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
本書是從中國17年改革的經驗性體驗出發，在佔有大量實證材料﹙包括作者本人搜集而得的許多調查材料﹚的基礎上，對中國現實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對象，不是整個改革的全部過程，而只是在權力市場化的作用下，對中國財富流向及資源分配起決定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會對「灰色分配」的不良反應，同時剖析了一些對中國未來發展必然起制約作用的經濟社會問題。它預想的讀者不只是學術界同人，而是一切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本書在寫作上沒有採用一般讀者難以讀懂的純學術語言，相信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毫無困難地閱讀這本書並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問題。
縱觀世界歷史，改革無非是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通過法律或政府命令強制性地修改舊制度，實行制度創新﹔二是通過部分人自發地追求個人利益，導致舊社會結構進行調整。在我國來說，這些年的改革是兩種方式的結合。政府用第一種方式發動並推進了改革，與此同時少部分人利用權力開始了規模日益擴大的自發私有化進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世所矚目，但在十多年轉軌過程中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卻說明了一個事實﹕有關轉軌問題的分析家們嚴重低估了非經濟約束因素對於改革的影響。和蘇聯東歐相反，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從體制外圍到體制內部的路子。當時的設想是，走這樣一條路子，可以避開矛盾並容易為社會各界所接受。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在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後，大家才發現，所有被小心翼翼繞開的問題，最後都形成了一種滯後效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而由於當時一些特定的歷史因素所要迴避的一些社會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這時候卻深深困擾著中國思想界人士。避開經濟學這個大家族的心臟地帶即政治經濟學，去建構經濟學理論框架，實際上使很多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得不到正確梳理，經濟學也因此被許多人文學者斥之為「沒有良心」。
所謂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就是研究中國社會轉軌期資源配置的全過程及決定和影響資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和物之間關係變化的實質，其中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計劃體制留下的遺產問題。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遺產很多，從資源的管理配置到財富的生產、分配，幾乎無所不包。其中對今天影響最大的遺產主要有下列幾項﹕
第一項遺產即資源的管理配置問題。在轉軌期間，由於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在進行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猖獗。所謂分配不公，其實不是體現在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資源分配和佔有﹙即市場前權力分配﹚的不公。目前這種財富佔有格局的形成，歸根結底，不是由國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由於資源的分配、佔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第二大遺產即龐大的國有資產的處理問題。中國在所有制問題上走的是這樣一條道路，用形象的話來說，就是避開國有資產這一輛舊車，另外造了一輛新車，即發展了私有、民營、中外合資這些新的經濟成分，形成了現在的綜合經濟體制，而龐大的國有資產卻處於不斷流失當中。
前17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擔，先吃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老本，後借外債內債。可以說，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兩年，全體中國人在吃計劃經濟老本時，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問題是轉軌期的資源配置方式與國有資產管理方式有嚴重缺陷，這就使得掌握龐大社會資源的政府及國有資產成為各種利益集團尋租的「獵物」。故此我國在理論上堅決反對私有化的同時，卻走上了一條「自發私有化」道路，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這條道路和東歐國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尋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結果卻相差不大﹕財富最終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國有企業的下一步改革究竟應該怎樣進行﹖
第三大遺產是沒有失業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這是現在國有企業改制與企業生產要素重組的一個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以往那種行政性的計劃分配就業制度造成了國有單位嚴重的過度就業，國家現在每年用於2000餘萬企業富餘人員的支出約需2000億元人民幣。由於其它所有制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員的問題現在已成為國有企業繼續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礙，許多人都將社會保險體制的建立視作這一問題的突破口，但其實深究下來，就會發現這一希望之脆弱﹕「現炒現賣」的社會保險體制究竟能否在全國範圍內為國有企業解除負擔，實在讓人不敢樂觀。
第四項重要遺產，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則被破壞得相當徹底。由於嚴重變質的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在短短十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已走完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處理平等和效率的關係，並不像當初一些人設想的那樣﹕如果總體平均收入水平能相應有所提高，則收入檔次拉開不會造成社會問題。這種設想過於簡單，因為它忽視了一個問題﹕在權力市場化作用下由資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後果的嚴重性遠遠超出了國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上述問題引起了社會的不良反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因為一個人靠勤勞致富，另一個人靠投機、貪污受賄發財，就其金錢來源進行道德評判當然是兩回事，但在市場經濟的世界裡，這兩者是一樣的，金錢並不因為它的不同來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跡。這在經濟學裡有個專門的說法，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是﹕只要劣幣與良幣等值，只要現存體制不能使手持劣幣者受到懲罰，人們便不會奉公守法，而是會仿效那些投機取巧以及貪污受賄者。我國今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改變利益主體的行為方式，這種改變既要依靠制度，也還要依靠人們的社會良知。
此外還有一些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怎樣才能釋放國民經濟中不利於就業的困素，有關就業與犯罪的關係問題等等，可以說政府今後若干年內制定的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考慮就業含義，否則任何「嚴打」活動都難以奏效。在1996年7月舉行的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總書記江澤民已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環境資源統籌考慮，但無論是人口還是環境問題，都不是單純的中央政府行為就可以取得成效。
改革之初，一項小小的放權讓利都會獲得成倍效益，而現在人們卻面對著改革邊際效益日益收縮的現實。更兼自發私有化造成的問題日益尖銳，而政府對這一事實採取的事後政治約束顯得缺乏力度。這種情況讓公眾對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種程度上落空，直接影響到公眾對改革的基本態度。所以對中國政府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倒還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約束，而是事後的不良反應。中國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種偶象的時候，又用另一種偶象來誤導社會。我國的現狀表明，就在我們拋棄「計劃偶象」的時候，又引進了「市場偶象」，但由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樣，「市場失靈」的現象相當嚴重。所以對中國來說，現在面臨的問題一是如何正確認識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二是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這裡必須再次強調，建立中國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必要，就在於一點﹕中國目前處在由國有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而這種「過渡」恰恰是在對掌握國有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權者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進行的。脫離這一點來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將使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屠龍術」。
