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共權力接班的制度化----從十五大喬石退休談起
摘要
本文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根據香港與台灣的媒體的報導，回顧1997年前後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喬石的政治地位。其次，圍繞著喬石的退休，本文指出這些報導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切入角度，分別為「自願引退說」與「權力鬥爭說」。其三，本文將這兩種不同角度在理論上的意涵加以分析，指出「權力鬥爭說」忽略了中共關於權力繼承的制度化發展。本文認為，研究當代中共的權力繼承，不能單純由派系途徑、人事傾軋切入，而忽略制度。
一、前言
鄧小平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掌握大權後，有鑑於自身年事已高，即開始物色接班人選。起初，胡耀邦與趙紫陽成為主要的接班人，但兩人分別於1987年與1989年，因「政治風波」而去職。於是到了1989年中葉，鄧小平乃必須放棄原有接班人，重新選擇「第三代領導集體」。個性似乎較為平庸的江澤民，在元老們的妥協下，被遴選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到了1997年，隨著鄧小平的行將就木，第三代領導人正式接班，影響當時大陸政治局勢最重要的有兩項因素，除了大陸經濟波動的週期，就是高層的派系鬥爭。 雖然江澤民終究能夠妥當的分配、鞏固權力，使自己在經歷了「江李喬」、「江李朱」兩個領導三角的人事更替，與「江落石出」的衝擊後，穩穩的維持了自身的領導地位。但在此過程中，其與「喬石」的權力競合，曾經成為中國研究圈的一個熱門話題。
對於喬石的去留的關注，甚或說，對於其與江澤民的權力鬥爭的關注，是基於對喬石等人的背景分析，所得出的一種假想。就喬石而言，一方面喬石在1989年討論軍事戒嚴問題時，沒有投贊成票， 使之與由六四事件而受拔擢的江澤民等有所區隔。在六四後，江澤民一度表現得頗為保守，而喬石自1989年秋天就開始為制止保守勢力回潮，與江澤民、宋平等明爭暗鬥；1992年初，喬石更是首先到珠海歡迎鄧小平，成為為鄧小平南巡「保駕護航」的第一人。 在此同時，喬石在人大的伙伴田紀雲，是趙紫陽在四川解散人民公社時的得力幹部，時任四川財政廳長； 兩人的密切關係，以及對六四的相似態度，顯示了一種改革派的聯合。再加上在喬石五年的經營下，人大逐漸擺脫了橡皮圖章的形象， 使喬石似乎具有某種改革代言人地位，而受到外界更多的重視。因此不僅「熟知中共情況的人對他特別重視，認為他是中共政治局目前最有實力，也最有可能為中國民主化轉型做出決定性作用的人物」， 同時，「在鄧小平後會成為江澤民的頭號競爭對手的人物是喬石」。
雖然喬石曾經受外界一些人的高度期許，並且在十五大前後傳出許多風言風語，但在十五大之後，卻似乎沒有相關文章對此過程予以回顧。因此本文將試圖藉由回顧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後一些關於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之間權力競合的一些報導，試圖重新審視喬石從人大委員長一職退休的因果。
二、傳聞中的歷史
在1989年趙紫陽因六四事件去職後，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也進行了大洗牌，而江澤民出乎意外底被啟用為總書記。起初，江澤民的地位頗不穩固；首先，他擔任總書記一職不是經過選舉產生，因此缺乏正當性；其次，他由政治局委員、上海書記，直接升任總書記，必須面對原有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挑戰，尤其是李鵬、姚依林的保守派的挑戰。由於鄧小平已經兩次選擇的繼承人都犯了政治錯誤，因此此次鄧小平乃接受了李先念所建議的江澤民；換句話說，江澤民單靠鄧小平一人，很難輕易維持自身的權位。這樣的情況下，江澤民的權力基礎就更為薄弱。
