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作者： 史帝文．李維特，史帝芬．杜伯納
原文作者：Steven D. Levitt & Stephen J. Dubner
譯者：李芳齡
內容簡介
改變世界的魔力藏在怪誕思考裡
什麼都怪異，什麼都不意外！
阿基米德曾發豪語：「只要給我一個支點，就能把地球舉起來！」
現在，「全美國最有趣腦袋」的李維特，要給大家這個支點，讓所有人都能成為「蘋果橘子經濟學家」，打破既有的思考框架與常規，找出隱藏在問題與現象背後不可思議的瘋狂誘因，掌握改變世界的魔力。
你會發現：最難解的問題，答案往往異常簡單！
寫在最後 海盜經濟─《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外一章
生活中有許多困難的決定。你應該從事哪一種職業？是否需要把衰老多病的母親送往療養院？你和你的配偶已經有兩個小孩了，該不該再生第三個？
這些決定之所以困難，有一些原因。其一是利害性高，其二是涉及高度不確定性，說到底，類似這樣的決定並不常出現，這意味的是你並不常有練習做這類決定的機會。你大概很熟練於採買雜貨，因為你經常做這件事嘛，至於購買人生的第一棟房子，那可是全然不同的一碼事。
另一方面，有些決定倒是十分容易。
想像你去參加一位朋友家裡舉行的派對，他家離你家只有一哩遠，你在派對上玩得很盡興，也許是因為你喝了四杯紅酒。現在，派對曲終人散了，你一邊喝掉最後一杯酒，一邊掏出你的汽車鑰匙，突然間，你決定不該這麼做，因為你現在的狀況不適合開車回家。
在過去數十年，我們被嚴格教育有關於酒後駕車的危險性，酒後駕車的肇事率比清醒駕車高出十三倍。可是，酒後駕車的人仍舊很多，在美國，所有重大車禍事故中，有超過30％涉及至少一名駕駛人酒後開車。在飲酒最盛的夜間時段，這個比例高達近60％。總的來說，平均每一百四十哩行車路程中，就有一哩路程是酒後開車，相當於每年有二百一十億哩的酒後駕車。
為何有這麼多人酒後駕車呢？也許是因為酒後開車者鮮少被抓到，這可能是最發人警醒的統計數字，平均每兩萬七千哩的酒駕路程中，只有一哩被抓。這意味的是，你可以一邊喝著啤酒，一邊開車橫跨全美，再開回來，接著再來回三趟後才會被警察攔檢。
跟絕大多數壞習慣一樣，若能制定夠強烈的誘因措施，也許就能完全消除酒駕，例如隨機擺放路障，對酒駕者就地正法，不過，我們的社會恐怕不能接受這種做法。話說回頭，你在朋友家的派對結束時，做出了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容易的決定：你決定不開車，改而走路回家，反正只有一哩路嘛。你找到你的朋友，感謝他舉辦的這場派對，並告訴他你打算走路回家，他十分贊成你的明智判斷。
可是，他應該贊成嗎？我們都知道酒後駕車有多危險，但酒醉後走路呢？這個決定真的那麼容易嗎？
酒醉不開車也別走路
讓我們來看看一些數字。每年有超過一千名喝醉的行人死於交通意外，他們偏離人行道，走上城市街道；他們躺在鄉間道路上休息；他們搖晃莽撞地奔跑穿越車水馬龍的公路。相較於每年跟酒醉相關的交通事故死亡總人數（約一萬三千人），死於交通意外的酒醉行人數目相當少，不過，當你選擇酒醉走路或駕車時，要看的並不是這些總數。
真正切要的問題是：以平均每哩來看，到底是酒醉駕車比較危險，還是酒醉走路比較危險？平均每位美國人每天在住家或工作場所以外的地方走約半哩路，十六歲以上的美國人約兩億三千七百萬人，所以，算一算，可駕車年齡的美國人每年在外行走四百三十億哩。
若我們假設這些行走哩程中，平均每一百四十哩中有一哩是酒醉走路（相同於酒駕的哩程比例），這相當於每年有3.07億哩的酒醉走路。用這些數字來算一算，你會發現，若以平均每哩來看，酒醉行人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機率，比酒駕者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機率高出八倍。還有一項重要警告：酒醉行人通常只會導致自身受傷或死亡，不會導致他人受傷或死亡，但酒駕者就不同了，在涉及酒精的死亡車禍中，36％的受害人是乘客、行人，或其他駕駛人。
不過，就算把那些無辜死亡者排除在外，以平均每哩來看，酒醉行人因交通事故致死者，仍然是酒駕肇事致死者的五倍。憑此數據，在離開朋友家的派對時，你的決定應該很明顯：開車比走路安全。（當然啦，少喝點，或是叫輛計程車，會更安全。）
下一回，你在派對上喝了四杯酒後，在決定如何回家時，你的考慮應該會有點不同吧。或者，要是你已經喝得太醉了，也許你的朋友會幫忙，因為，真正的朋友不會讓他的朋友酒醉走路。
電視解放了印度婦女
若你能選擇出生於世界任何地方，印度大概不會是最明智的選擇。儘管自我吹捧為全球經濟中發展快速的要角，但整體而言，這個國家仍然非常貧窮。印度人民平均壽命和識字率仍低，汙染與貪腐情形嚴重，在超過三分之二人口居住的農村地區，獲得電力供給的住家還不及一半，平均每四戶住家只有一戶住家有廁所。
當個印度女人尤其不幸，因為許多印度父母有強烈的重男輕女觀念。已有兩個兒子的印度家庭中，只有10％想再生個小孩；反觀已有兩個女兒的印度家庭中，有將近40％想再接再厲試試看。
在印度，生個男孩猶如創造了一個個人退休基金，他會長大成為賺錢的男人，奉養父母的晚年，時候到了，替父母點燃火葬的柴堆。反觀生了個女兒，意味著把退休基金換貼嫁妝基金的標籤，長久以來，嫁妝習俗雖為人詬病，但新娘子的父母給新郎倌或其家人現金、汽車、房地產，仍是普遍之事。
還有呢，婚禮的費用通常也是由女方家庭支付。為全球各地貧窮唇顎裂兒童施行修補手術的美國慈善組織微笑列車（Smile Train），最近在印度清奈（Chennai）待了一段時間，當地一名男子被問到他有幾個小孩時，他回答：「一個」，該組織後來得知該名男子的確有個兒子，但他還有五個女兒，他顯然認為這些女兒不值得一提。
微笑列車組織還得知，清奈的產婆有時收費2.5美元，受託悶死剛出生的唇顎裂女嬰，因此，該組織決定利用誘因做善事，開始提供獎金以鼓勵產婆把唇顎裂女嬰帶到醫院施行修補手術，每帶來一名女嬰，可以獲得最高達十美元的獎金。在印度，女性地位嚴重低落，以至於印度女性人口比男性少約三千五百萬人。
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沈恩（Amartya Sen）口中所謂的「失蹤女性」，大多數被推測為已經死亡，可能是被間接手段致死（例如女孩的父母不提供營養食物或醫療，可能是為了保留這些照料給女孩的兄弟），或是被直接殺害（女嬰出生後被父母或產婆弄死），或是墮胎（這種情形愈來愈多）。
即使在偶爾才見電力供應、難以找到乾淨供水的印度最小村莊，孕婦也能付錢請技術員以超音波掃描胎兒的性別，若懷的是女嬰，就施行墮胎。近年，由於這類性別選擇性墮胎的情形愈來愈普遍，印度的男性與女性人口比例失衡狀況愈來愈嚴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其他重男輕女的國家，例如中國。
幸運得以長大成人的印度女嬰，在人生的幾乎每個階段都面臨不平等待遇，她賺的錢比男性少，受到的健康照料較差，接受的教育較少，或許還受到日常的殘暴待遇。在一項全國性健康問卷調查中，51％的印度男性表示在某些境況下打老婆是合理的事；更令人吃驚的是，54％的女性贊同這種看法，例如老婆把晚餐燒焦了，或是未經丈夫允許而離開住家。每年有超過十萬名年輕印度女性被燒死，這其中有許多是索奩焚妻（bride burning） ，或是其他的家暴情況。
