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奇職怪業俱樂部》導讀／詹宏志
(本文摘自《奇職怪業俱樂部》, 遠流出版)
本文轉載自 遠流博識網
‧公式形成及其逆反‧
「反正我絕不會相信那個人所說的話──呃，那個人，常常在暢銷小說中出現的，他叫什麼名字來著？──嗯，夏洛克．福爾摩斯。」（But I never could believe in that man-what's his name, in those capital stories?-Sherlock Holmes.）這句對福爾摩斯不很恭敬的話出自本書的一位主角貝索．葛蘭（Basil Grant）之口，書上描述他是一位觀星者、神秘主義者、足不出閣樓者（a star-gazer, a mystic, and a man who scarcely out of his attic）；貝索本來是一位嚴厲能幹的法官，突然發癲似地在庭上吟詩嘲諷原告被告兩造，旋即辭官退隱而去，成為英國法界一樁公案。他的非理性造型與個性和福爾摩斯絕不相像，當然，怎麼會相像呢？你難道沒看出來，這一切不就是「刻意」要和福爾摩斯不相像嗎？
雖然故事已經說過多次，但我們還是得再說一次；在原始部落民的習俗裡，不也常有「說故事者」的角色？每當部落有祭典儀式，「說故事者」總要把先民起源與部落歷史再度吟唱一番，全村部落民也跟著哼唱百遍，永不厭倦。我們「謀殺一族」豈不也是如此？有新作來臨，大家共同吟唱，回顧民族來歷，遙想先民事蹟，學者說："Tribalism is an ancient force."（部落性是人類一大根性），指的不就是這個力量嗎？
話說推理小說剛剛盤古開天的時候，也就是愛倫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創造神探杜賓（C. Auguste Dupin）的時候；愛倫坡創造了一種新的故事題材與敘述方式，有一個謎題（案件），有一位解謎者（神探），還有一位傾聽者（也就敘述故事的人）。這個「寫作公式」當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卻被半個世紀後一位不得志的醫生發揚光大；我們現在當然都已經（毫無懸疑地）知道，這位醫生就是柯南．道爾（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而他石破天驚的大發明（還是大模仿）就是福爾摩斯小說，一樣的，這裡頭有一個案件，有一位思考機器神探，還有一位渾渾噩噩的傾聽者兼記錄者。
愛倫坡的推理小說寫得不多，總共才五個短篇；別忘了他還忙著要創造驚悚小說、神怪小說、恐怖小說，和科幻小說，還有大量的詩文評論，引領風騷之餘，還要做貧病交迫的傳奇，更重要的，他只活了四十歲不滿，我們絕不能怪他推理小說沒有引起歷史早五十年的風行。但柯南．道爾一出，推理小說的狂潮才來臨了；那種瘋狂熱鬧，與今天八點檔的連續劇並沒有兩樣。柯南．道爾一度把福爾摩斯弄死了，讓他和犯罪天才莫里亞蒂一起葬身在瑞士的大瀑布裡，消息傳出，讀者嘩然，紛紛要求讓福爾摩斯還魂歸來。也許從讀者的真情投入，或者說從這種群眾的集體歇斯底里當中，我們才恍然大悟，有一個真正的「閱讀類型」已經誕生。
福爾摩斯閱讀現象刺激了所有的（誇張了一點，我指的是很多）當代同輩作家，紛紛嘗試這個剛剛才顯露威力的寫作型式，當然也就爆發了各形各色的新偵探、新案件、以及新的傾聽者如華生醫師之類的角色。這當中，也許大作家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 1874-1936）的持筆加入是關鍵性的一頁。
‧神秘案件及其紛擾‧
《奇職怪業俱樂部》（The Club of Queer Trades, 1905）是卻斯特頓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它的出現大約與柯南．道爾「重操舊業」的《福爾摩斯歸來記》（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1905）同時（《歸來記》之前，柯南．道爾已經重寫福爾摩斯辦案生涯早期的長篇，但《歸來記》才重回受歡迎的短篇，並正式使福爾摩斯復活，也牽強地給了理由，原來福爾摩斯那幾年到西藏去了）。卻斯特頓嘗試寫作之前顯然是看到「福爾摩斯現象」，進而想一探這個文類的究竟。當時卻斯特頓是英國文壇的祭酒式人物，在學院與民間均有崇高聲望；他幾乎什麼都寫，同世代的人甚至說「陽光下沒有題材他沒寫過」，他的詩、文學評論，甚至神學論述都是當時最有份量的作品。他能注意並投入同時代的流行事物，證明了他的敏感與他的寬廣包容性。
卻斯特頓一開始嘗試推理小說是帶著嘲諷意味的，但就像我們曾經介紹過的《褚蘭特最後一案》（Trent's Last Case, 1912）一樣，嘲諷者變成了禮讚者，叛逆變成了經典。《奇職怪業俱樂部》就是這樣的一部怪作品，小說裡頭的案子不像福爾摩斯的案件那麼曲折幽隱，懷藏陰謀與惡意，破案的結果不是揪出凶手，而是一場「庸人自擾」。神探不入世，案件不可怕，破案不重要，樣樣「刻意」與福爾摩斯不相同，你可能忍不住要說，這是推理小說嗎？這是推理小說嗎？這根本是推理小說的背叛或嘲笑嘛。
是的，正是如此，嘲笑推理小說的小說反成了推理小說的新養分；推理小說發展史的偉大之處，正是這種不斷吸納顛覆、包容反逆的胸襟。推理小說發展歷史上如果沒有卻斯特頓這號淘氣人物，小說的發展說不定千篇一律，早已成為乏味的重複；記得另一位寫《褚蘭特最後一案》的艾德蒙．班特禮（Edmund C. Bentley, 1875-1956）嗎？他是卻斯特頓的好友，兩個人都是推理小說裡的搗蛋鬼，但都帶給推理小說有趣的作品，以及新的反省和面向。
但卻斯特頓對推理小說的貢獻不止於此，他從《奇職怪業俱樂部》找到寫推理小說的樂趣，1911年開始，他投入寫《布朗神父》系列小說，一口氣寫了五本，為偵探小說創造了不同於福爾摩斯式的神探（不但令人印象深刻，推理也合情入理），正式為推理小說注入新生命；1922年，他又創造了《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把推理小說帶進國家陰謀的辦案領域，產生了後來的「間諜小說」一支「次類型」；1929年，他的推理小說生涯已進末尾，他更為文替推理小說辯護，指出推理小說是「城市的犯罪詩篇」，給了推理小說理論上的社會地位，更最早看出推理小說和城市生活的關係。
其實卻斯特頓對推理小說的最大貢獻，可能是他以文學重鎮的身份投入推理小說的創作，這個行動本身是對推理小說最大的肯定，也帶給推理小說發展初期所需要的尊重和認同；後來眾多不同背景的寫作者投身推理小說，心理上相對沒有壓力，卻斯特頓走在前面的龐大身影，應該是支持力量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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