它自己的特權, 已經自動解除; 但是, 國民黨留下的兩個問題仍未解決。 一是它的龐大財產, 一是公營事業的體制以及假民營化的問題。 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 可說兩袖清風; 如今卻擁有數百億(它自己公布)至數千億(合理估計)的財產, 無非接收自日本人財產, 以及爾後的黨庫通國庫以及各種特權。 這些財產有相當部分已經被國民黨用掉了, 剩下的部分, 理當盡速還財於民; 只要執政的民進黨願意努力, 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公營事業與假民營化後的公營事業, 可能損及既得利益者, 就不會輕易地隨著政黨輪政而自動解決。 蘇聯解體後的「民營化」變成「強盜化」, 其實假民營化也與此相彷。
個人的抉擇
以上介紹了自由市場以外的主要經濟制度, 以及各種經濟體制的民營化。 自由經濟下的市場機能與缺失, 已於上冊第8--12章中詳細討論過了, 此處不再贅述。 剩下的就是個人的選擇了。 我們可以很客觀的說, 沒有一個制度是在各方面都凌駕其他制度的。 而個人在選擇時, 除了其經濟效率、 穩定、 公平與成長之考慮外, 人權、 尊嚴、 自由等問題, 也是不容忽視的。 二十世紀後期世界經濟政治體制有翻天覆地的和平轉變。 這些轉變有的朝向統一、 有的各自獨立, 但都本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 經濟制度之優劣, 因涉及價值判斷, 實非經濟學所能給予肯定答覆。 這些價值判斷的議題,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 每個人也都應當家作主, 獨立行使他的一分發言權與自己的選擇權。
參考資料：
劉進慶,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日本: 東京大學, 1975年。
除了下文提到的低估外, 依照國民所得會計帳的定義 (16.2節), 軍隊的各種營繕工程建設, 均視為消費, 因此並不計入政府「資本」中。
1990年全部公營製造業資產7,380億, 全部公營工商業資產2兆2,566億。 當年民營製造業總資產4兆6,529億, 工商業資產合計為8兆3,887億。 因此公營製造業
資產占全國製造業資產13.7%, 公營工商業資產占全國比例為21.2%。
以上資料, 參見央行1990年之 《公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結果報告》, 1991年12月出版, 頁19、 21、 26、 63; 以及張文權, 〈台糖是國營事業超級大地主〉, 《商業周刊》, 1995.10.2, 頁118。
詳細參閱陳師孟等著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論官營事業之民營化》, 台北: 澄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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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體制的餘暉 2003.09.21
近來有一個「社會包圍政治」的趨勢在蔓延，從之前的教改爭議，到最近的台鐵中秋節罷工事件，以及可預期的一波波國營事業員工的抗爭，然後是九二八的教師遊行，顯示出一個社會部門動員的過程，這讓民進黨政府似乎處在一個圍城的狀態，只能見招拆招，力求平穩過關。
這個社會動員的過程當然有政治動機，無論是行為層次的串連與包圍，還是社會形象面的塑造，對於藍綠的選舉態勢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更深層的政治意涵則是更為重要，意味著台灣現代化過程中，既有黨國體制的反撲，這才是政黨輪替這個歷史動作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不單是在權力上輪替，更需要在政經發展典範上超越。
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指的是以黨國為中心的政經控制與發展策略，透過市場的區隔，明顯地將社會劃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內需部門，涵蓋了油、電、以及重化工業，控制著原料的上游；另一個則是以國際市場為對象的出口導向部門，透過加工過程來進行國際分工，創造龐大的中小企業部門以賺取外匯。
在過去，這樣的兩元分工方式不但支持一定的經濟成長，也確保了黨國體制的控制效果，從這個兩元分工定義而言，國家官僚，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國營企業都是屬於這個內需部門的主要成員，而透過國家的保護來隔離於國際的競爭。相對的，與國際接軌最密切的外銷部門，不單是生產與經濟成長的動力，更是兩元分工中稅收汲取的主要來源，來支撐內需部門賴以維繫的補貼與管制，這是為什麼台積電主宰世界半導體產業時，台灣的火車卻常常出軌、誤點。