印度女性的非意願懷孕及感染性病風險也很高，包括愛滋病高感染率，原因之一是印度男性在性交時使用保險套不當的情形超過15％，為何失敗率如此高呢？根據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調查，約60％的印度男性陰莖太小，不適用依照世界衛生組織規格生產的保險套。這項研究調查歷時兩年，有超過一千名印度男性接受科學人員度量他們的陰莖大小及拍照，一名研究人員指出：「保險套規格不適用印度男性。」
存在這麼多的問題，該如何改善印度女性（尤其是絕大多數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女性）的生活呢？印度政府做了一些嘗試，例如立法禁止索討嫁妝和視性別選擇墮胎，但民間普遍漠視這些法律。還有一些幫助婦女的金錢干預措施，包括「我的女兒，我的新娘」（Apni Beti, Apna Dhan）計畫，付錢給鄉村婦女，以鼓勵她們不要墮掉女胎；龐大的微型信貸產業，對女性提供小型事業貸款；以及許多國際性援助機構推出的種種慈善方案。
印度政府也誓言要促使更易於取得尺寸較小的保險套。不幸地，這些方案大都複雜、所費不貲，充其量只獲致表面上的成功。不過，另一種干預似乎見到了成效。跟超音波機器一樣，這項干預得仰賴技術，但跟婦女本身沒多大關係，跟生小孩這碼事的關聯性更低。
它也不需要靠印度政府或多國籍慈善組織的管理，事實上，它根本不是針對幫助任何人而設計的，至少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幫助」方式。它只是一項已經有相當歷史的企業產物，叫作「電視」。官方電視台已經存在數十年，但是，低品質和枯燥乏味的節目令人覺得不值一看。
不過，情況在近年間有了改變，拜器材與播送價格的明顯下滑所賜，印度有廣大地區已經安裝了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自2001年至2006年間，有一億五千萬印度人首度可以收看有線電視，他們的村莊突然間可以收看到發送自印度大城市及海外的最新遊戲節目、肥皂劇、新聞、警政措施。
電視使得許多印度鄉村居民首度看到外面的世界。不過，並不是每個印度村莊都能收看到有線電視，那些取得有線電視服務的村莊也只能在不同時段收看，這種情形產生了經濟學家喜歡研究的資料，這可是極棒的自然實驗。村莊能否收看到及何時可收看到有線電視，使得村莊居民及他們的生活產生了變化，愛蜜莉‧奧斯特（Emily Oster）和羅伯‧詹森（Robert Jensen）這兩位年輕的美國經濟學家藉由度量這些變化與差異，洞察電視對於印度女性產生的影響。他們檢視印度政府對兩千七百戶家計單位（大多數位於農村）進行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這項調查詢問十五歲以上女性的生活型態、偏好和家庭關係。
調查結果顯示，最近可收看到有線電視的女性明顯不願意容忍打老婆的情形，較不會承認有重男輕女傾向，並且較可能發揮個人自主權。電視似乎以政府干預無法做到的方式賦予女性權力。
是什麼導致這些變化呢？是印度女性從電視上看到遍布世界各地的影像後，變得更自主了嗎？─在那些影像中，女性隨心所欲地裝扮自己、處理自己的錢、不被當成所有物或生孩子的機器。抑或這些節目只是使得印度農村婦女覺得，羞於對政府訪查員承認她們受到太糟糕的待遇？
對於這些親身調查所獲得的資料，我們可以合理抱持懷疑，人們口中述說他們如何表現其舉止行為，跟他們的實際行為之間往往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套用經濟學的術語，這兩種行為是「宣稱偏好」（declared preferences）和「展現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再者，當撒謊不會付出代價時（例如在這樣的政府調查中撒謊），可以預期會出現不少撒謊的情形。撒謊甚至可能是潛意識行為，受訪者說的是她認為訪查員想聽的話。
不過，當你能夠度量「展現偏好」或實際行為時，你就能獲得可信度頗高的洞察，歐斯特和詹森就是因此而發現了確實變化的可信證據。可收看有線電視的印度農村家庭，其生育率開始低於無法收看到有線電視的農村家庭（在印度這樣的國家，較低的生育率通常意味女性有較高的自主權，且健康風險性較低）。
可收看有線電視的家庭也比較願意讓他們的女兒繼續接受教育，這意味這些家庭的女孩較受到重視，或至少被認為應該獲得跟男孩平等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男孩的入學率並未改變。） 這些確實數字使得那項印度官方調查中受訪者的自述資料可信度提高，有線電視似乎真的對印度農村婦女賦權，甚至已經到了促使她們不再容忍家暴的地步。
或者，也可能是她們的丈夫太忙於收看板球賽事，沒時間找碴施暴啦。
沒排碳問題的年代被淹沒在馬糞中
當世界邁向現代紀元時，人口稠密度也在短期內暴增，這種情形大多發生於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之類的大城市。就以美國為例，在十九世紀，城市的居民增加了三千萬人，其中有一半是在最後二十年增加的。
但是，隨著人口和他們的家當從一地遷居至另一地，一個問題出現了。主要的交通方式製造出一堆的副產品─經濟學家所謂的「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包括交通阻塞、高保險成本、太多的交通死亡事故。
原本被供在餐桌上的穀物，有時被轉化為燃料，導致食物價格上漲和食物短缺。還有空氣汙染和有毒排放物，危害環境與人們的健康。我們談的是汽車，對吧？不，不是汽車，我們談的是馬兒。
自古以來，力氣大、用途廣泛的馬兒是人類的好幫手，隨著現代城市的擴展，馬兒被用來做很多事：拉街車和私家馬車、拖運建築材料、載運從船上及火車卸下的貨物，甚至為製造家具、繩索、啤酒、衣服的機器提供馬力。要是你的年幼女兒生了重病，醫生還會騎馬奔馳至你家。當發生火災時，一隊馬匹拖拉消防泵車衝過街道，奔往現場。
在邁入二十世紀之初，大約有二十萬匹馬豢養在紐約市，且供人們驅使，當時，紐約市人口與馬口的比例是17比1。不過，馬兒也會製造麻煩！運貨馬車導致街道嚴重阻塞，當馬兒的健康垮了，牠往往被當場斃命，這導致進一步的交通延誤。許多馬主為防欺騙詭計，簽定的壽險合約中要求馬兒必須由第三方施行安樂死，這意味著必須等候警察、獸醫，或美國防止動物虐待協會人員抵達現場。
就算馬兒死了，交通阻塞問題也沒就此完結，交通學者艾力克‧摩里斯（Eric Morris）寫道：「死了的馬兒非常笨重難移，因此，清道夫通常會等到馬屍腐爛，他們便能更容易地把牠鋸成塊後運走。」鐵製馬車輪和馬蹄發出的聲響實在吵死人（據說導致很多人患精神病），因此，有些城市禁止馬車行走於醫院和其他敏感地區的周邊街道。
馬兒或馬車並不像你在電影中看到的那般易於操控，尤其是在滑溜、擁擠的城市街道上，不論車或馬經常撞倒人，據說在1900年，馬匹導致的意外事故奪走了兩百條紐約人性命，相當於平均每一萬七千名居民中就有一人因此喪命。這裡給你一個比較數字：在2007年，有二七四名紐約客死於車禍，相當於平均每三萬名紐約客中有一人因車禍喪命。
換言之，紐約客在1900年死於馬匹導致意外事故的機率，是現今紐約客死於車禍機率的近兩倍！（很遺憾，沒有關於酒後騎馬和酒駕馬車的統計資料，不過，我們可以設想數字恐怕高得嚇人。）最嚴重的問題是馬糞，平均每匹馬一天拉出約二十四磅的糞便，二十萬匹馬一天拉出近五百萬磅的糞便，這大堆馬糞都去了哪兒？