由於江澤民權力基礎較為薄弱，因此在其擔任總書記初期，表現得較為謹慎，甚至有點「左」。1991年底蘇聯崩潰，中共對於中國的前途有所辯論，鄧小平似乎感到必須加緊改革，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喬石率先表態支持，似乎從過去的「韜光養晦」中走出來，要為將來的權力鬥爭熱身了。 此時江澤民也迅速轉變自己的執政路線，並在十四大時確立了「市場經濟」的主導地位。十四大之後，一方面鄧小平路線得到鞏固，另方面中共元老凋零，加上楊家兄弟的軍權力量被削弱，江澤民本身也經由選舉得到正當性，因此江澤民的權力有所提高。
在此過程中，江澤民也為了維繫權力，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1989年到十四大，江澤民主要實行與李鵬結盟的政策，和高層的強硬力量比較接近；十四大之後，由於自身權力已較穩固，因此雖然維持「江李體制」，但強弱異勢，成為李鵬追求與江澤民合作。在此同時，江澤民與代表政務的朱鎔基等「集權改革派」結盟，並與黨務的丁關根、李鐵映等接近，形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到了1994年九月底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後，江澤民更進一步以提拔自己的親信人馬來鞏固自己的權位，從「合縱連橫」變為鞏固個人權力基礎。
在江澤民進行合縱連橫的時候，北京起初傳言江喬聯手，但不久就出現了「江落石出」的說法。1995年李登輝訪美後，傳言喬石對於江澤民的緩慢反應有所不滿，並在高層中最後表態支持「江八點」。到了台海危機之後，又有傳言稱「江漲石沒」；江澤民與喬石似乎出現微妙的競爭關係。 由於江澤民能夠與其他高層領導人保持友善，地位似乎已經穩固，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積極拉攏喬石，使這種僵持局面更顯突出。
就在江澤民的權力逐步穩固的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1997年初的一份報告稱，江澤民由於對台政策寬大，而與軍方有嫌隙，且在黨內需應付李鵬、喬石、李瑞環、田紀雲、楊尚昆等競爭對手，因此江澤民的地位其實並不穩固，並將在十五大面臨嚴酷的權力考驗。
1997年初鄧小平去世，江澤民的地位立即出現微妙變化。在此前後，左派提出「萬言書」，要求堅持公有制、反對企業民營化；另一左派雜誌「中流」則批評「與總書記談心」支持「反對黨一項支持擁護的東西」。 此種情況下，北京政局本已有些詭譎。 當年初春的人大政協的會議即將召開，喬石、李瑞環卻未在鄧小平死後即刻表態擁江，一時有「喬石、李瑞環等非主流與江李黨政系統首度交鋒」的傳言。 雖然隨著人大召開，喬石在三月一日表態，稱要「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使氣氛趨於緩和。 但關於高層權力爭奪的傳言有增未已，甚至六四事件與趙紫陽的問題，也不時成為政治鬥爭的籌碼。
兩會後喬石出訪挪威，又由於喬石未重申「江核心」，而傳出江澤民、喬石兩人「心結未解」、「看法分歧」的說法。 1997年四月，確定了十五大將在九月底召開，並在八月的北戴河會議確定人事安排。但喬石、李瑞環、李鵬等人應如何安排，都成為問題，權力競逐乃趨於白熱化。 這而喬石相繼出訪多國，並接受許多國際媒體採訪，都表示要加強法治、加強人大監督，彷彿成為民主代表。 這種「法治化」的表態，也經常被視為是對江澤民的個人權力的挑戰。
七月報導，稱江澤民藉由痛批「法制與公安體系高幹」拉幫結派，對喬石施壓，要求喬石在九大會議上退休，而喬石表示拒絕。 同時江澤民拒絕喬石參與香港回歸典禮，以避免助長喬石的聲勢，兩人的權力競逐更趨激烈。 傳言稱，直到1997年八月，喬石仍無意退隱，說「當然要連任」，因此李鵬失去總理一職後，將出任國家副主席兼中紀委書記。
