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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10 11:14:22| 人氣264| 回應1 | 上一篇 | 下一篇

對新一期「讀書」和「戰略與管理」雜誌的閱讀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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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就聽聞北京出版的「讀書」月刊,在近年更換執編之後,有向新左派轉向的趨勢。雖然過去幾個月確有不少蛛絲馬跡,但一旦看到五月號讀書索颯「知識份子危機與批判精神的復蘇」,以及張承志「逼視的眼神」,仍感到有些不快;覺得似乎已經走得遠了點。

索颯的文章,是其與墨西哥首都自治大學的迪特里齊(Heinz Dieterich)教授的對話。這位教授覺得毛澤東紀念堂附近賣熱狗三明治的攤販,是「對民族領袖的褻瀆」、「傳統型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滑坡」,因此給了他「很大刺激」;他認為自由貿易傷害了小農經濟、小企業家,以及民族工業的工人利益,因此認為要將這些受害階級「組織起來」,進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至於張承志的文章,則認為美國對阿富汗的介入,是恣意的武器實驗,是殘酷的屠殺;而「國家地理雜誌」對「阿富汗少女」的尋訪,是玩弄「趣味的懸念」,並且成為掩飾美軍「殺戮」的「助紂為虐的媒體」、因而也不能免於「戰爭責任」。

從被稱為有「新左」思維的編者,到被採訪的學者,到兩篇文章的作者,共謀了這樣一齣文革戲碼的翻版;彷彿中國該拒絕開放,並且回到「拯救亞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的偉大夢想中。按照這種思維,當前中國國企工人下崗、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緣由,不是改革過程的陣痛,而是錯誤的改革方針的罪過。而中國且應響應伊朗、利比亞對中國擔當第三世界領導者角色的職責,以抵抗「美國的霸權」。考慮到當前中國大陸既得利益階層壯大,改革動力降低,農民與工人處境未能迅速好轉,以及外交上的挫折,這種左傾情緒的訴求,確實不能不給人一種印象,認為中國存在著改革倒退的可能;更甚者,章家敦「中國即將崩潰」的陰影,也隨之更顯巨大。

然而現實又未必是如此。雖然「讀書」是一本銷量龐大的人文刊物,但在中國的整體「向錢看」的氛圍中,也許他的一些左傾論調,不過是希望起一些振聾發聵的效果,以「喚醒」紙醉金迷的所謂「菁英」。但是中國的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雖已被查封,但考慮到官方對待自由主義的態度依然曖昧,民族主義隱隱然已成為主流話語,則似乎可以認為,「新左」似乎已找到了一個穩固的陣地,向官方的新保守主義以及都市中產階級偏好的自由主義發起進攻。無怪乎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述,在這樣的形勢下左支右絀,彷彿只成為維護一黨專政的官僚利益的說詞。

當然,人們確實不能不正面對待改革中受挫的民眾的情緒。但分析的角度應該是政策性的,而不是情緒性的。例如2002年第二期的「戰略與管理」,即刊載了四篇對改革進行反思的文章,在「如何做」上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建議。同期並有吳紫辰的「中國外交思想的演變」一文,論述了前述中國「革命外交」思維的來龍去脈。吳紫辰指出,現在主張「國際衝突」論、「你死我活」論、「戰爭不可避免」論的中國人,一部份是教條主義的傳統意識型態信奉者,這些人所讀的教科書,仍是列寧「帝國主義」論,卻全然不知從列寧、史達林、賀魯曉夫、毛澤東到鄧小平所提出的「和平共處」到「和平發展」論,因此將「以王緝思為首的國際政治學界一概罵為投降派、修正主義者」。另一部份人,則認為由於美國與中國的歧異,兩國在現實主義政治的脈絡下,「爭取世界領導權的鬥爭必須通過打一仗才能解決」;吳紫辰認為,這也忽略了世界領導權通常是和平禪讓的國際政治歷史。

筆者同意吳紫辰的論點,但對其所提到的「2010至202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將會再次躍居世界第一」感到懷疑。同期戰略與管理胡鞍鋼「中美日俄印有形戰略資源比較」一文,也認為中國的經濟總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間超過美國。由於此種估算涉及中國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其他國家如何看待中國的重要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應對此抱持更為審慎的態度。簡言之,筆者認為吳紫辰、胡鞍鋼的估算,未能在按照「名義」與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毛額上,保持前後一致。

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照名義價格計算,大約是美國的八分之一;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大約是美國的一半。問題在於,當人們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推論未來的中國經濟規模時,卻是用名義價格的經濟成長率來計算,但是名義價格下的經濟成長率,與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下的經濟成長率,是不同的兩個數字。當人們欣喜於以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中國經濟規模世界第二時,應該注意到此法的經濟成長率將遠遠低於名義價格下的成長率。

