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岩波書店《福澤諭吉的哲學》的封面。丸山真男（1914-1996）從昭和十七年（1942）的〈福澤諭吉的儒教批判〉以來，半世紀間陸續發表多篇關於福澤諭吉（1834-1901）的論文。這半世紀，正是日本從敗戰的廢墟中不斷尋求重生之路的時期。丸山在此時探究福澤的學問和思想，隱含著復甦明治初期的思想精髓以振起日本社會之意圖。平成十三年（2001），松澤弘陽（1930-）教授將這些論文集成《福澤諭吉的哲學》一書，由東京的岩波書店刊行文庫本，讓人得以遍覽戰後日本最傑出的福澤研究）
【譯前說明】
平成八年（1996）八月十五日，政治學、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1914-1996）病逝。雜誌《みすず》在當年的十月號上特別籌畫了「追悼丸山真男」的單元，邀請日本國內和海外的人士執筆，本文即是其中的一篇（隔年這些文章收入みすず書房出版的《丸山真男の世界》）。作者生長於中國，而後長期留日，並在日本的大學任教，因此在文中特從中國在日人士的角度活寫丸山思想和行動的「亞洲意義」。
【作者簡介】
區建英（1955-），廣東省廣州市人。昭和五十九年（1984）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同年於暨南大學歷史系任教。昭和六十一年（1986）赴東京大學攻讀博士課程，平成五年（1993）以論文《東アジア知識人の西洋文明理解─福澤諭吉嚴復を中心に》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新瀉國際情報大學情報文化學部教授。專攻日本近代思想史，近年的研究集中在嚴復（1853-1921）的思想上。學術著作有譯著《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1992年初版，1997年再版時更名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及〈中國における福澤諭吉理解〉（1992）、〈福澤諭吉研究と丸山眞男〉（1992）、〈勵みと悲しみ－近代中國と日本〉（1995）等多篇論文。
〈思想的力量超越國境〉
八月十五日在很多意義上是個可資記念的日子。十五日的前天晚上，我在附近的河邊散步，看見流星數次劃過日本海的上空。在一片漆黑之中，流星放出柔和的光線，接著又靜靜地消失。將己身燃盡以照亮黑暗的，是什麼星星呢？我感到不可思議。據電視報導，那似乎是流星雨。後來當我接到丸山先生（註一）逝於十五日的通知時，流星雨的情景清楚地浮現在眼前。難道流星真的預告了偉人之死...我始終以為，這件事隱喻著什麼重大的意義。我雖然不是日本人，卻和愛好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一樣，真實感到失去了一個精神支柱。
像二戰期間那種抹殺人之主體性的極端國家主義時代，堅持良心的知識份子不但受制於國家權力，還被世人孤立。在這狀況之中，丸山先生開始研究日本近世的思想，關注從權力裡自立的近代要素之成立。戰後，發表了〈極端國家主義的論理和心理〉、《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日本的思想》等多數的論著，分析批判日本的精神風土、政治構造，持續摸索民主主義的形態。這些研究皆是建基於包含古今東西的深厚學識與哲學基礎之上，而逼近本質的、根源的問題的研究。正因為丸山先生具備這類堅定的、高深的學問基礎，就被人稱為戰後日本的新社會科學的開拓者，而且作為在政治紛爭中毫不動搖的、強韌的精神支柱，持續扮演戰後民主主義的思想先導者。
丸山先生的思想，不只影響日本國內。其著述所滲出的普遍精神，超越了國境，給與亞洲各國的人們，特別是年輕的研究者新鮮的衝擊和感動。在這點上，我想摻雜我的個人體驗來談。我青少年所經歷的時代，叫做文化大革命，是使人心為之窒息的動亂時代。當時的社會，不容許民眾個人的思考，只是個絕對信仰一種權威的存在罷了。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人不顧違背良心，對同胞、朋友和親人，採取極殘忍的行動，善良的人一個個遭受迫害、被殺死，完全失去了人類對彼此的愛和信賴。這和丸山先生青年時代的狀況相似。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成千上萬的先烈在與封建勢力、軍閥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奮戰中犧牲生命而取得的成果。不過，為何在迎接獨立解放的光明後不久，又陷入昏愚殘虐的時代？我也和同世代的很多人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開始對世間的情況懷抱疑問，又悲憐祖國的命運，想究明其原因而在混沌中摸索。當時，我遇到了丸山先生的著作。先生經由思想史分析日本精神風土的出色學說和方法，在渴求學問的我的內心裡注入了智慧的泉水。我開始研究福澤諭吉，就在那個時候。我到東京大學留學以後，也繼續從事此項研究。