到了八月中旬北戴河會議後，已有消息指稱李鵬將掌人大，但當時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安排喬石的出路；外界認為喬石考慮只保留常委一職，或擔任國家副主席。 但當時也有報導稱，喬石認為若無法繼續擔任人大委員長，就希望能夠完全退休，但其他領導人怕外界懷疑中共高層在鄧小平死後發生了權力鬥爭，因此勸喬石繼續擔任政治局常委。 但同一天相反的報導則稱，雖然鄧小平遺願希望盡量減少高層變動，但江澤民仍希望喬石全退，而李瑞環、朱鎔基、胡錦濤對此都表示中立。 由於情況非常混亂，八月底還傳聞喬石、李鵬將出任國家副主席，由李瑞環接掌人大。 到了九月初，外界仍不清楚喬石是否將退休。有稱喬石將從人大卸任，但可能仍將擔任排名第四位的政治局常委。
在此種莫衷一是的各種揣測中，十五大召開，結果喬石完全引退，甚至未擔任中央委員。然而1998年初在香港訪問時，喬石又說「命運注定我一輩子不好退休」。 當天的「信報」則根據十五大形成的「江李朱」體制，及中共確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國家、政府、人大、軍隊高層職務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推估出江澤民任國家主席、李鵬任人大委員長、朱鎔基任國務院總理、李瑞環任政協主席。 此一正確的評估，在當時似乎並未受到足夠重視。
甚至到了1998年2月，仍有傳言認為，甚至在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亦即三月的人大召開前舉辦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閉幕後，也還有一些重要職位，例如國家副主席以及國務院部份部委、人大部份副委員長的職位，尚未確定。 就喬石而言，起初一般不認為喬石會放棄人大委員長一職，並似乎視為理所當然。在十五大之後，雖然喬石已不再在黨內擔任重要職位，但傳言稱支持喬石的的人大代表，仍希望喬石自人大委員長卸任後，能擔任國家副主席；但傳言又稱江澤民希望找一位少數民族擔任國家副主席。 當然，此種傳聞最後也被證明不確。
喬石最終確定在九屆全國人大後退休成為「老同志」。成為老同志的喬石，也享受一些榮譽與地位，例如在春節佳期，受中央領導人祝賀、看望。 但對於喬石的政治地位的揣測並未就此平息，仍有傳聞認為喬石雖然退休，但並不表示喬石已經不理政事。傳聞指喬石企圖在廣東籌組非正式的元老俱樂部，包括已在廣東的楊尚昆、萬里等，使廣東成為一個可以挑戰北京政策的基地。至於在北京，不僅有喬石的支持者如田紀雲等，仍在中央佔有高位，李瑞環也與喬石親近，使喬石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當1999年11月傳出江澤民意圖在十六大連任總書記時，傳聞喬石與萬里、劉華清、張震等都表示反對，朱鎔基、李瑞環等亦不支持，這些人隱隱然成為「反江連任總書記聯盟」。 2000年2月，英文亞洲週刊又以封面故事介紹陷入第四代領導人接班鬥爭中的江澤民與喬石。
三、傳言的兩種思路
對上述依據傳言拼湊出的歷史進行回顧，絕非徒勞無益。雖然關於權力鬥爭的傳言，似乎不會「空穴來風」，但很明顯的，多數傳言仍與其後事態的發展相違。因此對於傳言的比較直接的反應似乎應該是「寧可信其無」。但若能進一步解釋這些傳言的思想出發點，則未來對於相關的傳言，也將有較高的辨別的能力。
筆者認為，對於中共權力繼承的傳言，大體上可從兩個相反的角度來理解，其一是自願引退說，另一是權力鬥爭說。
（一）自願引退說
自願引退說認為基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部的共同利害、喬石本人的權力地位考量，以及年齡因素，使喬石體認到退休是合理的、必要的，因而使其自願或半自願的從政壇引退。
就其共同利害而言，由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有領導人都與六四有或多或少的關連，都堅持鄧小平路線，因此有共同的利害。 例如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江澤民就能夠立即通過喬石的幫助，在中央黨校做了擁護表態的講話，從而抒解了鄧小平對江澤民的不滿。 在此情形下，內部的權力鬥爭就不易發生，而易於以協商方式解決權力分配問題。