考察了上述一些文章後,筆者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的複雜形勢有了更多體悟。一方面是部分學者探究中國將在不久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的願景,另方面是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與工人仍在為生計綢繆;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改革方針推動著中國與西方的進一步接軌,另方面是反對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與左傾情緒在尋求噴湧的出口。而新保守主義官僚體系的「三個代表」論述雖然號稱反映了私有經濟的需求,卻又同時遭到自由民主主義與反改革勢力的夾攻。前胡耀邦幕僚阮銘曾在「鄧小平帝國」一書中指出,趙紫陽的失敗,正是由於他在改革、在民間自由民主力量前退縮;以此審視中國現狀,雖然經濟尚屬穩定,但若一味牽延改革時機,甚至企圖以民族主義情緒來轉移民眾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則中國前景似乎並非「樂觀」兩字足以含括。

台長: 包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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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豪
《讀書》易帥:新左黃昏?
撰文 方德豪
2007/08/13, 週一

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人文學術月刊《讀書》在7月份宣佈易帥,並引起知識界頗大關注。有分析指出,《讀書》是中國出版集團主管、三聯書店主辦的一份重要期刊,三聯書店這次把被視為“新左派”的主編換掉,某程度上可以說是“新左派” “失勢”的一個先兆。

中國知識界於7月11日傳來消息:汪暉、黃平不再擔任《讀書》雜誌主編;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輯潘振平任《讀書》雜誌主編,《讀書》雜誌編輯吳彬任執行主編、李學軍任執行副主編。新上任的《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吳彬是著名自由派作家吳祖光的侄女,曾在第一任《讀書》主編范用手下工作多年。

形成對比的是,黃平一直反對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被視為“新左派”的旗手。至於另一位前主編汪暉,則並不承認他是“新左派”。可是,曾經在八十年代留美,並為《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的北京作家查建英,卻曾這樣公開批評汪暉和黃平:“我認為96年以後的《讀書》沒有做到這一點,偏重一類聲音、一家之言,沒能兼容並蓄,沒能讓讀者在全面瞭解後自己去選擇” ;“新左提出的許多問題也都有價值,也值得思索,但如果基本上只有一種聲音,那不如改名叫‘新左論壇’”。據稱,由於不少老知識份子都不滿汪暉和黃平治下的《讀書》,該書訂戶出現了下滑的現象。

關於汪暉,另外還有一段爭議。1999年,有一個長江《讀書》獎的設立,這個活動由《讀書》雜誌承辦,但作為《讀書》雜誌主編的汪暉卻沒有避嫌獲獎,因而遭引來了不少批評聲音。

《讀書》於1979年創刊,這一年也是中國開始推行市場改革的時候。當時的中共中宣部部長正是後來出任總書記的胡耀邦(1915—1989),而其時任職國家出版局代局長陳翰伯(1914-1988)則找來包括于光遠、夏衍等著名知識份子組成《讀書》編委會,並由自1938年起即從事出版工作的范用出任《讀書》第一任主編。

《讀書》1979年4月的創刊號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讀書無禁區”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對文化的摧殘,提出人民有讀書的自由。批評此文革在當時仍是極為敏感之事,因此此文一出,引起知識界不一場不小的震動,《讀書》因此名聲大噪。

可是,中國的出版刊物,卻總是跟當時的政治氣候有著某一種巧合。1996年,也即是江澤民權力漸漸鞏固的時候,《讀書》執行主編由被視為“新左派”的汪暉和黃平出任。在汪黃二人主政《讀書》之時,不少讀者特別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都批評《讀書》“難讀”和“偏向新左”。在汪暉和黃平作《讀書》主編之時,該雜誌確實有邀請不少外國的作者投稿。

對未來的《讀書》,現年83歲的范用有這樣的期盼:“《讀書》不是學術刊物,希望能回到以前的辦刊思路,不要拔高了,要辦給像我這樣的普通人看,給喜歡讀書的人看。” 在7月11日致潘振平、吳彬的書信的最後,范用說:“我期待《讀書》換帥後做到這一點。建議在《讀書》編後記中重申我們辦《讀書》的宗旨。”

《讀書》創刊號的“編者的話”裏申明:“我們這個刊物是以書為主題的思想評論刊物。它……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敢於打破條條框框,敢於接觸多數讀者所感所思的問題。我們主張改進文風,反對穿靴戴帽,反對空話,反對八股腔調,提倡實事求是,言之有物。”
2007-08-14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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