尋找經濟決策的政治基礎
對於從事當前國情研究的分析家來說，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區分「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個既有關係又有區別的兩大「科學」之間那種微妙和難以把握的差別。其實要弄清這兩大科學的差別，只要仔細讀讀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選擇論》、《自由、市場和國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區別到底何在。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當中，始終存在兩種分歧極大的觀點﹕一種觀點深信政府可以糾正市場缺陷，這一觀點目前在發達國家中，已因國家債務失控，各種政府調節手段最終使經濟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另一批經濟學家則始終對政府糾正市場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懷疑。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幾位開拓者，以他們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革新了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為的工具。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奠定在一個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擔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通過分析這些公職擔任者在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為「預測科學的經濟學和旨在設計合適的法律和憲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經濟學科學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無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財富者，市場的法律構架——-法律和憲法才能設計出來」。針對此，布坎南指出經濟學的「經濟人」與政治學的國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唯一的工具，而作為政治學的國家理論則以國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布坎南指出，國家不是神的造物，它並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為國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裡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麼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為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一方面是利已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聖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於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當人們——亦即「經濟人」面臨誘惑必須在若干取捨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愿意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法。布坎南正是從這裡開始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為三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被稱之為慈善的專制者。這種政府以社會利益為自己利益，並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同時它又可以保持一種絕對的權威，不受任何約束。布坎南認為，這種模式只存在於規範經濟理論之中，由於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選擇的作用，所以用來分析西方國家政府的經濟行為，在理論上必然是荒謬的，現實中也一定以失敗而告終。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對此布坎南分析，儘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第三種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體社會成員都通過選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而政府的經濟行為則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約，於是政府決策的取嚮往往受制於公共選擇這一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經濟人」這一出發點，布坎南認為，在這種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種「巨物」也比慈善的專制者更具有現實意義。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實際上正處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間。
由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由上述理論出發，得出如下推論﹕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市場錯誤，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這一學說挑戰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理念﹕一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只要採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就可以實現公眾利益，而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簡言之，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人類行為的上述兩個方面重新納入單一的模式，這一模式模擬人們今天的社會行為，從此將用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為引入一個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關於政府模式的劃分，為以後的公共選擇理論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一理論前提之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構造了一整套論述官僚主義的普遍理論，將政治學的經濟分析引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獎儀式中客觀地總結了這位傑出經濟學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補了傳統經濟學中的一個空白，因為傳統的經濟學缺少一種獨立的政治決策理論。」
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為經濟學開闢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空間。如果說經濟學在他之前高高飄揚著哈耶克、繆爾達爾這兩面在經濟學科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的偉大旗幟，那麼在他身後，新一代經濟學家在他的公共選擇理論之上，開始運用經濟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領域作出了意義遠大的深層掘進。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布坎南的理論追隨者中，有不少已成為日益顯赫的「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學說，更是用歷史學的眼光穿透了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期陣痛的根源所在。我國近幾年來由於在改革中遇到諸多難題，經濟學界中的年青一代已開始將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經濟學，殷切期望將這一學派的理論精髓用之於中國的改革實踐。
對於中國來說，公共選擇理論對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今後如何優化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制度環境。因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種把市場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衝突、關係極為複雜的網絡中環境」，中國如果要修正分配結果，就應該將焦點對準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考慮到在政府部門中擔任公職者也是「經濟人」這一前提，就必須對通過市場前分配權力來創造經濟價值這一權力尋租行為加以強有力的限制。
研究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其目的就在於為市場制度型構一個行之有效的法律構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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