就喬石本人的權力地位考量而言，首先是由於喬石本就無意於爭奪總書記的職位；據稱1987年胡耀邦、1989年趙紫陽下台時，喬石都有被考慮接任總書記一職，但喬石都加以迴避。 這種多次謙讓的記錄，雖然不一定是一種謙虛，而可能是對於權力鬥爭的敏感，是一種等待時機的作法。 但不可否認，其對於局勢的衡量有其獨到之處，若時勢不許可，則說退就退，以身作則，也是合理的判斷。
至於年齡因素更是被廣泛承認的主要原因。 喬石退休後，不僅未再擔任政治局委員，且不再成為中央委員，對此有消息稱「喬石並不是選不上中委，應該是他自己決定要退出，根本就沒列入中委選舉參考名單」。 而江澤民在與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會見時也特別做出澄清，表示七十歲以上必須退休，乃是中共的規定，但在十五大時，將每年後半年出生的，當作下一年次出生者，因此江澤民才被當作七十歲處理，不用退休；因此喬石下台只是世代交替的現象，並非什麼政治鬥爭的結果。 當然，年齡的計算方式會被扭曲，是為了「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江核心量身訂做，但基於中國領導體制的安定性，也無可厚非；用這種方式解釋延任，應該可以說是尊重體制的表現。
考慮到當年政治局因年齡退休的還有劉華清、楊白冰、鄒家華等人，考慮到整個中央委員會，只有華國鋒、江澤民兩人年齡超過七十歲，可以說，雖然喬石的引退比較受到外界的矚目，但若放在中共的制度面來觀察，其實相當正常。
也有報導稱，江澤民曾當面向喬石表示，希望能在五年後的黨的十六大時退休，同時他提醒有關部門，在喬石自人大委員長退休前，其黨內外排名第三的位置不變、國家領導人待遇不變。 與此同時，一些元老排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之後，加上離開政治局但仍掌握政府職位者仍排名在前的安排，使中共的排名方式有了改變。 元老地位降低，而同時政府職位的地位提高，顯示了一種更為制度化的統治。而這些對喬石的尊重、禮遇的安排，也可以說是高層和諧的表現。
在此自願引退說下，高層的權力競合是有規律的、較多和諧而較少鬥爭的。年齡固然是所有人必須遵循的強制性規定，使喬石也必須退休，但高層領導人不必擔心退休後一無所有，甚至還可以另外尋得活動的空間，擔任諸如智庫的後台，從外圍對中央政策產生影響，也使退休本身顯得容易、輕鬆。
（二）權力鬥爭說
詮釋喬石為何下台的另一種說法，是權力鬥爭說。
權力鬥爭說首先駁斥「不會有權力鬥爭」的說法。「不會有權力鬥爭」的說法，認為江澤民由於下面三因素，而不為遇到權力挑戰；其一，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人想取江澤民而代之，因為高層領導人都看到中國問題重重，上了台也不容易有作為；其二，認為江澤民的權力關乎中共政權穩定，高層有此種共識，因此會避免挑戰江澤民的核心地位，以免把中共政權搞翻；其三，中共高層已經沒有人有資格挑戰江澤民。但吳國光對此兩種說法都不以為然，認為中國政情既非如此險惡以致於會由於權力鬥爭而產生不穩，爭奪權位的人也不會那麼顧全大局。 簡單來說，既然權力誘人，就不會沒有權力鬥爭，只會有「有沒有足夠的能力進行鬥爭」的問題。
權力鬥爭說也立足於許多「權力鬥爭」的傳言。例如關於江澤民與喬石之間的鬥爭的傳聞；還有傳言稱江澤民希望熊光楷接掌國安部，以進一步掌握情治、政府系統，以抵抗其他人對其進行的權力鬥爭。 或傳聞羅幹將取代任建新，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也說是為了消除喬石在政法系統的影響力。 1997年八月在北戴河會議召開之際，中共各級人大也以執法檢查為名，針對公檢法系統「地方保護主義」和「嚴刑逼供」問題，予以整頓，限期在九月前完成，這一舉措，也被指為是喬石系統為爭取十五大時的發言權的鬥爭。 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喬石在政法系統的人馬，包括張思卿、任建新，也一起離任，轉到政協任職，一些報導就認為這是喬石系統被貶斥。 還有傳言稱喬石的兒子涉及陳希同案，因此被逼下台。 再者，尉健行升入政治局常委，被認為是籠絡喬石人馬的權力安排。