更早數十年，當城市裡的馬兒沒那麼多時，存在一個運作順暢的馬糞市場，農夫購買馬糞，運送（當然是用馬運送囉）至他們的農場。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爆炸性成長，出現了馬糞嚴重供給過剩的現象，在空地上，馬糞堆積到六呎高，在城市街道邊，馬糞堆積得猶如雪堆。在夏天，臭氣沖天；下雨時，濃稠的馬糞湯湧上人行道，滲漏進商店與住家的地下室。
今天，當你欣賞舊紐約的褐石建築，以及它們優雅地比街道高出一道矮層，走上二樓才是客廳時，請別忘了，這在當年是必要的設計，好讓屋主高居於馬糞海上。這些糞便非常有害健康，它滋生多到難以計數的蒼蠅，散播各種致命疾病。老鼠和其他害蟲群集於堆積如山的馬糞中，揀食未被消化的燕麥及其他馬飼料（拜更多馬兒需要飼料之賜，人們食用的穀物價格更貴了）。
在當時，沒有人擔心地球暖化的問題，若當時的人們擔心此問題的話，馬兒鐵定成為頭號公敵，因為馬糞排放出的沼氣是引發強大溫室效應的氣體。1898年，紐約主辦第一屆國際城市規畫研討會，馬糞是這場研討會的主要議題，因為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面臨相同的馬糞危機。
但大家想不出個對策，摩里斯寫道：「被此危機難住之下，這場城市規畫研討會宣布徒勞無功，原訂舉行十天的會議，只開了三天就落幕。」這世界似乎到了沒有馬兒將無法生存、但有了馬兒也生存不下去的地步。可是，後來，這問題消失了，妙計既不是政府頒布的什麼勒令，也不是來自什麼天啟，城市居民也沒有屈服於馬力帶來的利益之下，起而推動什麼利他主義或自制之類的群眾運動。
是技術創新解決了這個問題。不，不是創造出排糞量較少的動物，而是遠較乾淨、有效率的電車和汽車問世，把馬兒踢進了柵欄裡。比馬車更便宜、更易操控的汽車被稱為「環境救星」，世界各地城市終於能夠不用掩鼻地深呼吸，並再度邁開大步向前進。
創造性破壞
很不幸地，故事並未就此劃下句點。拯救了二十世紀的解方，似乎已經危及二十一世紀，因為汽車和電車也製造出它們的負面外部性。
過去一世紀，超過十億輛汽車和成千上萬的燃煤發電廠所排放出的碳，似乎已經導致地球的大氣層溫度升高。馬兒的活動曾經對文明發展構成威脅，如今，人類活動也對文明發展構成威脅。哈佛大學環境經濟學家馬丁‧魏茲曼（Martin Weitzman）說，全球氣溫將升高到足以實際毀滅地球的機率大約是5％。
在某些陣營（例如向來對任何世界末日預言都有興趣的媒體），這類毀滅論更強烈。這其實並不令人太驚訝，當某個問題的解方尚未端在我們眼前之前，我們總是很容易認為問題沒有解方。但是，歷史一再證明，這種假設是錯的。
這世界絕對不完美，也不是所有進步都總是有益，就算是社會普遍蒙益之事，也無可避免地造成某些人的損失，這也是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之所以稱資本主義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原因。
不過，人類為看似棘手問題尋找技術性解決方法的能力很強，全球暖化問題很可能也是如此。並不是說這問題的潛在嚴重性不大，但人類的智謀（尤其是在有適當誘因下）更大。更令人鼓舞的是，技術性解方往往遠比毀滅論者所能想像的更為簡單、便宜。
事實上，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們將看到，一群工程師已經發展出三種全球暖化問題的解方，每一種解方都可以用低於肯塔基州堅蘭（Keeneland）拍賣會上所有良種馬的價格買到。順便一提的是，馬糞的價值已經回升了，最近，麻州一牧場的主人請警方制止一位鄰居運走該牧場的馬糞，這位鄰居聲稱這是誤會一場，此牧場的前主人允許他這麼做。
不過，牧場現在的主人可不依，他要求這鄰居得為他取走的馬糞付六百美元。這位喜愛馬糞的鄰居是誰呢？正是那位提出全球暖化嚴重預測的經濟學家魏茲曼。當此事見諸報端時，一名同事寫信給魏茲曼：「恭喜啊。我認識的經濟學家幾乎全是馬糞的淨輸出者，而你，似乎是淨輸入者。」
「蘋果橘子經濟學」到底在講啥？
征服馬糞、有線電視的意外效果、酒醉走路的危險性，這些跟經濟學有什麼關係？與其把這類事當「經濟學」來思考，不如把它們視為「經濟方法」（economic approach）的例示，使這個名詞變得流行、通俗的是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長期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蓋瑞‧貝克?（Gary Becker） 。
貝克在獲頒諾貝爾獎時的致詞中解釋，經濟方法：「不假設個人只受到自私或利益的激勵，它是一種分析方法，不是有關什麼動機因素的假設……，行為受到很廣泛的價值觀和偏好的影響。」貝克的學術生涯始於研究和經濟學並非密切相關的主題，例如犯罪與懲罰、吸毒、時間分配、婚姻的成本與效益、養育小孩、離婚等，他的多數同事並不鑽研這類東西。
「有很長一段時間，絕大多數重要經濟學家忽視或非常不喜歡我所研究的主題，我被視為偏離經濟學領域，或根本稱不上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噯，要是貝克研究的東西不是真正的經濟學，那我們也想研究它們。
坦白說，貝克研究的東西其實是「freakonomics」─把經濟方法和惡質、怪異反常的現象結合起來，只不過，當時還未造出「freakonomics」這個字。在獲頒諾貝爾獎時的致詞中，貝克指出，經濟方法並不是一種題材，也不是用以解釋經濟的數學工具，而是決定對這個世界進行有點不同的檢視。
經濟方法是有系統地說明，人們如何做決定和如何改變他們的心意；如何選擇愛與結婚的對象，如何決定恨、或甚至殺了某人；偶然看到一堆錢時，他們會偷走、不理會、抑或再加添上一些；為何他們害怕某個事物，但對於僅僅有點不同的事物，卻又那樣渴望期盼；為何他們會懲罰某種行為，但獎勵另一種類似的行為。
經濟學家如何說明這類決定？通常是始於蒐集大量累積資料，可能是刻意產生的資料，也可能是意外留下的資料。只要問對了問題，一群好資料可以大大幫助說明人們的行為，在本書中，我們做的事就是提出適當、正確的問題?，這可以幫助我們說明─例如，在某種情況下，腫瘤學家或恐怖分子或大學生如何行為，以及為什麼。
把人類行為的怪異性歸納為冰冷的機率數字，有些人可能對此感到不舒服，我們之中有誰想讓自己被描繪為「典型」（typical）呢？舉例而言，若把地球上的所有女性和男性合起來計算，你會發現，典型的成年人平均有一個乳房和一個睪丸；但實際上，有多少人符合這樣的描述？
若你所愛的一個人在酒駕車禍中喪生，那麼，得知酒醉走路比酒駕還要危險，這能對你產生安慰嗎？若你是遭到丈夫家暴的年輕印度新娘，得知有線電視能對典型的印度新娘賦權，會使你開心嗎？這些異議很好，也正確，不過，儘管每個規則都有例外，但知道規則仍然是有益的。
在人們可能有無限「非典型」方式的複雜世界裡，找出基線是非常有助益的事，而找出基線的一個好起始點就是發掘平均而言的事實。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在思考日常決策、法律、組織治理時，根據的是例外與反常，而不是以平均事實為根據。
無牙鯊魚和嗜血大象
