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變成公務員，就垂垂老矣
筆者對於大陸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向來樂觀以對，對於政治改革的前景以抱持積極的期待，這樣的一些文章雖在中國大陸受到轉載，但其中也有人認為筆者是否接受了大陸官方的餽贈，以至於被「收買」云云。這種質疑雖屬無稽，但如果樂觀看待大陸前途，竟會使大陸青年有此質疑，我們或許應該思考一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問題應該不在於經濟成長的真假。中國的迅猛發展，在五年以前還有不少唱衰、懷疑論調，時至今日已過於閃亮，就算閉上眼睛，也仍然要感受到那種炫目與刺眼。問題或許也不在於分配；雖然許多人期待民主化使政府更加關注弱勢的生活條件，但橫向比較，恐怕很難看出多少民主國家真能削減貧富差異，例如台灣過去廿年的民主化只讓貧富差異擴大，許多政策更加有利於遊說能力較強的中上層；弱勢群體緊緊依靠民進黨，但民進黨也仍然是個右翼政黨，社會民主是其中許多黨工的志向，但並非黨內政治人物的主要議程。
問題似乎也不在於腐敗。從透明國際之類組織頒布的跨國治理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腐敗狀況比起同等收入國家相對輕微。現在中國人可以輕易出國觀光，比較一下十年前生活遠較中國優渥的泰國、印尼、菲律賓，或者今日收入仍然較高的墨西哥、俄羅斯等，中國的腐敗狀況如何？愈是常出國，愈發現中國沒那麼差，不是嗎？
問題在於，中國人不拿中國和那些國家比，而只想和西歐、美國，或者身旁更為發達的日本、韓國，或者香港、新加坡比。這是件好事，代表中國人對國家的高度期望，「老子就是要得第一」。若由此轉化為對執政黨的壓力，乃至於對某些「粉飾太平」論者的批評，都能讓中國前途更加美好。不過再有十餘年的努力，中國大陸就能基本趕上東亞周邊更為發達的地區，但屆時對筆者樂觀態度的質疑是否就會消失不見？筆者卻又感到踟躕。踟躕的原因在於，大陸的執政黨真的感覺到壓力嗎？八千萬黨員，是為了減少求職的壓力而入黨，或者為了「承擔」民族前途、不惜增加壓力而入黨？從台灣經驗來看，一點都不讓人樂觀。
國民黨長期執政，經濟發展頗為成功，且曾有兩百萬黨員，但其中多數黨員若非僅是在友朋介紹下盲目入黨，就是為了在公務體系升遷或者建立相關人際網路而入黨，結果黨員多屬公務員，黨工也多是抱著當公務員的心態，職業保障亦如同公務員。這種保障多多、壓力少少的黨員和黨工，要如何長期和抱著「救台灣」的使命而有著背水一戰心境的對手作戰呢？於是直到解嚴十多年之後，在多次敗選的壓力下，國民黨的老大心態才稍有改變，元老政治才稍有轉圜。
從台灣的經驗看大陸，大陸的公務體系並不較差，或許由於已經制度化了年輕化政策，又有橫向比較的壓力，甚至到省長、省委書記等級的高官，都頗多積極任事者。但是回應民眾的期望，不能僅靠少數領導官員，而是從上到下、有成千上萬的人一起努力才行。執政黨的「黨的建設」雖然重要，但如果沒有一點真真切切的壓力，在發掘人才與聯繫群眾上失於怠惰，是一點都不意外的。也許正是如此，才導致筆者發表一些樂觀言論，竟引起失去「政治效能感」的大陸青年的撻伐。
為了維持「黨的先進性」，給黨的幹部足夠的壓力，大陸實應更積極開放、鼓勵獨立參選人競選各級人大代表，以發揮「鯰魚效應」。筆者曾建議大陸各級人大更積極與台灣的各級代議機關交流，也不無此意。現在重慶「打黑唱紅」，官員被要求「下鄉」，然後束之以「六不准」之類規定；無獨有偶，國民黨的新生代領跑者蘇俊賓也準備「下鄉」，到台南競選立委。但國民黨倒不用去提六不准，而蘇俊賓自然會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心態，因為蹲不下去，就跳不起來，道理至為淺顯。哪一種賞罰機制可以發揮作用，讓下鄉不至於成為作秀，讓官員能夠「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值得深思。
包淳亮：中共党员变成公务员，就垂垂老矣
（2011-07-08）http://www.zaobao.com/yl/tx110708_002.shtml
● 包淳亮