當經濟成長時，這個兩元結構間的資源補貼是可忍受的，但是一旦景氣有波動，國際化的壓力不但吸納了出口部門的資本出走，更進一步滲透這兩元結構的內需部門時，自由化、去除管制成為一體兩面的訴求，因為在財政壓力下大規模的補貼不可行，而在市場國際化的競爭壓力下，這些巨大的內需產業除了改革無以為繼，這是目前所謂「社會包圍政治」的歷史背景。
從這裡不難理解，國營事業員工與公校教師面臨的是一個新的競爭局面，而過去的兩元保護結構已經一去不復返，這是為何在公司化、市場化之外，很難看到第三條路的可能，民進黨政府必須理解這個壓力與焦慮，透過政府的扶助介入來幫助這些部門度過陣痛期，至於主張回到過去兩元保護的主張，反而是昧於形勢的媚俗政治，因為就算能拖過這一次選舉，也無法退縮到那一個保護與補貼的溫暖子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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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 瞿宛文
2006.09.14 中國時報
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
瞿宛文
在解嚴前後，反威權統治的政治運動在經濟領域的訴求，是以「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為主軸。其用黨國資本主義而不採劉進慶先生的「官商資本」，就是將目標放在黨國，而不處理官商或公私分際的問題。「黨國資本主義」的構成包括國民黨黨營事業及龐大的公營企業，以及黨國政治力對此之操控。反對運動對黨營事業部分主張全面「追討黨產」自不在話下。對於形式上隸屬全民的公營企業，則因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而主張全面自由化、民營化。
既然這部分是改革威權體制重要的一部分，在此時刻應可檢討一下，台灣民主化走到今天，「黨國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被改革了？
黨產至今已被當作是威權時代的象徵，成為國民黨最負面的資產。雖說如此，國民黨在失去政權之後，過了六年才剛在上個月第一次就黨產公開作一總說明，離真正檢討並卸下此包袱還有很大距離。民進黨則將此當作炒作議題，每逢選舉或自身爆弊案時，拿出炒作一番，大幅削減了其追討黨產運動的正當性。若將黨產當作政治改革主要標的之一，則兩大黨的態度正顯示了台灣政治的困境。
將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政策，其實從解嚴之後就已開始推動。反威權陣營主要是將公營事業也當作是「黨國的禁臠」，因此只有全面開放市場並且私有化公營企業才能解決，重點放在黨國的控制上。
解嚴之後，各種特許市場逐步開放。私部門其實關切的是公營事業的壟斷權，而不是私有化。因此自由化之後，與民爭利說已不再是推動私有化的主要力量。只是自由化之後，市場力量帶來的寡占壟斷再現，公共服務出現危機，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下，兩大黨幾乎已無社會民主的政綱。
在九十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私有化，引起諸多圖利財團的爭議。其採取的私有化方式甚為可議，或者有賤賣資產給特定財團之嫌，或者一般是以賣出官股方式進行，將官股比例降至半數以下，就宣稱已經民營化，官方仍握有控制權但已經不用被監督。陳師孟等經濟學者在一九九一年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書，是反威權陣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作者就清楚言明上述方式是最壞的一種私有化的方式。
但是，新世紀以來，新的執政黨不單延續使用上述「最壞的」私有化的方式來私有化公營企業，同時更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不是公共化。
推動民營化至今共「完成」三十四家，只有少數不重要的企業是官股全部出清，其他則官股仍握有控制權。原先行政院核定推動民營化的家數是六十八家，但名義上的公營企業遠不只此數，實質上的公營事業單位則更是多不勝數，可容執政者指派人事的機會當以千計。
近年來執政者在人事指派上不以專業為考量而以酬庸為主的取向日明，公營企業的黨派化傾向也日益明顯，以致於股市出現了所謂的泛藍泛綠概念股。隨著藍營勢力的衰減，泛藍概念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隆復華金等。泛綠概念股除了依據業主政治或利益傾向來分的奇美電、大陸工程等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台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台鹽等，都被股民認列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落實成為真正的公共資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綠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了一個黨。
