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於2002年3月出版的第169期「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以「1978年以來的中、歐關係：歐洲的觀點」為專題發表了十篇論文。
Richard Louis Edmonds 的文章，是本專題各篇文章的導言，並介紹了產生本專題的此一2000年5月17日到19日在里斯本（Lisboa）舉辦的的研討會；該會議雲集了歐洲中國研究界的重要人士。
Kay Möller 文章探討中國與歐洲關係，認為中國在心理上與美國更為親近，雖然中國與歐洲關係更為久遠。無論中國大陸或台灣，外交重點都是美國以及日本，而歐洲都被排在次要地位；兩國常是在對美、對日外交出問題時，才拿歐洲作平衡之用。中國並此歐洲視為建立「多極化世界」的盟友；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中歐關係增加了很多人權因素。對中國來說，與歐洲國家交往最容易，其次是歐盟，而與北約組織交往則較困難；歐洲各國往往更注意經濟利益。中國樂意見到歐洲成為一個多極化世界的平衡力量，但不願意看到歐洲的勢力向外擴展。而歐洲則樂意見到美國擔當對華政策的領導角色。
Eberhard Sandschneider 探討中國與歐洲各國的外交關係，指出英國與中國關係較其他歐洲國家為密切，一方面與中國建立了「全面伙伴關係」， 同時繼續關係香港的前途。法國主要關切的是經濟利益。德國的對華政策與歐盟對華政策配合，除關注經濟利益外，對於人權議題著墨也多。葡萄牙、丹麥之類的歐盟小國，通常跟隨歐盟大國的對華政策，其政策並限於歐盟對華政策的框架內；但葡萄牙同時關切澳門的狀況。另外，法國與荷蘭的對華政策曾因軍售台灣而受影響。中國重視波蘭、匈牙利等前東歐共黨國家的狀況，雙方關係仍存在一些過去的痕跡。對歐盟國家來說，有一個共同的對華政策，在一些爭議性高的問題上，可以降低中國的壓力；相對來說，中國則希望分化各國。
Philip Baker 關注歐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人權議題。1990年代初期，歐盟各國曾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支持對中共的譴責議案；1996年之後，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國的支持力度降低，到1998年，沒有一個歐盟國家領銜支持對中共的人權譴責案。相對的，歐盟及歐盟各國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展開了對中國的人權對話，但其成效並不顯著。
Franco Algieri 以制度主義、非量化的角度研究中國與歐盟的經濟關係，指出中國與歐盟的經濟協議雖然常與政治議題相聯繫，但經濟關係的發展遠快過政治關係。甚至天安門事件也沒有太大的影響，當時各國對經濟制裁的看法不同，德國、義大利競相恢復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對中國來說，權力結構內不同部門對擴大貿易看法不同，但1985、1995、1998、2001等幾次協議的建立，使雙方經貿關係的制度層面已趨於穩固。雖然中國是次於美國、日本的歐盟第三大貿易伙伴，但對中國貿易可望有更快的成長，因此對歐盟來說，中國是亞洲最重要的國家。
Markus Taube 也探討中歐經貿關係，他指出，對法國來說，軍售、空中巴士等大宗交易重要性較高；對英國來說，維持在香港的經貿利益較為重要；對德國來說，人權議題、西藏議題有時成為妨礙中、德關係的因素。東歐國家在共黨政權瓦解後，出口有所減少，自中國進口增加；但由於東歐國家市場較小，東歐市場對中國並不太重要。就投資來說，歐洲對中國投資相對甚少，因為1990年代歐洲發生了蘇東解體等諸多大事，無力他顧；但中國入會、歐洲對中國的投資試探期的結束，愈來愈多歐洲廠商在中國建立製造基地，預期歐洲對中國投資將有戲劇性的增長。因此，中國將成為東歐接受西歐投資的競爭者。
Brian Hook與Miguel Santos Neves 探討香港與澳門對中國與歐盟關係的影響。文章指出，中國利用香港作為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觸媒，使中國不願意改變港澳的政治、經濟地位。在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上，香港、澳門的被殖民歷史，並沒有成為雙方關係的包袱；但對英國與葡萄牙而言，則造成一些問題。此外，港澳也有助於緩和歐盟與台灣建立關係時，所產生的外交問題。港澳的未來，取決於其是否能繼續繼續扮演中國法治改革的參照系，歐洲企業進軍中國的企業總部，以及財務中心的角色。
Françoise Mengin 探討歐盟國家與台灣經貿關係及所延伸的政治關係。雖然台灣早在1961年即希望與歐盟建立正式關係，且當時歐盟六國有四國還承認中華民國，但由於法國對北京的事實承認，因此仍未實現；自1970年代以降，台灣與歐洲外交關係更進一步侷限於經貿領域，且到1975年歐盟正式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後，台歐關係更為壓縮。但由於1970年代以來台歐經貿關係的發展，台歐關係不斷突破中共的限制，台灣與西歐以及東歐、蘇聯的制度化關係不斷建立；到1980年代歐洲國家更紛紛在台灣建立辦事處，法國、荷蘭並對台軍售，1990年代台灣「六年國建」的商機也強化了此種聯繫。但由於中國「民族統一主義」的壓力，台灣仍難以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Robert Ash 回顧半世紀以來台灣的對外貿易，指出近十餘年來台灣在對外貿易、投資方向上的重大變化，即對中國經貿關係的發展。作者對台歐經貿關係的看法較為樂觀，雖然中國經濟規模大於台灣，但兩者與歐洲的貿易額卻相差有限，雖然台灣在歐洲的經貿關係中仍是一個有限的存在。由於台灣經濟體質頗佳，因此雖然在2001年受到經濟挫折，但問題較小；而中國的問題則更為嚴峻，未來數年都還得進行結構性的轉變。因此，對於台歐經貿關係，應可抱持樂觀的期待。
Werner Meissner 對中國與西歐的文化交流研究發現，中國在交流中所希望的是提升人力資源、科技轉移，並彰顯中國是一個偉大、統一的民族；而西歐主要國家的文化政策則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延續。現在中國到歐洲留學的人數，是歐洲到中國留學的人數的十七倍，雖然歐洲赴中學習文化、藝術的人數在1978年以來已有可觀成長。天安門事件、法國軍售台灣，曾對文化交流有所妨礙。歐中交流的主要媒介是英語，多數歐陸國家的文化成果是經過英國的二手傳播。作者認為歐盟應以整體的姿態加強對中交流，並在中國廣設文化交流機關。
Richard Louis Edmonds, “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 An Introduction,”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1~9.
Kay Möller,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Mutual Strategic Perception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10~32.
Eberhard Sandschneider,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s of Europ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33~44.
Philip Baker, “Human Rights, Europe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45~63.
Franco Algieri, “EU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64~77.
Markus Taub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States of Europ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78~107.
Brian Hook and Miguel Santos Neves, “The Rol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Europ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108~135.
Françoise Mengin,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 Extensions to Europe-Taiwan Economic Ties,”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136~153.
Robert Ash,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154~180.
Werner Meissner,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02, No. 169, p.p. 181~203.
圖：里斯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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