傳聞還涉及喬石與李瑞環的可能聯合。因為在1989年時，政協主席李瑞環擔任天津市委書記，副主席葉選平擔任廣東省長，都與六四無關。由於人大、政協的領導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就強化了兩者的獨立地位，形成了一種人大與政協系統對「江李」體制的制衡。在某種程度上，也使兩系統的領導人有了自己的權力基地，而可以展開權力鬥爭。
權力鬥爭所指涉的「權位」，亦即如何安排李鵬、喬石、李瑞環等人的職務的問題，也有許多傳言。傳言稱李鵬本要與江澤民爭國家主席一職，而這個職位被認為是李鵬最理想的出路。 但江澤民不肯放棄此一職位，李鵬遂轉而希望恢復黨主席制，使他成為副主席；然而黨內對此反彈很大，且副主席缺乏實權，李鵬也不真正滿意。 因此李鵬轉而追求人大委員長一職，同時希望喬石的伙伴田紀雲離開人大，以免生制肘。 但就是追求人大委員長一職，還因為喬石尚在其位，因此認為可行性不高。
也有報導稱喬石反對江澤民兼任三大職位。報導稱，喬石在1997年底，於福建省常委會議和省黨校黨委會議上講話時說，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稱黨主席不宜兼任國家主席，1972年稱黨政職務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容易犯錯誤，1977年稱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不好。因此九三年鄧小平及政治局建議由江澤民兼任國家主席及黨總書記，主要是因人大進行換屆工作，老一輩同志都要從第一線退下，在特定政治環境下，為鞏固第三代集體領導班子的戰鬥力和領導權威而作的特殊決定。 喬石在另一場合也稱要發揚黨內民主，揚棄個人統治，並且高級領導幹部不應擁有太多空泛的頭銜。 照此說法，似乎江澤民應該禮讓國家主席一職給喬石，才顯得不犯錯誤。然而在此同時，則有傳言稱江澤民刻意阻撓可能使喬石有機會成為國家副主席的提名標準， 使喬石喪失了最後擔任國家領導人的機會。
有學者並歸納當時可能的高層權力安排，一是恢復黨主席制，使李鵬擔任副主席，江澤民擔任主席，核心地位得到延續；二是江澤民讓出國家主席予李鵬，成為弱核心；三是江澤民不肯讓位，逼李鵬擔任政協主席、或逼喬石退休讓李鵬或李瑞環擔任人大委員長。吳國光認為第三種方案是「下策」，會「造成十五大的權力鬥爭空前白熱化，直至危及『江核心』的地位」。 最終下策成為真實，但在黨的十五大，以及隔年的九屆全國人大，所展現於外的平和氣氛，又似乎與這種種權力鬥爭「白熱化」的傳言，有所不符。
四、喬石在十六大全退的理論分析
在前述「權力鬥爭說」和「自願退休說」的基礎上，這裡可以就其內涵作進一步分析。
這裡首先檢視「權力鬥爭說」的理論預設。「權力鬥爭說」在理論上立足於「菁英途徑」，也就是將研究焦點放在中共黨內派系鬥爭，政治菁英間的權力衝突，或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奪權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上。與此相關的研究也包括對中共核心領導幹部本質究竟是「技術官僚政治」（technocracy）或「政治—技術官僚政治」（political-tenocracy）的辯論上。學者們從中共中央委員的年齡、族裔、學歷、專長、晉升途徑等方面探討當前中共政治到底是被技術官僚出身的菁英控制，或是由技術官僚和傳統黨務行政系統出身的菁英共同控制，以及探討中共政治世代的變遷、後鄧時期中共政治繼承的過程或江澤民繼承權力可能面臨的問題等等。
這種「菁英途徑」之所以成為研究中共權力繼承的主要途徑，是由於中共的政治權力繼承缺乏明確的規則，使輿論界與學術界，不得不從其內部的派系鬥爭作用來切入。以這種途徑做研究方法的「中國觀察家」，或自信熟悉中共「黨史」，或者對於自己的「消息管道」過於自信，於是以這種對中共內部人事關係的認識，進行所謂的「派系」研究與報導。然而，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全面瞭解其他人的人際關係網路，「中國觀察家」自然也不可能全面掌握中共內部的人際網路。 結果由於未能掌握「大環境」對於「行為人」的限制，於是就容易被其他人的主觀意願所迷惑，「見樹不見林」，使多數「觀察家」的揣測或傳聞，事後回顧，淪於空想臆測。