回顧2001年夏季，在美國，那年夏天被稱為「鯊魚之夏」，媒體報導各地紛紛出現鯊魚瘋狂殺人的事件傳聞。最初的例子是八歲男孩傑西（Jessie Arbogast）在佛羅里達州彭沙科拉（Pensacola）的墨西哥灣海域淺灘戲水時，遭到一頭公牛鯊咬斷右臂，大腿也被咬掉一大塊。《時代》（Time）雜誌以鯊魚攻擊為主題，做了封面故事報導，以下是主文的導述：
在毫無警訊下，鯊魚靜悄悄地潛至。牠們的攻擊方式有三種：撞上後立刻游走、猛撞後大咬、襲擊，最常見的是撞上後立刻游走。鯊魚可能看到游泳者的單隻腿，以為是條魚，咬了一口，才發現這不是牠平常的獵物。
嚇到了沒？
理智者可能再也不敢靠近海洋了。但是，那一年實際上發生了多少起鯊魚攻擊事件呢？你猜猜看，然後把你猜的數字減一半，再減一半，對半再減上幾回。2001年一整年，全世界總計只發生68次鯊魚攻擊事件，其中只有四次致人於死。這些數字不僅遠低於媒體歇斯底里的暗喻，相較於之前和之後各年的數字，它們也沒有較高。
自1995至2005年間，全世界平均每年發生60.3次鯊魚攻擊事件，次數最多的一年是79次，最低為46次，平均每年被鯊魚咬死的人數是5.9，最高數字是11人，最低是3人。
換言之，2001年夏天的新聞標題大可以這麼下，「今年的鯊魚攻擊事件次數跟歷年差不多」，不過，這樣的標題可能無法使雜誌銷量增加多少。暫且不去想可憐的傑西，以及他和他家人遭遇的悲劇，換個角度想想：在人口超過六十億的世界，2001年只有四人因為鯊魚攻擊喪命，但每年被新聞轉播車輾過的人恐怕更多。
另一方面，平均每年至少有兩百人被大象殺死，為何我們就不怕牠們呢？也許是因為絕大多數受害人居住的地方遠離世界各地的媒體中心，也可能和我們從電影中獲得的印象有關。友善、逗趣的大象是兒童片中常見的角色元素之一，例如《大象家族》（Babar）和《小飛象》（Dumbo）；反觀鯊魚，總是被派當壞蛋的角色，要是鯊魚在法律界有人脈的話，牠們一定會告上法院，要求下令禁止放映《大白鯊》（Jaws）這部電影。
可是，在2001年夏天，駭人的鯊魚新聞沒完沒了，恐懼高叫，直到9月11日發生世貿大樓和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事件，鯊魚新聞才靜了下來。那一天，有近三千人喪命。比起最早有鯊魚攻擊事件記錄的十六世紀後期迄今數百年間遭鯊魚攻擊而喪命的總人數，高出兩千五百人。所以，從「典型」的角度來思考，雖有其缺點，但也有其優點。
因此，在本書中，我們盡全力根據累積資料來說故事，而不是根據個別軼事、顯明的異常現象、個人意見、情緒爆發，或道德傾向。也許有人會說，統計數字可被拿來任意詮釋，可被用以辯護站不住腳的理由，或是用來撒小謊。
但是，經濟方法力求相反：無懼、無偏好地探討一個主題，讓數字說真相。我們不站在任何一邊，舉例而言，有線電視的引進顯著幫助印度農村地區的婦女，這並非指我們認定電視產生的影響必然是正面的，你將在第三章讀到，電視的問世在美國造成了一項破壞性極大的社會變化。經濟方法並非要將這世界描述成，我們任何人想要、或害怕、或祈禱變成的世界，而是要解釋這世界的真實面貌。大多數人都想矯正或改變這世界的某些面貌，但要改變世界，你得先了解它。
看見你從沒料到的另一面
在撰寫此書時，距離始於美國次貸風暴、進而像高傳染力疾病般快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約莫過了一年，將有大量關於這個主題的書籍出版，就算沒有數千本，也有數百本吧。本書不探討這個主題。為什麼？主要是因為，總體經濟何其複雜、多變的無數，並不是我們的研究領域。
在經歷過最近發生的事件後，大概有人會懷疑：有任何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是總體經濟嗎？社會大眾遇到的經濟學家，大多被當成先知一般，能高度有把握地告訴你，股市、通貨膨脹率或利率將朝什麼方向變化。但是，最近我們已經看到，這類預測通常沒什麼用。光是解釋過去，就已經讓經濟學家夠頭痛了，更遑論預測未來。（經濟學家們至今仍在辯論，小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究竟是減輕了大蕭條，抑或導致它更加惡化呢！）
當然啦，忙於預測未來的，並非只有經濟學家而已。相信我們自身的預測能力，似乎是人世間永遠少不了的一部分；而快速忘掉我們的預測有多麼不準確，同樣也是人世間永遠少不了的一部分。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幾乎不談人們所謂的「經濟」（總體經濟），對此，我們的最佳辯解是：我們所寫的主題雖和總體經濟沒有直接關聯性，但也許可以為實際的人類行為提供一些洞察。
信不信由你，若你能了解導致學校老師或相撲選手作弊的誘因，你就能了解次貸泡沫是如何發生的。書中的故事是發生於許多領域的場景─從安靜的學術界走廊到最汙穢的街角，許多故事是根據李維特的近期學術研究，有些故事的靈感則是來自其他經濟學家、工程師與天體物理學家、精神病殺人犯與急診室醫生、業餘歷史學家和變性神經科學家。
大多數故事可歸屬於以下兩種類別之一：
那些你總以為你了解、但其實不然的事物；那些你從不知道你想了解、但你其實想了解的事物。
我們的許多發現也許不是那麼有用，甚至可能不是那麼確實，但這不要緊，我們只是試圖開啟談話，不是要下結論。也就是說，你也許會在本書中發現一些值得爭議的東西。
事實上，若你沒發現，我們反而會覺得失望。
1.《蘋果橘子經濟學》
作者： 李維特、杜伯納
原文作者：Steven D. Levitt、Stephen J. Dubner
譯者：李明
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李維特──經濟學界的印第安那瓊斯，他發掘了許多看似幽默怪誕，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比方說：墮胎合法化何以能降低十五年後的犯罪率？小學老師與相撲選手為何有個作弊的通性？從小孩每年在游泳池內淹死的數目遠超過玩槍致死的結果，怎麼推論出理想父母的條件？三K黨和房地產業務員有何相同特質？毒販既然賺錢，為何還是窮得只能跟他母親住在一起？本書旨在探尋每件事物背後隱藏的一面，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以觀察內部的運作狀況。作者發明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蘋果橘子經濟學──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擁有蘋果外表的橘子果實。這種剖刀憑藉的是經濟學裡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從最有趣而關鍵的點切入。
每天喝八大杯水並無理論根據？兒童汽車座椅遠不如安全帶來得安全？游泳池其實比槍枝還要危險？父母參加家長會的重要性遠超過帶小孩上博物館？這些一點都不像典型的經濟學問題，不過問這些問題的李維特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家，他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謎團。
許多人根本不認為李維特研究的是經濟學，但他無疑是當代經濟學領域最具創造力的思想家，而他也只不過是讓這門所謂「憂鬱的科學」達成它原本最主要的目標：解釋人類如何得到他們想要的。他與大多數學者最大的不同──勇於運用個人的觀察力與好奇心，也不避諱談軼聞或說故事。許多問題微不足道，有些則攸關生死。答案看似突兀，但在了解事實後，又相當順理成章。
