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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些「消息人士」的透露，以及華爾街日報四月三十日的報導，中國大陸官方在1999年開始研擬成立「國家安全會議」；此一提議雖在之後曾經降溫，但近日再度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
對於中國大陸官方研擬成立「國安會」一事，許多報導將之與中共「權力繼承」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江澤民意圖以「國安會」主席一職，在2002年交出國家主席等職務後，繼續掌握權力。筆者認為，此事宜從「權力接班」的制度化走向，以及設立「國安會」的制度意涵兩個方面，加以分析。

「權力接班」在制度化的軌道上

雖然坊間傳聞多假定江澤民之類政治人物「權勢薰心」，因此在面臨取捨之際，總不會輕易交出權力。以此為前提假定，自然得出江澤民將用盡手段以掌握權力，因此不會放棄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等職務。倘若這些職務得被迫放棄，那麼就另起爐灶，因此要成立「國安會」。在這種視角下，中共的一切政治作為都是「權力鬥爭」的結果。
「權力鬥爭」無疑是存在的，但外界的猜測也是肇因於中共「傳聲筒」的被動緘默。不過一些具有「官方」意涵的說法，也往往被媒體忽略。例如張曙光在4月8日由新華社出版的「瞭望」週刊上撰文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很大，據悉，「黨的十六大實現平穩過渡和有序交接的格局已定，這是一件大好事，有利於整個形勢的穩定」。這段話還被加上粗黑體表示其重要性。
官方媒體已稱「有序交接的格局已定」，但對於這是怎樣的「格局」，仍然欲語還羞，使外界傳聞難以平息。雖然如此，「有序交接」已值得引起重視；往前追溯江澤民、朱鎔基等的「退休」言論，就更顯示那種江澤民以「國安會」來「垂簾聽政」的論點，似乎並不可信。
筆者認為，坊間傳聞對「權力鬥爭」的報導，往往忽視了其他影響權力接班的力量，例如幹部年輕化的慣例，菁英對權力接班形勢的影響的考量，以及菁英與黨員對「現代化」走向的集體意識。這些「大環境」以及制度因素，將限制乃至於決定「權力鬥爭」的範圍與結果，並使「權力接班」能在制度化的軌道上「有序」進行。

「國安會」在當前體制下的意涵

如果第四代領導人將「有序接班」，那麼還有必要成立「國安會」嗎？筆者認為其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涉及到中國大陸1982年憲法的一個必須以「完善體制」的方式加以解決的問題。
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一方面考慮到接班問題，安排較年輕的幹部擔任黨、政領導人，另方面為顧及政局穩定，因此仍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在此情況下，中共在擬定1982年憲法時，就將黨和國家的軍隊領導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與黨的領導人「總書記」，以及國家名義領導人「國家主席」或行政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等職務分割開來。
「軍隊領導人」成為一個單獨角色的時間僅維持不到十年，即在1989年底重新與黨的領導人合而為一，集中到江澤民身上。此後江澤民並於1993年擔任了國家主席一職，使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形成了一種一黨專政下的「半總統制」外貌。1997、1998年的中共十五大以及九屆人大，又進一步鞏固了此種安排。
「半總統制」經過十年的實踐，隱隱然已經成為中共當前政治環境下的一個「憲政慣例」，但此一慣例卻尚未形諸文字。因此以「國家安全會議」的形式，將既有的憲政慣例法制化，在此際也未嘗不能說是一種合理的訴求。

確立「半總統制」仍須修憲

如果胡錦濤順利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在未來一年接任「總書記」、「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三大職務，那麼此刻傳聞中的「國家安全會議」，將不是江澤民繼續掌權的手段，而是進一步確立當前的領導體制，而進行的憲法層次的修正或補充。但由於此一研擬中的制度，在中共當前的集體領導體制下，需要得到當前、甚至是下一代領導集體的共識的支持，因此或不至於在短期內出台。
此外，此一「國安會」在憲政體制上，與「中央軍事委員會」有很大的重疊性；若要將「國家主席兼任國安會主席」法制化，並使「半總統制」在憲法上得到確立，則仍得修改憲法，以「國安會」取代「中央軍委會」才行。另外，新成立的「國安會」是否將吸納擔任總理、外交部長等職務的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也都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重大憲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