更甚者，就算揣測正確，如果只是基於「觀察家」個人的「消息管道」所得的「密聞」，而無從被他人所知，那麼這樣一個不能重複發生、不能被檢證的「報導」，也與社會科學無關。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關於權力繼承的理論，應該是以研究權力結構的、具有歷史的普遍意義的假說為基礎，而非一個人、一個國家的特殊現象。因此，外界對於中共權力鬥爭的揣測，或道聽途說，實非研究的重點；因為這種依靠情報、傳聞的「研究」，既無理論，不能檢證，與社會科學的要求相背，又全然無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共的權力分配機制。
上述的「菁英研究」思路較為強調「人」的因素，而較忽略制度的因素。隨著中共合法性來源的轉變，這種思路的基礎已經不再穩固。因為雖然在革命之後、體制的重建之初，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常常為「領袖魅力」，因此在決定政治權利的繼承時，個人的因素往往比制度更為重要；但在體制逐漸建立後，合理性的權威將趨於鞏固，而「『克力司馬』的權威也將逐步動搖」。
就中共而言，「建政」之初，由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所代表的魅力統治，尤其是毛澤東的統治，與傳統式的統治的結合，才是早期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實況。到了鄧小平掌權，單靠領袖魅力已不足以支撐合法性。在此情況下，中共今日的政權合法性，乃一方面在於經濟的成功，藉由物質的滿足來消弭人民的反抗；另方面則是改革開放本身帶來的體制正當性，藉由不斷完善體制、鞏固一個被政治菁英認可的遊戲規則，以維持體制的合法性。因此，「鄧後」的中共政治發展格局，勢必要過渡到一個朝理性化發展的制度化階段。 也因此，研究中共的權力繼承，不應該將之視為一種外於制度牽絆的純粹的權力鬥爭，反而應該從現代國家的組織行為，從韋伯（Max Weber）的科層組織的理性，或者制度的作用出發，在片面的權力鬥爭的觀點之上，去尋求歷史與結構的作用。 而這樣的權力繼承與職務分配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所得出的理論，可能更像是一個「系統理論」，「能將系統的構成員及結構截然分開」， 從而跳脫政治菁英的一人得失，而精確掌握混亂現象下事物的走向。換句話說，就是要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切入權力繼承的時空與制度脈絡中，並釐清其中的邏輯，建構出中程理論，以更全面、精確的認識此一理論所指涉的政治現象。
「幹部年輕化」即是這些影響權力繼承的制度之一。此一幹部年輕化、梯隊接班的制度，係指在國內外形勢驅使下，中共透過鼓勵資深老幹部離退休，進行年輕幹部之拔擢，並期望藉此延續江澤民的路線。 根據中共「十五大」時所確立的七十歲退休的原則，除國家主席外，其餘領導幹部只要年滿七十歲即失去繼續任職的資格，當時中共人大委員長喬石即因此退休下台。江澤民也強調，「十六大」召開時，年齡超過七十歲以下的全部要退下。為此，近二年來，中共率先從省級等地方幹部進行年輕化，在中央則從軍隊、宣傳和對台部門開始進行。其重點是提拔六○年代出生、八○年代上大學，年齡四十歲以下的年輕幹部。並要求「十六大」中央委員平均年齡需低於十五大（五十九歲），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要在六十歲上下，政治局常委年齡不得超過七十歲。寇健文指出，上述的「幹部年輕化」制度已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一項重要遊戲規則，「勢必影響黨內不同派系間與不同世代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因此提供了觀察中共政治繼承的線索。如果吾人不能掌握這些遊戲規則，並根據它們觀察中共權力鬥爭，吾人的分析很容易出現盲點」，因此僅觀察到個別政治人士的仕途起伏，並不能掌握「梯隊接班」的精髓。