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測量的科學，包含一組可以測量複雜資訊的完善工具。所謂「經濟」，不外乎工作、房地產、銀行、投資等資訊。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可以很輕易地應用到「更有趣」的主題上。只要找對了透視角度，所有複雜的現象都是可被理解的。這也是李維特所認為的：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那麼經濟學則代表真實世界的運作方式。
本書立基於一些基本理念：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找出各項誘因，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傳統看法的形成往往相當粗糙，但很難被看穿──不過並不是不可能。重大的影響往往源自久遠甚或微不足道的原因。謎團的答案未必全都擺在你的面前。專家利用資訊優勢為自己謀取利益。從犯罪學者到房地產仲介人員皆然。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可以讓複雜的世界大為簡化。如果你了解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讀資料，就能解開看似無解的謎團。因為數字的威力無窮，可以剝除層層的混亂與矛盾。
書中所舉的例子通常不會出現在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不過這種情況往後可能會改變。這些議題極有可能創立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並影響最近十年的經濟學動向。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如何運作，這本書將能提供極為豐碩的資訊。(詳情請參閱本書網站：www.freakonomics.com)。
緣起
一個晴朗的六月天，美國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者——至少他的一些前輩如此確信——在芝加哥南區的紅綠燈前煞住車。他開的是老舊的綠色雪佛蘭，儀表板上積著灰塵，車窗也關不緊，速度稍快就轟隆作響。
不過這輛車此刻安靜無聲，四周正午時分的街道亦然：加油站，無數有格子窗的水泥建築物。
一個老流浪漢走近，身上的紙牌寫著無家可歸，求人施捨。他的外套破爛，在這樣的大熱天顯得太厚，頭上帶的是污穢的紅色棒球帽。
這位經濟學者並未鎖上車門或把車開走，不過也沒有掏尋身上的零錢。他只是觀看，好像是透過單面透視的玻璃。過了一陣子，流浪漢走開了。
這位經濟學者說：「他的耳機不錯，」眼光仍看著後視鏡。「至少比我的好。除此之外，他好像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賴維特看事情的角度往往異於常人，也與一般經濟學者不同。至於這項特質是好是壞，端看你對經濟學者的觀感如何。
——《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s），2003年8月3日
2003年夏，《紐約時報雜誌》指派作家兼記者杜伯納進行一次專題採訪，對象是芝加哥大學知名的經濟學新秀賴維特。
杜伯納當時正在為撰寫一本金錢心理學的書蒐集資料，剛拜訪過多位經濟學者，結果發現他們他們講話用的似乎是另一種語言。至於當時剛獲得約翰‧貝茲‧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最優秀的經濟學者）的賴維特，才接受過不少記者的採訪，結果發現他們的思考似乎不太……靈光。
不過賴維特看出杜伯納不算太白痴，而杜伯納則發現賴維特也不像一台人腦計算機。這位經濟學者在研究上創意疊出，加上詮釋方式別出心裁，在在令杜伯納大開眼界。雖然賴維特在專業領域紀錄傲人（哈佛大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獲獎無數），但他對經濟學的研究卻絕非謹守正統方式。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與其說是學術性，毋寧更像聰明而好奇的探險家——或是紀錄片拍攝者、法醫、或是標的由運動到犯罪到流行文化無所不包的賭博組頭。大多數人一提到經濟學就會聯想到的貨幣等等課題，他感到興趣缺缺。他不諱言自己在這些專業上的不足，例如他有次告訴杜伯納：「我對經濟學領域真的所知不多。我的數學不好，對計量經濟學懂得有限，也不知道該如何從事理論研究。如果你問我股市會漲會跌、經濟會成長還是衰退、通貨緊縮是好是壞，還有租稅問題——反正，如果我說自己對這些事有任何了解，那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話。」
賴維特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謎團。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如何運作，那麼賴維特的研究成果會提供豐碩的資訊。杜伯納在採訪導中描述了賴維特獨樹一格的態度：
在賴維特眼中，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而他的特殊天賦就在於有能力提出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毒販賺的錢那麼多，為什麼還要跟老媽住一起？槍枝與游泳池，何者比較危險？過去十年來，犯罪率下跌的真正原因何在？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否會為客戶的利益著想？為何黑人父母給子女取的名字不利他們未來的前途？學校老師是否為求達到測驗標準而作弊？相撲比賽是否有舞弊情事？
還有，一個無家可歸、衣著藍縷的流浪漢，怎麼買得起價值五十美元的耳機？
許多人——包括不少他的同行——根本不認為賴維特研究的是經濟學。但其實他只不過讓這門所謂「憂鬱的科學」能達成它原本最主要的目標：解釋人類如何得到他們的所需。他與大多數學者不同，勇於運用個人的觀察力與好奇心，也不避諱談軼聞或說故事（不過他怕微積分）。他的直覺靈敏，能從一堆資料中發掘別人未察覺的原委。其他資深經濟學者宣稱無法測量的作用，他可以想出一套測量方式。他持續關注的課題是詐欺、舞弊與犯罪——不過他說自己從未涉入其間。
賴維特強烈的好奇心打動了成千上萬的《紐約時報雜誌》的讀者，各方的詢問、謎團、請求紛至沓來——包括通用汽車、紐約洋基隊、美國參議員，還有囚犯、家長，以及一位保存自己二十年來貝果銷售數據的人士。有個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冠軍選手請求賴維特協助，證明目前的賽事中服用禁藥的狀況充斥。美國中央情報局則希望知道賴維特是否可利用相關資料找出洗錢者與恐怖份子。