或許更令人憂慮的是此等現象似乎已被公眾所接受，認為是政黨輪替下理所當然的發展，而不在意要對公共部門建立監督體制。當初義正辭嚴要求黨國退出經濟活動者，如今則幾未曾對執政黨以此泛政治化方式民營化、控制公營企業有過指責。這或也意味著兩年後若政黨再輪替，大家預期會有同樣的現象只是再玩一次大風吹。不過既然如此，那何謂「改革」？難道當初解構黨國只是為了有機會輪著作莊？
想當初一九九○年台灣的經濟學會還發表共同聲明，提出「反對政黨介入經濟活動」，今日如何？當初情況當然也部分反映了社會要求走出威權時代的共同要求。但是，缺失在於當時的批評很不足夠，以至今日無法應付新政府的貪腐，無法幫助我們向公共化方向邁進。
在當時多數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狀似被聚焦於壟斷資源，但其實更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為不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不處理官商關係，以致於當執政者換為被認為具正當性者，壟斷公共資源就竟然成為可被接受的作法，官商勾結與貪腐就易更形嚴重。這在在顯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威權體制問題的檢討遠遠不足，公共資源的監督機制仍極端欠缺，我們在公共化的道路上還有長路要走。
（作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研究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
當黨國資本主義告終結◎張鐵志
2006.09.16 中國時報
日昨，瞿宛文教授在時論廣場寫了一篇「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的文章，十分發人深省。
瞿文的主要論證是新的執政者民進黨和過去國民黨同樣壟斷公共資源，並且「更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不是公共化」，所以代表台灣黨國資本主義其實並未終結。本人大致上同意瞿文對於民進黨政府的批判，但是對於民進黨政府國家與企業關係能否稱為黨國資本主義則感到保留，故希望提出一些問題就教於瞿教授，以釐清當前台灣政經構造的本質。
瞿文指出：「在當時（九○年代）多數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狀似被聚焦於壟斷資源，但其實更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為不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不處理官商關係」，這並不完全正確。因為黨營事業並非道德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政治競爭的根本公平性。君不見今日民進黨仍在為財務問題煩惱。
基本上，民進黨當前的金權政治模式和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有本質上的差異。國民黨黨國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其龐大黨產賦予黨組織相當高的自主性，形成了政治權力高於企業的政商關係，所以政策比較不容易被特定財團綁架，而能去籠絡財團。另外，由於當時黨營事業大舉進攻各種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新開放的各種市場，從電信、金融、營造到BOT如機場捷運等，使得要進入這些產業的企業都必須與挾帶龐大政經資源的黨營事業合作。
相對的，由於民進黨不具備雄厚資本的物質基礎，需要社會的金援，所以比較容易被財團牽制。是故，今日民進黨的貪腐，一方面是這些個人操守上的問題，另方面正是因為其不是黨國資本主義，沒有龐大黨營事業的財務挹注，所以易於被資本家力量個別穿透。例如公職人員在過去有為黨募款的壓力，而許多派系老大（或許包括作為黨老大的陳總統？）也必須想盡辦法籌錢資助其他政治人物。
無論如何，國民黨雖仍保留不少不當黨產，但黨國資本主義的墓誌銘畢竟早已開始被書寫。未來即使當泛藍軍執政，當他們不再有如此龐大黨產時，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必然大幅降低，所以可能同樣會面臨今日民進黨的脆弱與誘惑。