由於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已經變化，領導人的權力來自於菁英集體的共識，同時在整個政治體制愈來愈強調現代化與「法治」的要求的政治環境中，領導人個人的權力考量，也已經不可能作為權力運作的唯一出發點。因此任何政治人物，都必須考量其他人的符合制度的正當的訴求，也必須考量制度本身的限制。也就是這種強調「制度」的背景，使「自願引退說」成為可能。
筆者認為，一些現實的考量，也使「自願引退說」具有優勢。這些考量包括：一、就高層權力鬥爭的強度而言，由於鄧小平保全政敵的努力，1978年以來的中國權力鬥爭，基本上能維持和平；不僅華國鋒仍居中央委員，趙紫陽也仍能得到一定尊重；這種風氣下，鬥爭本來已不是個人生死存亡之事。二、由於國家體制的逐步鞏固、法治化的發展，各種條條規規都使決策的隨意性降低，年齡界線不易被挑戰。三、在意識型態上，國家「改革開放」大方向受到所有領導人支持，沒有利用意識型態展開鬥爭的機會。四、六四事件發生後，權力高層的危機感導向更堅定的改革路線，內部的團結意識也有所增強。五、政治局常委會內部維持每週的經常性溝通，也有利於穩固權力菁英的聯繫、增進領導人之間的互信。凡此都意味著中國在近期不至於出現大規模、烈性權力鬥爭，並支持喬石自願引退的說法。
進一步言，從關於喬石引退的報導，我們也可以反省輿論與學術界對於中共權力繼承研究或分析的不足。簡言之，由於研究者對於「年齡」、「體制」的限制的有效性、對於喬石在八十年代末多次謙讓的動機判斷、對於喬石是否曾經支持六四事件的軍事戒嚴、對於喬石在1992年初是支持江澤民或趁機開始展開奪權準備、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趨規範化的權力繼承方式等等，都有不同的認識，因此就產生了對烈性權力鬥爭的可能性的不同評估，同時也就使外界對喬石引退的評估有很大差異。
事後看來，愈是強調權力鬥爭的報導，錯誤的機率愈高。因此從本文引用的註腳中，就可以隱約發現明報的報導較為準確，信報其次，而南華早報、星島日報則經常出錯。從這個角度來看，則對中共權力繼承的制度面向研究愈多，則錯誤的機率也愈低。
五、展望十六大
由於中共的權力繼承、權力分配的封閉機制，因此關於權力繼承的種種揣測，不僅止於喬石在十六大的退休。事實上，在中共未來的各種權力安排上，例如關於江澤民是否會在中共十六大時全退的判斷上，也充滿了此種「風言風語」。
與十五大時喬石是否退休的報導相似，關於江澤民是否會在十六大退休的報導，也多認為不會，也多傾向於權力鬥爭。起初，這一類報導多認為江澤民似乎只會依憲法放棄國家主席，而不放棄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 到了2000年9月江澤民在紐約明確表示任滿卸國家主席、黨總書記職位後，輿論就轉向，不再懷疑江澤民退讓部分職位的意願。 但接著報導就集中於揣測江澤民要如何保住軍委主席一職。傳聞稱江澤民的幕僚向「各路人馬」徵詢對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主席至2007年的意見， 此種徵詢似乎廣為周知，於是現在多數報導認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人原則上都會屆齡退休，胡錦濤將接任國家主席與總書記，然而江澤民仍將繼續掌握軍委主席一職；這種說法曾在港台媒體佔有主流地位。
與此一報導相關的，還有稱吳邦國、曾慶紅等江澤民人馬，曾主張設立「黨主席」一職，並勸進江澤民擔任此職位，以使江澤民繼續掌握大權。 或稱江澤民曾建議總書記可以兼任「人大委員長」， 這種說法似乎暗示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後，得以人大委員長一職加大權力，以消弭第四代接班人對江澤民續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反對。