各方的反響其實全都是由於賴維特的根柢信念具有相當說服力：現代世界儘管充斥著混亂、複雜與徹頭徹尾的欺騙，但並非無法看穿或難以明瞭，而且——如果問題問得對——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迷人。重要的是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看事情。
紐約的出版社告訴賴維特，他該寫本書。
他的回答是：「寫書？我不想寫書。」眼前有千萬個待解之謎，時間根本不夠用，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寫作才能。他拒絕了這項邀約，說自己不感興趣——不過他又建議：「除非，或許杜伯納可以和我一起合作。」
並非人人都能合作愉快。不過這兩個人——下文均稱為「我們」——決定討論一番，看看這樣一本書是否行得通。結果我們認為可以，希望你也有同感。
緒論 事物隱藏的一面
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經濟學就代表真實的世界運作方式。
如果1990年代初你住在美國，就算只是偶爾瞄一下電視新聞或翻翻報紙，都可能給嚇個半死。
癥結在於犯罪問題。犯罪案件急遽增加——各城市近幾十年來犯罪率趨勢圖，形狀有如陡峭的滑雪坡道——而且似乎無所不在。槍擊與謀殺案件是家常便飯，劫車、毒品交易、搶劫、強暴等也不算新鮮。暴力犯罪成為人人身邊揮之不去的陰影。然而專家們眾口一辭，認為狀況還會惡化到嚴重得多的地步。
令人畏懼的是所謂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有一陣子，他似乎無所不在，從《新聞週刊》的封面對你怒目而視，由厚厚的政府報告中大搖大擺走來。他被描述成一個瘦削的都市青少年，手握廉價手槍，滿腦子暴力思想。據說全美國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一個殺手世代即將把整個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境。
專家如何曲解事實
1995年，犯罪學者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一份呈送司法部長的報告中，嚴肅地詳述即將到來的青少年殺人潮。福克斯提出樂觀與悲觀的版本。在樂觀版本中，他預估青少年殺人案件在未來十年會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在悲觀版本中，更是會增加一倍。他指出：「下一波的犯罪潮十分嚴重，相較之下，1995年還算是美好的年代呢。」
其他犯罪學者、政治學者與專業的預測者也描繪類似的恐怖前景，連當時的總統柯林頓也不例外。他指出：「我們還有大約六年的時間扭轉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否則將來就得生活在混亂之中，屆時我的繼任者發表演說時，談的不會是全球經濟的大好機會，因為忙著保障城市街頭的人身安全都來不及了。」押注在犯罪繼續增加這方顯然錯不了。
然而，接下來幾年犯罪率並未節節升高，反而開始下降，並且愈降愈低。犯罪減少還有幾點令人驚訝的特質：首先是全面性，全國各地的各類犯罪全都下跌；而且下跌具有持續性，年復一年地減少。這種現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尤其是原先作出相反預測的專家更是跌破眼鏡。
犯罪率反轉的幅度相當驚人。青少年殺人的比率非但未如福克斯所預估，成長一倍或至少15%，反而在五年內下跌超過50%。到2000年，美國整體謀殺率降到35年來最低水準，其他各類犯罪也幾乎呈現同樣趨勢，從暴力攻擊到竊車全無例外。
雖然專家對犯罪下跌的預測不靈光——其實就在他們發出嚇人的預測時，下跌趨勢已見端倪——不過現在卻急忙找出解答，而且大多數的理論聽來頗為合理。他們指出，1990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扭轉犯罪率，還有就是槍枝管制法規擴大施行，其他諸如紐約市推動創新的治安策略，使謀殺案由1990年的2.245件下降為2003年的596件。
這些理論不但合乎邏輯，而且振奮人心，因為犯罪的下跌乃是歸功於近期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說扼制犯罪率靠的是槍枝管制、良好的治安策略與所得提高，那麼我們自己手中其實一直握有打擊犯罪的力量。以後再出現犯罪增加的情況，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這些理論由專家之口傳到記者之耳，再進入大眾腦海中，順理成章地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看法。
只不過有個問題存在：這些理論根本不正確。
有一項因素倒是對1990年代犯罪大幅下跌產生深遠的影響。事情的源起可以從當時往前推二十多年，由德州達拉斯一名叫做諾瑪‧麥柯維（Norma McCorvey）的年輕女子說起。
就像遠方一隻蝴蝶拍動翅翼，最終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風暴，麥柯維也在無意之間扭轉了趨勢。其實當時她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墮胎。這位21歲的貧窮女性未受教育，無一技之長，又有酗酒與濫用藥物的惡習，先前生過兩個小孩送人收養。1970年，她發現自己再度懷孕。不過當時德州和全美大多數州一樣，墮胎並未合法化。麥柯維的狀況被一些有力人士援引，讓她成為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共同訴訟中領銜的原告，被告則是達拉斯郡地區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這場官司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當時麥柯維已改用珍‧洛伊（Jane Roe）的化名。1973年1月22日，法院判決洛伊勝訴，准許全國墮胎合法化。當然，此時墮胎對麥柯維而言已為時太晚，她早就生下小孩，並交由他人收養。（多年後，她放棄贊成墮胎合法化的立場，而倡導尊重生命。）
那麼，洛伊v.韋德案（Roe v. Wade）在過了一個世代後，又是如何發揮作用，導致犯罪率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
以犯罪而言，人人並非生而平等，而且差別還相當大。數十年的研究資料顯示，出生於劣勢家庭環境的小孩，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高得多。數百萬最可能因洛伊v.韋德案而得以墮胎的女性——貧窮、未婚、年輕，沒有錢進行不合法的墮胎——正好就是處於典型的劣勢環境，她們的小孩未來成為罪犯的可能性遠高於水準平均。由於墮胎合法化，這些小孩並沒有生下來。這項強大的因素影響至深且遠：多年之後，當這些未出生小孩達到犯罪年齡之際，犯罪率開始加速下降。
扼止美國犯罪浪潮的功臣並非槍枝管制、經濟繁榮或治安策略，關鍵的因素乃是潛在犯罪者大幅縮減。
現在那些專家（也就是早先提出恐怖預言的同一批人）向媒體解釋犯罪率的下降時，他們推銷的理論中有幾次提到墮胎合法化的影響？
