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依靠競爭提升軟實力
包淳亮，聯合早報，2011年3月28日，http://www.zaobao.com/yl/yl110328_003.shtml。
不時看到關於軟實力的討論，雖然學者向來知道，國力在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之外，還有一些難以言明的、較為抽象部分。國際政治學鼻祖之一的卡爾(Edward Carr)提出終極目標、感召力、道德判斷的權利和行動的依據，做為現實主義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而最早提出國力計算公式的克萊恩(Ray S. Cline)則是在人口、土地、經濟、軍事等有形的實力之外，加上一個重要變項，被鈕先鍾翻譯為「士氣」(morality)，「士氣」或者也未必是最佳的翻譯，其實正如這英文所示，那是道德，是價值判斷。是「做對的事」。
十餘年前，美國學者奈(Joseph Nye)指出文化、意識形態與制度的吸引力，以及設定議題、主導國際輿論的能力，已經成為軍事與經濟之外的另一種重要權力，可稱為「軟實力」。提出這個新名詞的奈，比起卡爾或者克萊恩，看起來並沒有高明到那兒，不過前兩者已經亡故，江山代有人才出，奈領一時風騷，也是時代的需要。
奈說的軟實力，質言之，「我有普世價值、你沒有」。但是他說美國「注定領導」，說得太絕對了，恐怕禁不起現實的檢驗。例如在環境議題上，美國比起歐盟、日本乃至中國都頗有不如；面對中東問題，美國的包袱也大得多；甚至談自由民主，至少歐盟各國經驗還有更多參考價值。「軟實力」一詞被吹捧的一大原因，可能在於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有太多長期未能解決的內部問題，因此使得許多人對本國政府存有一種「道德義憤」，於是凡本國政權做的就是壞的，只要是美國民選政府提出來的政策就是好的，搞起「兩個凡是」，連帶的使「軟實力」變成了一個暢銷的口號。
美國過去十年做了不少錯事，人們有理由認為他的軟實力已經大幅滑坡。與經濟高度相關的美國文化不再令人感到目眩神迷，在油價高漲的時代美國生活方式變成了愈來愈大的負擔，顯得「不負責任」。美國每年死在槍下的冤魂數以萬計，未經過司法程序關押的「恐怖分子」數以千計，雖然後者絕大多數是外國人，但對於「外國人」，這未必值得安慰；華裔科學家更要有危機意識，以免變成「李文和」第二。當然，最嚴重的還是支持一方面侵略伊拉克，號稱推行民主，另方面支持不少中東國家的獨裁政權，而其中一些已在最近的變局中被群眾所推翻。
不過，中國學者認識軟實力的方式也有直得商榷之處。例如孔子學院或新華社的國際化，與價值判斷無關，因此其實並不是軟實力。西方媒體也常將這類作為說成是中國在擴張軟實力，恐怕是「做賊喊抓賊」，擔心中國如同西方一般掌握「媒體霸權」，可以形成「眾口鑠金」、「積非成是」的效果。因為價值判斷立足於訊息的取得上，由此可能形成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媒體如果不公正，不能深入人心，就仍然難以形成影響力，也就談不上「軟實力」。相對來說，立足卡達的半島電視台可以擁有軟實力，因為被視為是公正的、甚至反抗壓迫的，因此道德的。
一些國家為求擺脫內部「封建勢力」的輿論操弄、或避免本國人民盲目信任號稱掌握「普世價值」的外國輿論力量，而採取封鎖的手段；但這種手段的成功與否，更多取決於本國士氣高低，而非壓制封鎖本身。美國主流社會視「半島電視台」如仇冦，使之無法在美國落地轉播，但由於美國社會安於現狀，雖有一些人對此輿論自由的缺憾奮筆疾書，很少贏得社會主流的關注。「物必自腐而受蟲生」，要打造具有影響力的媒體，須能經受挑戰，毛澤東說的「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是一個道理，但是請客的時候就得像鄧小平說的，「打開窗子，蒼蠅也就會飛進來」，得承受這個不便，才會讓客人更容易看得清屋子裡究竟是否打掃得乾淨。