這一類報導往往強調胡錦濤與曾慶紅的權力之爭， 或者對於領導層的職位，做毫無章法可言的安排。例如有報導認為江澤民為首的中央高層變動不會太大， 其實這種論點就是要繼續「老人政治」。老人政治的安排，還包括江澤民將續任軍委主席，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李鵬任國家主席，朱鎔基轉任人大委員長，李嵐清任政協主席，尉健行續任中紀委書記，溫家寶升任總理的傳言， 或稱江澤民將續任軍委主席，李鵬則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李嵐清任政協主席，溫家寶任總理，但是由尉健行任人大委員長，而朱鎔基與李瑞環則卸任， 或者江澤民與李鵬同時留任，使胡錦濤成為黨內「第三把手」，雖然這種安排在遭遇政治、社會或外交危機時，領導層容易產生分裂或動盪，也在所不惜。
但也有一些報導，認為江澤民可能在十六大時退休，不再「戀棧權位」。 有傳言稱，迫於黨內，尤其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壓力，江澤民十六大連任的希望相當渺茫，甚至要保住軍委主席一職也有爭議；因此江澤民提出要中共要在十六大開始實行「集體領導」，這被視為是江澤民企圖維持其權力的主張。 但李瑞環則兩度以「高齡」提出辭呈，以逼退江澤民。 類似的報導，還有朱鎔基藉由辭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一職，以逼退江澤民，例如華盛頓郵報就根據紐約漢彌爾頓學院教授李成的說法，認為這是由於朱鎔基希望藉此進一步推動屆齡退休的模式；雖然與此相反，香港南華早報則揣測這是朱鎔基有意連任總理的訊號， 後來另一個報導，則稱朱鎔基是出於中共的廉政要求，認為他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一職，不利於該學院接受捐款，因此他擔任此一職位對於清華有害無利。
此外，還有認為江澤民的健康問題，會影響權力接班。 或者，指出趙紫陽在1989年時曾透露鄧小平的「最後決定權」乃是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通過的內部決定；換句話說，倘若江澤民也要藉由掌握中央軍委主席以垂簾聽政，保有最後決定權，也需要一個類似的中央全會的決定。同時，相對於前述「決定」只是為鄧小平的威望正名不同，江澤民倘若也獲得此種授權，則就牽涉到中共上層政治架構的變動，因此更加困難。
對於此種莫衷一是的展望，有一種說法是，如果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對胡錦濤接班放心，至少應該讓胡錦濤在十六大後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務，而江澤民則可以繼續擔任軍委主席以便從旁輔佐；同時，如果江澤民願意將權力完全下放，並且對「十六大」安插自己的人馬有信心，或有可能完全退出，讓胡錦濤一人兼三職，黨政軍一把抓，以縮短「後江澤民時代」，及早讓「胡錦濤時代」來臨。
曾在中央辦公廳任職的吳稼祥認為，江澤民並未經過嚴酷的權力鬥爭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因此較容易捨得其權位；他所出身的楊州一帶人士，也比較不熱中權力鬥爭；如果江澤民不全退，就可能老死任上，變成「終身制復辟」，對其聲望很不利；江澤民自己的政績並不出色，缺乏魅力，也沒有這種群眾基礎；江澤民也不像鄧小平有軍功，辭卸總書記、國家主席後仍擔任軍委主席，在體制上難以自圓其說；這並會受到所有屆齡退休的其他領導人的反對；而這種內部反彈會使其家庭在日後容易有被清算的危險。這些因素都可能降低江澤民戀棧權位的動機。因此吳稼祥認為，江澤民未必就真的戀棧權位，不肯全退；但倘若他不全退，則容易導致權力鬥爭。
筆者曾在其他文章指出，「制度」考量可能促使江澤民在十六大時全面退休。 然而，由於中共的權力繼承仍繫於中共高層的協商，因此外界對於中共權力鬥爭的想像，也不足為怪。事實上，權力鬥爭無法避免，但是否公開，是否有規則，是否被制度所侷限，才是爭論的焦點，也才能反映政治發展的程度，而這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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