一次也沒有。
這是摻雜商業與夥伴性質的典型例子：你雇用一名房地產仲介人員替你賣房子。
這名仲介人員打量一下房子，拍了幾張照片，設定價格，撰寫動人的廣告詞句，積極展示房子，與買方討價還價，直到成交為止。當然這不是輕鬆的工作，不過他的報酬也不錯。如果賣出三十萬美元的房子，按6％的仲介費計，他能賺進一萬八千元。這可不是筆小數目。不過你告訴自己，如果自己賣房子，絕對賣不到三十萬。仲介知道如何——他是怎麼說來的？——「讓房子的價值極大化」。他幫你賣了最高價，不是嗎？
果真如此嗎？
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和犯罪學者不同的專家，不過也是不折不扣的專家，因為他對於房地產的知識遠超過門外漢的委託人。有關房子的價值、房市的狀況，乃至買方的心態，他知道的都比你多。你要借重他的就是這些資訊，畢竟委託專家的原因正在於此。
隨著分工日益普遍，這類專家多得數不清，而且有辦法讓自己變成不可或缺。不論是醫生、律師、承包商、股票經紀人、汽車技師、貸款掮客或理財專員，全都享有龐大的資訊優勢。一旦你聘請他們，他們就會運用這種優勢協助你，讓你獲得最大利益。
果真如此嗎？
真的這樣倒還不錯。不過專家也是人，而人會受到誘因（incentive）的影響。專家待你如何，取決於誘因的設計。有時設計對你有利，例如加州汽車技師常會在廢氣排放檢查時放水，讓不合格的車主省下一小筆費用——目的是希望爭取日後修車的生意。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專家的誘因設計或許對你不利。例如一項醫學研究發現，生育率下降的地區，婦產科醫師進行剖腹生產的比率較高——這表示醫生在生意不好時，往往會採行比較昂貴的醫療方式。
懷疑專家濫用專業地位是一回事，但能證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又是另一回事。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了解他如何對待你，然後對照相同狀況下他會如何對待自己。不過問題是醫生沒法替自己開刀，而且醫療檔案也不能對外公開；汽車技師修理自己的汽車也不會留下紀錄。
不過房地產銷售的記錄屬於公開資料，而且仲介人員的伙確會賣自己的房子。近期約十萬筆芝加哥郊區售屋資料中，有三千筆屬於仲介人員自己的房子。
在探索這批資料前，我們不妨先思考一下：房地產仲介人員銷售自己的住屋時，他的誘因何在？很簡單：售價愈高愈好。當你出售房屋時，你的誘因應該也是如此。因此，你的誘因與仲介業者應該是協調一致的，畢竟他的佣金收入也取決於售價高低。
不過著眼於誘因時，佣金有其值得玩味之處。首先，6％的仲介佣金通常由買賣雙方的仲介均分，而且其中半數金額還上繳公司。也就是說，只有售價的1.5％會直接進到你的仲介人員的荷包。
因此以三十萬元的房子而言，一萬八千的佣金他只能拿到四千五百元。你或許認為這還算不錯。不過如果房子的價值其實不止三十萬呢？如果只需多努力一下，或者耐心多等一段時間，或是多登一點廣告，就可以賣到三十一萬呢？這時扣掉佣金後，你可以多進帳9400元。然而對仲介人員而言，他多賺到的錢——一萬元的1.5％——只有150元。如果你可以多賺9400，而他只能多賺150，或許你們的誘因就根本不算協調一致。（更何況如果她還得花錢付廣告費以及從事種種促銷工作。）仲介人員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金錢與精力來爭取區區150元嗎？
有個辦法可以找出真象：衡量仲介人員自售房屋與代客戶售屋的差價。根據前述芝加哥地區的售屋資料，並控制其他可能的變數——地點、屋齡與屋況、裝潢等，結果發現仲介人員賣自己的房子時，平均銷售期間長十天，賣價高3％，也就是三十萬的房子可以多賣一萬元左右。他們賣自己的房子時會耐心等待最好的價錢，但替你賣房子時就會催促你儘快接受還過得去的出價。他們就像想多賺佣金的股票經紀商一樣，希望能快速結案。為什麼不這麼做？更高的出價對他們不算多大的誘因——每一萬元多賺150元——因此不值得花費更大的心力。
和政治有關的見解中，有一項最受大家公認的事實：金錢有助勝選。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布魯博格（Michael Bloomberg）、柯賽因（Jon Corzine）就是近期幾個最明顯的實例。〔且不管有些反面的例子，如迪恩（Howard Dean）、富比士（Steve Forbes）、霍芬頓（Michael Hoffington），當然還有高里沙諾（Thomas Golisano）在三次紐約競選中花費九千三百萬美元，而得票率分別只有4％、8％與14％。〕大多數人都認定金錢足以影響選舉，而且也認為競選活動花費太過。
事實上，選舉相關資料顯示，花費較大的候選人的確較常獲勝。不過，金錢真的是勝利的原因嗎？
這麼想很合乎邏輯，就像你會認為1990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犯罪下降也很合乎邏輯。不過就算兩件事情相關，也並不一定意味彼此間存在因果關係。相關只是代表兩項因素間存在某種關係，但卻無法告訴你關係的方向。假設兩項因素分別為Ｘ與Ｙ，那麼可能是Ｘ導致Ｙ，也可能是Ｙ導致Ｘ，也可能另有一個因素Ｚ同時影響Ｘ與Ｙ。
設想以下的相關關係：謀殺案多的城市，往往警察也較多。就以丹佛與華府兩個城市的警察／謀殺案件數為例，兩地人口數差不多，但華府警察約為丹佛的三倍，謀殺案件則為八倍。除非你有進一步的資訊，否則很難作進一步的推論。腦筋不清楚的人或許在看了這些數據後會推論：由於華府警察較多，導致了較多的謀殺案。這種異想天開的思考方式由來以久，往往又會形成異想天開的對策。有個民間故事說，一位暴君得知國內疾病最流行的省份醫生也最多。他的解決之道？立即下令槍斃所有醫生。
再回到選舉經費的問題。為找出金錢與選舉的關係，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競選捐款的問題。假設你是那種會捐一千元給候選人的人，那麼你會在以下兩種狀況捐款：一是選情激烈時，你認為自己的捐款可能影響到選舉結果；一是某位候選人篤定當選，你希望沾些勝利光彩，或日後得到實質回饋。至於鐵定落敗的候選人，你是不會捐錢的。因此選情看好的候選人募款金額自然遠超過落後者。至於捐款的花用呢？現任者以及領先的候選人顯然經費較為充裕，不過只有敗選機率達到一定程度時，他們才願意大筆花費；否則為何不把錢保留下來，留待以後應付可能更強硬的對手？
現在假設有兩位候選人，一位具有天生的魅力，另一位則否。有魅力的候選人募得的款項多，而且輕鬆獲勝。那麼我們該說是金錢讓他贏得選舉，還是他本身的魅力引來選票以及捐款？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但很難回答。畢竟，候選人對選民的吸引力不容易量化。我們該如何測量呢？
似乎沒有辦法——除非在一種特定狀況下。關鍵就在於拿候選人和……他自己作比較。今日的候選人Ａ與兩年或四年後的候選人Ａ應該是類似的，Ｂ候選人亦復如此。因此如果Ａ在連續兩次選舉中都與Ｂ是對手，但兩次花費的金錢不同，那麼在候選人的吸引力相對穩定下，我們就可以測量出金錢的作用。