幸運地，我得到了和丸山先生直接交流的機會。安東仁兵衛將我所寫的福澤研究的碩士論文交給了丸山先生，因這機緣，先生對我這個從鄰國來的青澀學徒，伸出了溫暖的援助之手。先生重視和各領域人士進行對話和討論。那是不分領域、年齡、國籍而在對等的立場上所進行的對話。我也得以參與了這場討論。
在日的年輕中國人研究者之間，有個名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學術團體（受國際文化會館的援助）。該會請先生來會上演講，而先生爽快地答應了。因先生的提議，採少數人而能對話的形式聚會，參加者都深受感動。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民主化運動，被軍隊暴力所鎮壓，許多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在鬱沉的氣氛中想尋求解決的途徑，展開了各式各樣的活動。丸山先生掛心在悲憤與焦躁中的中國年輕人，六月二十六日為他們在吉祥寺準備了一場小型的聚會。那場聚會先替在天安門廣場被殺的學生和市民默禱，再以學問和思想的高水準來討論現實的中國問題。
天安門事件後，成為我精神支柱的是中譯丸山先生的福澤研究成果的工作（註二）。中國的國營出版社，因販賣管道受到國家的管制，不能大量印刷學術書籍，這本譯書就只印了一千本。即使是一個人，我也想讓許多中國的年輕知識份子讀到丸山先生的著作。後來我這樣的心願沒能實現。雖然覺得挫折而痛苦，但丸山先生的學生佐藤慎一氏鼓勵我說：「就算只有一千人讀到，也是有意義的」。的確，即使在日本，讀丸山的人，還是少數。
我曾將一本譯書送給在中國報界的友人，據說這本書經由他而傳到了許多中國人的手上。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氏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來到日本的時候，我送了一本給他。他讀完以後，立刻撥了通電話告訴我感想，說希望能送十本給他在雜誌《讀書》工作的朋友。另外，很多中國人都知道這本書，但想買卻買不到，而用各種方法和我聯繫。關於此書的增印，交涉了許久都沒有結果。終於，在八月十四日，中國的出版社寄來了答應增印此書的回函。但是，已經來不及告訴先生，真是非常遺憾。今後，這個記念增印版，會被中國許多的年輕知識份子讀到吧！對我而言，先生永遠都活著。我相信，先生也會一直活在亞洲各國的年輕知識份子的心中。
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
註一：（譯注）丸山先生，即丸山真男（1914-1996），昭和、平成時期的政治學、政治思想史學者。大阪府人。東京大學畢業。曾任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助教、副教授，昭和二十五年（1950）至四十六年（1971）之間任東京大學教授。其以荻生徂徠（1666-1728）、福澤諭吉（1834-1901）的學問和思想為中心，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留下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接連發表解明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極端國家主義者的思想和行動的評論。作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派的知識份子，帶給五○至六○年代的論壇深遠的影響。昭和五十三年（1978），入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著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日本的思想》等書。
註二：（譯按）作者中譯丸山的福澤研究的工作，在1992年集結成《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一書，由上海的學林出版社出版。1997年再版時更名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由北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譯自：區建英，〈思想の力は国境を超えて〉，收入「みすず」編集部編，《丸山真男の世界》（東京：みすず書房，1997），頁61-64。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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