美國學者把民主當成美國軟實力的來源，好像民主是多麼了不起的東西；其實民主無非讓屋子的主人有機會定期審視清潔員是否表現良好；如果某個清潔員表現得好，一直打掃下去也無妨，但好或壞不能是由清潔員說了算。然而，也不是說清潔員輪流打掃就一定乾淨，例如菲律賓政權由土豪財閥掌控，幾個清潔員輪流做莊、坐領乾薪，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民主制度在此也毫無軟實力可言。做為一種制度，民主制度難以避免政商關係在其中上下其手，且從英國到美國到日本也各有千秋，沒有哪一種可以輕易移植，因此「不民主」做為一個道德議題，更多是取決於一國官民關係的良窳，取決於清潔工的工作本身，而非關於書面上的制度。體制良窳，終究得由國人自行判斷，很難有一放諸四海的章程。
所謂的軟實力大小，不是單由本國所決定，而是由國家之間的關係或比較而決定。如果國民感受到外國的威脅、欺騙，決定要加以反抗，那麼相對落後國家的人民也可以擁有較旺盛的士氣。文革雖是中國的悲劇，但當時中國人還想著拯救世界，此外時距歐陸殖民帝國分崩離析未久，美國在越南的作為引起西方知識界道德認知上的嚴重衝突，因此文革初期中國人士氣高昂、西方國家知識份子也頗多好奇，讓中國的反帝反官僚訴求在道德上占據了高位。然而，經歷了文革的中國人，卻感到被本國的政府欺騙，產生了廿餘年前躁動的一代，當時美國擁有對中國的極大軟實力。再之後，隨著年輕一輩中國人乘改革開放的東方而起，對本國政府更為認可，美國對華的軟實力又相對下降。
如果說奈是美國軟實力的程序論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可說是美國軟實力的實質論者。但福山後來又撰文強調國家建設之不易，從而給予處於歷史進程後段中的發展中國家更大的同情。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政府的效率卻達已開發國家的水平，美國總統歐巴馬對於中國建設效率的敬畏，可當作中國體制效率的軟實力證明。不過，在效率之外，政治體制的自制力、自我糾錯的能力，也能提振士氣、形成軟實力。自制力可以是民主，也可以是御史大夫、諫官，東林黨之類士林輿論，或者下詔罪己、祭天。黨內「雙規」也可以是一種自制力，但「無法可管」的雙規則相反。
自制力在輿論市場上表現為對本國的質疑、否定，但長期來說或許仍值得。埃及裔的美國學者薩依德撰有「東方主義」，批駁了西方對於伊斯蘭世界的醜化；英國學者霍布森撰有「西方世界的東方起源」，主張西方近數百年的崛起利用了「東方」、特別是宋明中國的諸多先進技術，西方曾以「後發優勢」趕超東方。這些學術著作雖然質疑了西方的一些普世主義論點，但其所產生的客觀影響之一，是鞏固了西方的學術權威。
自由與民主是很高尚的價值，但西方主流輿論在將其片面定義的自由民主往開發中國家硬套，靠的卻是硬實力的支撐，禁不起深刻的探討。中國文化強調「將相本無種」，「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是中國的平等主義，對於凝聚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未來的民主也有其價值；但中國的平等主義是以封建貴族的破滅為前提，由此使封建體系轉變來的英式民主在中國變得不可能。在中國衰弱的時候，人們期望「德先生」救中國，好像連封建貴族的存續都變得有吸引力了；一旦中國恢復士氣，這種對於封建貴族的浪漫想像、以及與此相關的英式民主神話，恐怕要面對更為嚴肅的質疑。
總之，談論軟實力，重要的不是約瑟夫‧奈所提定義為何，而在於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甚至一個黨、一個人，是否做了正確的事、認為自己具有道德。美國強調個人主義，為國家利益蠻橫衝撞，習以為常；新加坡實踐菁英政治，為官員的高薪大聲辯護，理直氣壯；台灣用民主區隔大陸，或許敝帚自珍，但並未貽笑大方。中國大陸在政治上結合群眾路線與精英政治、民主與集中，在經濟上強調發展優先於國防與福利，當中都有可以自圓其說之處，但若缺乏需要自圓其說的競爭環境，則防堵勝於疏導、網管重過論辯，表現上輿論一面倒，實際上民心倒一片，筆耕之士士氣蕩然，責任歸咎於上，實在是對軟實力的自我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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