我們發現，兩位同樣候選人連續參與選舉的情況並不罕見——從1972年以來的國會選舉中約有一千件。那麼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令人驚訝的是：候選人花費的金額多寡幾乎沒有任何作用。獲勝的候選人就算把經費削減一半，得票率也只會減少1％。另一方面，失敗者儘管經費加倍，也不過能多爭取到1％。對候選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你花多少錢，而是你是誰。（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父母身上，詳見第五章。）有些人天生就對選民有吸引力，有些人就是沒有，花再多的錢也改變不了多少。（前面提過的迪恩、富比士、霍芬頓與高沙里諾想必已學到這個教訓。）
另外一些有關選舉的見解呢？好比說競選經費高到浮濫的地步。在一個典型的競選年度，也就是當年要舉行總統以及參、眾議員的選舉，競選總花費約為十億美元——聽起來金額相當龐大，不過如果拿來和一些不像民主選舉那麼神聖的事物作對比，就會發現其實不然。
好比說，這個金額等於美國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支出。
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
這本書要談的不是口香糖與競選支出的對比，也不是不盡責的房地產仲介人員，或是墮胎合法化對犯罪的影響。我們當然會提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場景，如子女的教養、作弊的方式、三Ｋ黨的內部運作與益智競賽中的種族歧視等。本書希望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觀察內部的狀況如何。我們將提出許多問題，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則攸關生死。我們的答案往往看似突兀，不過在了解事實後，又相當順理成章。我們會由資料中尋找答案——不論這些資料是學童的考試成績、紐約市的犯罪統計或毒販的財務紀錄。（我們經常會運用資料中無意間透露的模式，就像飛機掠過高空時留下的凝結尾。）對某個主題抱持自己的意見或理論當然沒錯，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如果能去除道德立場，誠實地檢驗資料，結果往往會得到嶄新而出人意料的見解。
我們可以說，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而經濟學則代表真實世界的運作方式。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測量的科學，包含一組功能與彈性均相當完善的工具，可以可靠地測量錯綜複雜的資訊，計算出任何一個因素乃至整體的作用大小。所謂「經濟」，不外是：關於工作、房地產、銀行與投資等錯綜複雜的資訊。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可以很輕易地應用到——怎麼說呢？——「更有趣」的主題上。
本書的撰寫立基於一些基本的理念：
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理解——或抽絲剝繭找出——各項誘因，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
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犯罪案件在1990年代並未直線上升，單靠金錢無法贏得選舉，還有——可能令你吃驚的是——每天喝八大杯水有助健康，其實一直沒有經過實證資料支持。傳統看法的形成往往相當粗糙，但很難被看穿——不過並非完全不可能。
重大的影響往往源自久遠甚或微不足道的原因。謎團的答案未必全都擺在你的面前。麥柯維對犯罪率下跌的影響，遠超過槍枝管制、經濟繁榮以及創新的治安策略加總起來的效果。我們接下來還會舉出這樣的例子。
專家——從犯罪學者到房地產仲介人員——利用資訊優勢為謀取自己利益。不過面對網際網路的崛起，專家們傳統上的資訊優勢日漸縮水。
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可以讓複雜的世界大為簡化。如果你了解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讀資料，就能解開看似無解的謎團。因為數字的威力無窮，可以剝除層層的混亂與矛盾。
因此本書的目標在於探討每件事情背後隱藏的一面。有時候這麼做吃力不討好，甚至會讓你覺得自己以管窺天或是由哈哈鏡中看世界。不過我們的理念是去觀察許多不同的場景，並運用創新的方式加以檢驗。以這樣的理念來寫一本書似乎有些奇特，大多數書籍都是標明單一的主題，先以一、兩句話簡單勾勒大綱，再完整地講述來龍去脈：鹽的歷史、民主的脆弱、標點符號的運用等等。本書並沒有這種一貫的主題。我們的確短暫地想過圍繞一個中心主題——好比說應用個體經濟學的理論與實務？——來寫作，但隨即決定還是採用尋寶的方式。沒錯，這個方式會用到經濟學中最佳的分析工具，但同時也容許我們追索自己想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因此我們發明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怪胎經濟學（Freakonomics）。本書所舉例子通常不會出現在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不過這種情況往後可能會改變。經濟學這門科學主要是一組工具，而不是有特定主題，因此任何主題，無論多麼稀奇古怪，未必不能納入它的範疇中。
別忘了，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本是位哲學家，而在致力成為道德家的過程中變成了經濟學家。他於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e Sentiments）時，現代資本主義才剛萌芽。斯密深感於這股新興力量襲捲而來的變革，不過他關注的不僅是客觀數字，還有人類受到的影響，因為個人在特定環境中的所思所行，都會受經濟力量所左右。為什麼有人欺騙、偷竊，有些人就不會？為何某人看似無害的選擇，卻影響到一連串的人？在斯密的年代，因果作用開始急遽加速，各項誘因也擴大好幾倍。這些改變給當時民眾帶來的衝擊與震撼，不遜於現代生活加諸我們的衝擊與震撼。
斯密真正探討的主題乃是個人欲望與社會規範間的磨擦。海爾布洛納（Robert Heilbroner）在《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中驚嘆，斯密能夠把人類這種自利的動物的所作所為，與人類更廣大的道德領域區隔開來。他指出：「斯密認為答案在於我們有能力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變成公正的旁觀者，如此即可形成對某一案例客觀特性看法。」
想像你自己在一位——或兩位——第三者陪同下，積極探索一些有趣案例的客觀特性。這樣的探索一開始通常是提出一個過去沒人問過的問題，比如說：學校老師與相撲選手有什麼共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