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 vs. 統一，政治萬萬歲！ 中共迷信無神論、唯物主義，對所有人民都這樣洗腦：「科學至上，沒有科學證明的東西都是迷信」，最終就是要洗掉人對“大自然”與“賞善罰惡律”的敬畏。洗掉人民心中的神，才能讓中共的神－毛澤東－塞進腦海中取而代之。 唯物論認為人只是物質，等於機器，因此十多億人民都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機器人。 中共要他往東就往東，要他往西就往西，很好操弄。這一群機器人大軍，用來搞中美爭霸不正是很好運用的資源？美國人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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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文)


如何看待經濟發展與社會代價的關係

克服社會轉軌期的動蕩，是我國政府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根據現代化理論，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改造居於優先地位，政治現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發展後才能水到渠成。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對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英國，經歷了從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時間﹔美國經歷過從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時間。歐洲其它13個從拿破侖時代起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經歷了73年時間。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化的第三世界國家有21個，歷時卻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會學家曾進行統計，在19世紀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其社會年變化率的主要指標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其社會年變化率的主要指標卻高達1％。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後發展國家經濟的發展，利益的衝突，階層的分化，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改革的期望提高，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的承受力，導致社會發生嚴重紊亂。如果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比照，大家可能會對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種種問題得出比較客觀的看法。

對研究者來說，這些年來不管是從事經濟學研究，還是從事社會學研究，都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只從某單一學科的角度出發來研究中國問題，最後都有力不從心之感。以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不少經濟學者避開轉型期中那些帶有根本意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採用經濟學的技術方法來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如研究勞動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較生產率的差距、收入彈性上的差距、資產收入、僱佣者報酬、政府消費支出、民間消費支出、國民總資本形成、技術社會知識的積累、現代經濟增長的影響等等，看起來論證似乎都挺嚴密，但最後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會發現自己的研究無異於隔靴搔痒。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學術語言與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學術論文，最後都落入了一種受到時人譏評的境地﹕既不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走勢的科學預測，更不是對已發生的事情的客觀總結。這種情況足以讓研究者反思經濟學的本質﹕經濟學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於社會性而非技術性的範疇。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更是不能迴避的根本性問題，研究視野尤須擴展到經濟學之外。因為「想要影響實際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家最終必須是讓普通人而不是讓經濟學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岡納‧繆爾達爾語﹚。和別的學科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經濟學家建立榮譽金字塔的底座是公眾的信服。避開一些對改革有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如權力這隻嚴重變質的手在資源分配中的作用問題，就沒有辦法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有切中要害的認識。

這些年來，思想界人士對中國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一是採取一些邊緣性探討的方式，如批評中國的改革是一種想到哪改到哪，哪兒容易先改哪兒的「撞擊反射式」改革﹔二是比較委婉地指出從傳統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市場經濟的過渡，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變革相互推動的整體過程，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相互協調具有決定性意義。這類探討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礙，為深入探討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論準備。但現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對中國這些年來發生的實際變化進行理論梳理。這種理論梳理不是拿著外國人的理論來套中國的現實，而是需要認認真真從經驗性體驗出發，告訴世人我們已經走過了哪些路，這條路將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們為什麼會走上這一條路，而不是一條別的什麼路。

轉型期的社會經濟生活所蘊含的意義實在太過豐富，無論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歷史學家都還來不及徹底瞭解這些變化對現實的意義，更談不上確定這段時期將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席什麼樣的地位。對於正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一切進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唯有冷靜地觀察社會，紀錄中國當代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並將自己的生命體驗熔鑄到學術研究中去，認真研究與經濟發展同時出現的社會變動的各個側面及其過程，才能為後世留下一點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觀察社會變動時，作者發現，並不是一切社會變動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經濟如此發展的前提條件，如以「股份制改造」為主要形式的企業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給模式改革這兩項措施在制度設計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尋租者充分利用了它們的彈性——從社會進步的意義上來說，任何制度的設計必須要有一定彈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給人鑽，否則社會就喪失了活力﹔但如果彈性太大，則會導致這一制度本身的失敗，讓社會為之承擔代價，這一關係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代價的關係。

經濟發展是否要付出社會代價，尤其是公平與社會正義的代價﹖這是一個具有根本意義的經濟倫理問題。早在1959年，為了鏟除阻礙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聯合國提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這種意見代表了一種後來成為主流的發展概念。聯合國基本確認經濟發展應該優先，並將經濟發展視為解決後進國家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貧困、惡劣的勞動條件、家庭及地域共同體的解體等等﹚的手段，把鏟除阻礙經濟發展的社會障礙稱之為社會發展。這一觀念的提出，為以後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引入了「社會發展」這一概念。此後，曾在聯合國長期任職的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Karl Myrdal﹚，在對東南亞國家進行了長期的考察以後，提出在研究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必須研究這些國家的不平等和權力分配的關係。他特別強調，認為不平等是這些國家獲得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這一想法是錯誤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不僅是普遍貧困和一個國家很難擺脫貧困的原因，而且同時也是其結果，更大的平等是讓一個國家擺脫貧困的前提條件。