笔者对于中国大陆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向来乐观以对，对于政治改革的前景以抱持积极的期待，这样的一些文章虽在中国大陆受到转载，但其中也有人认为笔者是否接受了大陆官方的馈赠，以至于被“收买”云云。这种质疑虽属无稽，但如果乐观看待大陆前途，竟会使大陆青年有此质疑，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应该不在于经济成长的真假。中国的迅猛发展，在五年以前还有不少唱衰、怀疑论调，时至今日已过于闪亮，就算闭上眼睛，也仍然要感受到那种炫目与刺眼。问题或许也不在于分配；虽然许多人期待民主化使政府更加关注弱势的生活条件，但横向比较，恐怕很难看出多少民主国家真能削减贫富差异，例如台湾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化只让贫富差异扩大，许多政策更加有利于游说能力较强的中上层；弱势群体紧紧依靠民进党，但民进党也仍然是个右翼政党，社会民主是其中许多党工的志向，但并非党内政治人物的主要议程。
问题似乎也不在于腐败。从透明国际之类组织颁布的跨国治理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腐败状况比起同等收入国家相对轻微。现在中国人可以轻易出国观光，比较一下十年前生活远较中国优渥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或者今日收入仍然较高的墨西哥、俄罗斯等，中国的腐败状况如何？愈是常出国，愈发现中国没那么差，不是吗？
问题在于，中国人不拿中国和那些国家比，而只想和西欧、美国，或者身旁更为发达的日本、韩国，或者香港、新加坡比。这是件好事，代表中国人对国家的高度期望，“老子就是要得第一”。若由此转化为对执政党的压力，乃至于对某些“粉饰太平”论者的批评，都能让中国前途更加美好。
不过再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大陆就能基本赶上东亚周边更为发达的地区，但届时对笔者乐观态度的质疑是否就会消失不见？笔者却又感到踟蹰。踟蹰的原因在于，大陆的执政党真的感觉到压力吗？8000万党员，是为了减少求职的压力而入党，或者为了“承担”民族前途、不惜增加压力而入党？从台湾经验来看，一点都不让人乐观。
国民党长期执政，经济发展颇为成功，且曾有200万党员，但其中多数党员若非仅是在友朋介绍下盲目入党，就是为了在公务体系升迁或者建立相关人际网路而入党，结果党员多属公务员，党工也多是抱着当公务员的心态，职业保障亦如同公务员。这种保障多多、压力少少的党员和党工，要如何长期和抱着“救台湾”的使命而有着背水一战心境的对手作战呢？于是直到解严十多年之后，在多次败选的压力下，国民党的老大心态才稍有改变，元老政治才稍有转圜。
从台湾的经验看大陆，大陆的公务体系并不较差，或许由于已经制度化了年轻化政策，又有横向比较的压力，甚至到省长、省委书记等级的高官，都颇多积极任事者。但是回应民众的期望，不能仅靠少数领导官员，而是从上到下、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努力才行。执政党的“党的建设”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一点真真切切的压力，在发掘人才与联系群众上失于怠惰，是一点都不意外的。也许正是如此，才导致笔者发表一些乐观言论，竟引起失去“政治效能感”的大陆青年的挞伐。
为了维持“党的先进性”，给党的干部足够的压力，大陆实应更积极开放、鼓励独立参选人竞选各级人大代表，以发挥“鲶鱼效应”。笔者曾建议，大陆各级人大更积极与台湾的各级代议机关交流，也不无此意。现在重庆“打黑唱红”，官员被要求“下乡”，然后束之以“六不准”之类规定；无独有偶，国民党的新生代领跑者苏俊宾也准备“下乡”，到台南竞选立委。但国民党倒不用去提六不准，苏俊宾自然会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因为蹲不下去，就跳不起来，道理至为浅显。哪一种赏罚机制可以发挥作用，让下乡不至于成为作秀，让官员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值得深思。
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台北）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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