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人像為年輕時的內藤湖南（1866-1934）。明治四十年（1907），辭去記者之職的內藤，應狩野直喜（1868-1947）之邀，擔任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兩年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京大教授的內藤，與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白鳥庫吉（1865-1942）並稱，時人有「實證學派的內藤湖南、文獻學派的白鳥庫吉」之語。內藤擔任東洋史教席十九年，門下出了以神田喜一郎（1897-1984）、貝塚茂樹（1904-1987）為首的優秀學者，影響大正以後日本學術界的發展。在內藤的後輩裡，將內藤的日本為中國文明一員之理念徹底發揚光大的，是京大同事狩野直喜的高徒吉川幸次郎（1904-1980）；而將內藤的學問體系加以擴充、發展，則是東洋史講座同僚桑原隲藏（1870-1931）的直系門生宮崎市定（1901-1995）。從這些師承關係來看，下一世代出身自京大的重要學者，不管是直接師事內藤或是私淑內藤，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在內藤和京大教席的同僚狩野直喜、桑原隲藏聯手開拓下，「京都學派」成為日本近代學術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學派，而「京都學派」在中國學、東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譯前說明】
在日本東洋史研究者內藤湖南（1866-1934）的學說裡，其中之一便是他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論說。內藤在大正十年（1921）於京都大學授課時的講義《支那上古史》（收入筑摩書房出版的《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卷），將中國文明起源至後漢中葉視為「上古」，五胡十六國至唐中期視為「中世」，宋元視為「近世前期」，明清視為「近世後期」。很明顯地，內藤將宋代當作中國近世的開端。接著，內藤在隔年五月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筑摩書房出版的《內藤湖南全集》第八卷）一文，進一步透過唐宋兩代各方面差異的比較，確立了「宋代以後近世說」。但在戰後不久的昭和二十三年（1948），東京大學出身的年輕學者前田直典（1915-1949）提出「宋代以後中世說」，反對內藤的分期說。於是，在戰後，內藤的「宋代以後近世說」為「京都學派」繼承，而前田的「宋代以後中世說」為東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亦稱「歷研派」）所提倡。兩派之間展開了長年的學術論戰，為戰後日本的歷史學界注入了蓬勃生氣。作者宮崎，為內藤在京大時的學生，學術取向上亦從師說，因而在此文裡介紹中國學者劉孔伏為其師「宋代以後近世說」所做的評介。
【作者簡介】
宮崎市定（1901-1995），昭和時期的東洋史學研究者。長野縣人。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曾留學法國。歷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文學部長兼教育學部長、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以及法國巴黎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漢堡大學客座教授。學術研究橫跨中國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史，及西亞史、中日交流史、東西交通史等領域，為戰後「京都學派」最富盛名的東洋史學研究者。昭和三十三年（1958），以專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舉前史》獲日本學士院賞。平成元年（1989），日本政府頒予文化功勞者勳章。東京岩波書店自平成三年（1991）起陸續出版《宮崎市定全集》，共計二十五卷。
〈內藤學說〉（註一）
這幾天，從中國寄來了〈宋代以後為近世之說的評介〉的抽印本。而這篇是刊載於《合肥教育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劉孔伏氏的論文。劉氏此文提到，過去中國學界處於「閉關自守」的狀態，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動向，知之甚少。然而，這幾年來開始有了學術交流的進展，得到國外很多贈書，見識才大為增長。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日本內藤虎次郎（湖南）教授首倡的「宋以後為近世」之說。
內藤博士的宋代近世說很早就提出了。最先，出現於博士一九二二年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註二），之後在其著述裡反覆闡述此學說。以往，以王朝名稱來進行時代的區分，特別像「唐宋」的結合時常出現，似乎是考慮到這兩個王朝帶有相同的時代色彩。但博士的學說則認為，實際上，唐代為止的中國是六朝以來相續的世襲貴族享受特權的社會。至宋代，這群貴族消滅了，一般庶民的勢力取而代之。文化也伴隨政治上的變動產生變化，文學、藝術、經濟、技術等方面開始有了新的傾向，近世因而確立。
這內藤學說絕不是第一次介紹到中國。劉氏甚好意地加以「評介」，並指出此學說在歐美、台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多的信奉者。付此內藤學說之驥尾，我的名字因而經常出現。對此，也有必要稍微說明一下吧！
（載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朝日新聞》上）
註一：（譯注）內藤學說，指內藤湖南（1866-1934）的「宋代以後為中國近世」之說。內藤湖南，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東洋史學研究者，日本學士院會員。本名虎次郎，秋田縣人，秋田縣立師範學校畢業。明治二十年（1887）至東京後，先後擔任雜誌《日本人》以及《大阪朝日新聞》、《萬朝報》的記者，期間大為活躍，並赴中國與韓國各地視察，被時人視為中國問題的權威。明治四十年（1907）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座開設之際，被迎至京大，講授中國近世史。在東洋史方面，其獨特的見解，獲得高度評價。他在京大任東洋史教席十九年，培育眾多弟子，給與日本近代的東洋史學巨大的影響。他也致力於基礎史料的發現與蒐集，對日本史研究也有貢獻。此外，他還是個書法家。其重要學術著作有《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學史》、《支那繪畫史》等書，還有關於日本史的《近世文學史論》。昭和四十四年（1969），東京筑摩書房出版《內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註二：（譯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原載於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發行的《歷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上，後收入昭和四十四年（1969）八月筑摩書房出版的《內藤湖南全集》第八卷。文中主要論述唐代與宋代在政治、經濟、學術、藝術、音樂方面的差異，顯示唐宋兩代的歷史是中國由貴族社會轉變為平民社會的關鍵點，也是中國史上中世和近世的轉換時期。此文曾被譯成中文，收入劉俊文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日本的「青空文庫」，可線上免費瀏覽〈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全文，參見網址：
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284/files/1736_4339.html
譯自：宮崎市定，〈内藤学説〉，收入氏著，《宮崎市定全集》第二十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668、669。
圖片來源：
http://www.town.yashima.akita.jp/kinenkan/hatayama05.htm
※請安裝櫻花輸入法或是微軟IME等任何日文顯示軟體，以利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