經濟發展和社會代價的關係這一問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已經注意到，就在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已多次嚴厲批評「以犧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時一地的經濟效益」這種短視行為，一再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經濟一時的發展」。但是認識問題並不等於解決問題，如何使中國人「道德復甦」才是真正的難題。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將伸向何方，完全取決於中國如何解決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而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分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關係到社會安定的政治問題，它隱含了一個社會的經濟倫理內核，必須要超越經濟學範圍去進行倫理追問。但比較遺憾的是，在這十多年改革進程中，幾乎還沒有人對上述這些政治經濟學問題進行系統的倫理追問。

對資源分配中不平等問題的倫理追問

從名義上來說，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一切社會資源都屬於國有，在財富的分配上也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但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起點的不平等引起了極大的資源分配不平等﹕中國沒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從土地市場開放以來，卻確確實實存在一個土地的佔有和使用問題﹔中國國有企業的全部國有資產名義上也歸全體人民共同佔有，但在國有資產的使用這個環節上，卻確實存在國有資產巨大流失的問題。於是這十多年改革中，中國出現了這樣一個在世界上比較罕見的經濟現象﹕在房地產熱這一原始積累的神話中，物質進步導致地價上升，土地雖屬於公有或集體所有，但地租、地價對社會勞動成果的瓜分即土地價值升值的大部分收入卻歸少數人納入私囊，國家通過出讓土地所獲得收入並沒有形成有效的積累。國有資產流失的結果是企業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業連工資都發不出，工人生活朝不保夕，而這些虧損企業的負責人卻有不少竟能躋身為富裕階層。推而廣之，在目前的財富佔有問題上都存在財富來源的正當與否的問題，必須對之進行倫理追問。這些追問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下列兩方面﹕

1、弄清由於資源佔有分配不平等所產生的財富佔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義公平等人類社會的一般法則﹔

2、如果當前的絕大部分人的財富佔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那就應該進行道德評價和理論征伐。雖然這種評價不能夠改變財富的佔有狀態，但至少表達了對社會現狀的一種人文道義精神﹔這種理論征伐雖不一定對政府政策有直接影響，但至少可以讓社會公眾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對於能夠參與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來說，通過這種追問至少可以使他們的價值觀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廓清和糾正，因為政策選擇是從價值觀前提和對通過運用這些前提獲得的事實的瞭解中推斷出來的結果。簡言之，所謂價值觀就是要在制定每一項政策時想到﹕這一政策使什麼人得益﹖滿足的是什麼利益﹖經濟學家作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計劃者和顧問，對現實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選擇產生著影響。從公平和正義的前提出發，對轉型期資源分配不公產生的財富佔有進行倫理追問，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邁進，從根本上是防止對經濟、社會和現實政治的研究在事實上變得偏見，並因而防止錯誤的邏輯手段。經濟學如果對財富的佔有不進行倫理的追問，將使經濟學失去社會科學的本質，而流於純技術性操作。

這種倫理追問雖與現實政策之間距離遙遠，但在今天的中國卻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在本書中，作者從社會制度與經濟政策、經濟行為的關係出發，著重考察分析中國近十多年來自發私有化過程及社會的事後反應，並對所有的經濟社會現象進行倫理追問。書中對社會問題所持的觀點主要來自於實際調查的感受，是作者通過對社會各階層，包括公務員、工商界人士、律師、新聞界、工人、農民以及無業人員等各界人士進行多種形式的非正式採訪後形成的。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自發私有化進程「中，以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作一縱軸，通過幾次資本積累高潮來展示﹕中國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什麼樣的方式，來完成這一在其他國家需要歷時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過程，以及中國國民是在一種怎樣的經濟倫理觀念支配下展開追求財富的活動。在下篇「危機與選擇」中，作者將具體分析社會對自發私有化進程的不良反應，以及一些對中國未來發展將起巨大影響的那些社會問題，如貧富之間巨大差距的形成，人口、就業與犯罪，社會控制力量的多元化與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色經濟的肆虐，人文精神的淪喪等問題。階層分化問題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實上已涉及這一問題，要作更深入的探討並非本書主要目的，因此並不列入專章論述。又如環境問題，在下一世紀必將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但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體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能走得更遠，故此只在第八章人口、就業與犯罪中點明其重要性，也不進行專章論述。

中國近現代歷史所蘊涵的意義非常豐富，而1978年以後的歷史，不管從其本身的劇變，還是從其對後來的歷史影響來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個年代。無論是洋務運動、辛亥革命、還是後來所有的一切歷史事件，都沒有像這十幾年一樣，使人們價值觀念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短短十幾年，幾乎凝聚了中國自1840年開始現代化進程以來的全部苦惱和追求、希望和挫折、失敗與探索。社會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實際上是中國許多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矛盾集結點。作者相信，由於這一時期蘊含的內容特別豐富，後來者對這一時期的歷史也將格外青睞。縱觀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作者領悟了「改革」的意義﹕改革不是一段歷史過程，也不是一種政治事件，而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生存方式。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改革還是一個不斷暴露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它只有開始，沒有終結。如果我們將眼光穿透歷史那久遠的塵封，就會發現這十多年改革只不過是中國漫長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在清理計劃經濟體制遺產方面，轉軌期的陣痛注定不可避免，在如何認識中國這一段時期所出現的問題上，注定要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看法。本書只是作者個人對轉軌期的一些問題的經驗性體驗。如果要說它有什麼意義，就在於它的實證性和所研究問題的直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