台灣黨國主義的消退，代表了台灣的民主和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後黨國資本主義時期」的政商關係。在這個民主體制中，本質上政治權力就容易被經濟資源挾持。反過來說，即使沒有黨營事業的罪惡，政治領袖還是可能高度濫用國家的公共資源，包括在私有化等經濟資源分配過程中圖利特定企業。這些問題當然不只出現在台灣，這幾年美國小布希政府也爆發嚴重金權政治。要強調的是，分析其結構性弱點並不是為其辯護－－只要是擋不住金權利益的誘惑，就是政治道德的墮落。但要重構合理的民主治理不能只訴諸於道德問題，而是在於建構一套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間的合理規範。
在後黨國資本主義的改革策略中，有兩個軸線是關鍵：
第一、政黨如何管理公共經濟資源。瞿文批判民進黨政府壟斷公共資源，但何謂壟斷公共資源並不是很清楚。對更主流經濟的經濟學家來說，是只要國家介入經濟活動，就會有這些貪腐、酬庸和尋租現象的出現。但如果瞿教授認為（我也認為）國家介入經濟和某程度的國有企業是必要，那麼重要的是強化各種監督機制及內部治理機制，來避免以政治酬庸而非專業考量的人事任用
第二、政黨如何與私人經濟資源互動。如果政治權力最終需要經濟資源，我們就必須讓利益交換（如政治獻金）更透明化，並有更清楚的規範，而這當然是有賴陽光法案。更根本溯源的是降低候選人的財務需要，因而須考慮公費選舉的必要性。
這裡提出的只是最基本的制度要求。關鍵的是，我們要如何準確理解台灣新政經體制的核心矛盾，如何不要讓政治權力扭曲經濟資源、不要讓經濟資源操縱民主運作。這是未來台灣民主之路最大的考驗。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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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回應文章
http://blog.yam.com/SoundsandFury/archives/2153480.html
我基本上同意瞿對民進黨公營事業政策的批評,但是一個學者寫起文章沒憑沒據,像是道聽塗說,實在是很糟糕的事.
裏面關鍵的論證在於
”以致於股市出現了所謂的泛藍泛綠概念股。隨著藍營勢力的衰減，泛藍概念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隆復華金等。泛綠概念股除了依據業主政治或利益傾向來分的奇美電、大陸工程等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台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台鹽等，都被股民認列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落實成為真正的公共資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綠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了一個黨。”
這裡有三個基本邏輯混淆.第一,瞿宛文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他所謂”泛藍概念股”泛綠概念股”的內容從何而來.她身邊的股友?任何調查?任何研究?無根無據就一口咬定.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即便某些股民真的認為有泛綠概念股,你也必須說明泛綠概念股是真的有政治勢力在裡面攪和而產生.如果因為某些股民認為有泛綠概念股所以就是”新黨國”的出現,那麼炒的很兇中國概念股豈不是中國介入台灣股市的鐵証?
要測試瞿的假說很簡單,我們只要看中鋼,奇美,陽明的股價,到底有沒有跟這個行業的國際行情,或是這個行業的其他廠商連動,還是彼此連動.如果彼此連動,而跟同業脫鉤的話,那麼才有可能去爭論是不是有獨特力量在推動這個”綠色概念”,如果跟同業連動的話,那就證明根本沒有什麼綠色概念股,只是某些無聊分析師的瞎掰.如果整個論證基礎只是某些人的瞎掰,豈不是糗大了.
第三個問題,她對泛藍概念股跟泛綠概念股的定義並不一致.她把泛藍概念股限定在國民黨直接擁有股權的企業,而把泛綠概念股放大到所有跟民進黨可以牽上關係的企業以及所有有公股的事業,比如認同政治理念的奇美.但是如果要用它所定義泛綠概念股的廣義方式來定義泛藍概念股,那麼這清單絕對遠遠不止.至少還要加上中常委牽上關係的的中信集團(卸任中常委不久),統一集團(卸任中常委不久),東森集團,以及無數認同國民黨的上市公司老闆.他也可以把加入馬英九的基金會的林百里,郭台銘也列入.
用這種不對稱的定義方式,當然會命中紅心.怎麼看都是萎縮的泛藍根綠色的新黨國.可是如果你讓兩者用同樣的定義,那麼要碼就是完全沒有泛綠概念(民進黨可沒有持股),要碼就是一些泛綠概念股,對上一大群泛藍概念股.
簡單來說,批判民進黨政府是一回事,但是淡化國民黨過往的黨國資本體制,以及現在仍然持續的龐大影響,是另一回事.尤其在民進黨政府人人喊打之際,這種說法會得到很大的掌聲,也會受到比較少的質疑.但是社會科學跟名嘴畢竟不同,不只要立場,也要根據.瞿老師的立場我支持,但就根據來說這篇是不及格的。
Posted by 方向歸零 at September 16,2006 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