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話要怎麼說
1、我們經常注意到說話時要表達的意思，卻往往忽略了一句話是怎麼被表達的。這是因為語言的首要功能即是溝通與交流，因此「說什麼」總是比「如何說」來得更加引人關心。
2、然而只要稍加留意便會發現，我們在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時，總是會採取不同的方式。想想現在打一通電話給十年交情的老友，你會怎麼開始聊天？如果此時對象換成了保險業務員，開場白還會一模一樣嗎？大概不會。這是因為對象不同，連帶也影響了我們的表達方式。再想想身處不同場合時，又會出現什麼狀況，比如在正式上台報告與私下進行的練習之間，我們選用的語彙也會有所差異。
3、如果我們再退的更遠一些，將會發現不同身份、階層的人，也會有著千差萬別的說話方式。看看電視主播吧，他們的說話方式難道與一般人無異嗎？如果走一趟菜市場，那裡人們使用的語言難道會和一場學術討論會裡的人們一模一樣嗎？我們總是關心一句話到底「說了什麼」，但很少察覺到一句話是「怎麼說的」，然而面對不同的對象、身處不同的場合，不同身份、階層，甚至只是懷著不同的企圖，我們就會選用不同的說話方式，目的只有一個：打動聽者，讓他接受你的意見或感受。
4、一種關於說話的技巧，在西方叫做「修辭學」，中國則稱作「辭令」，然而無論東西，這種學問最早都涉及了政治。在政治的場域裡，眾人的意見紛陳，各種利害關係彼此糾結纏繞，此時遊說斡旋成為首要之務，誰能鼓其不爛之舌，便能從中獲取最大的好處。因此，這種技巧追求的是「現實效益」，在這過程中也往往犧牲了真理與道德。章學誠在〈詩教上〉裡說的最好：「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
5、春秋時，行人之官已講究語言的運用，到了戰國更變本加厲，因為龐大利益在前，縱橫家為了獲取當下功效，口若懸河幾乎到了無顧是非曲直的地步。然而也因為對於語言「怎麼說」的關注，讓我們察覺到文學的本質與語言的運用之間，兩者緊密相關。
6、這些都在《戰國策》裡了，相較於《左傳》以敘事見長，《戰國策》更注重呈現「語言」，其實指的就是一種說話的技巧、語言表達的方式。因此在〈馮諼客孟嘗君〉這篇文章裡，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文中人物的語言，包含孟嘗君的一段話、與齊愍王的一段話。第二、「馮諼客孟嘗君」這一事件被講述的方式，因為假如我們擴展來看，「文章」就是更為巨大的「一句話」，它也受到表達方式的影響，終究說來，文章也就是一種修辭學。
文本分析
1、讓我們先從第一、二段開始，這兩段可看作是文章的第一部份，講述了馮諼與孟嘗君的相遇；此外，第一、二段亦可作為示例，進而幫助我們概覽整篇文章。
2、當我們閱讀這兩段，發現它講述的方式有幾個特色：第一、高度的重複性，這裡指的是第一段裡孟嘗君與馮諼連續兩次的問答，以及第二段裡馮諼連續三次歌曰「長鋏歸來乎」。第一段的兩次重複到了第二段變成了三次重複，我們感到一種節奏感，並且是逐漸累積的節奏感。我們可以說，散文的節奏感來自「句子」，而「故事」的節奏感則來自「情節」，它在更大的跨幅上進行重複。
3、第二、以「對話」來推動事件的進展。最好的例子是開頭「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之後，立刻接以「孟嘗君曰」展開的兩次對話。按照一般的敘事，應該以第三人稱接寫馮諼與孟嘗君見面的過程，然而沒有，「過程」通通省略了，亦即「應該敘事」的部分通通省略了，直接跳接到孟嘗君與馮諼的對話，而且依靠對話推動著情節。這是非常精彩的寫作技巧，因為從敘事「願寄食門下」到「孟嘗君曰」的對話，絲毫不讓人覺得突兀，往後整篇也全用對話來推展情節；如果我們以「敘事」的方式來重述這段情節，效果將非常不同。
4、以對話來推動情節連帶也造成了一個更重要的效果——它加快了事件的節奏感。從「願寄食門下」立刻跳到孟嘗君與馮諼見面時的對話、從兩次對話立刻跳到馮諼的願望成真因為孟嘗君「笑而受之」了、而連續三次歌曰「長鋏歸來乎」讓馮諼一路晉升成為上客終至生活無所匱乏……，此等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之勢，在短短的兩段內實現完成。我們順著一路讀下，接連不斷，一直要到第二段的最後一句「於是馮諼不復歌」，才能稍稍得到喘氣的機會。
5、前兩個特點——情節的重複、以對話推動情節，加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個特色：第一、二段給人一種快速的節奏感，並在此後延續全文，馮諼為孟嘗君「市義」、「築三窟」的過程無一不是快速的，直至文章最末結束於「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才造成了與第二段末尾「於是馮諼不復歌」一樣的效果，我們終於得以停下腳步、喘一口氣了。
6、〈馮諼客孟嘗君〉一文具有快速的節奏感，這不僅來自於情節的重複、以對話推動情節等特色，也來自大量的敘事省略。從「願寄食門下」到「孟嘗君曰：客何好」是敘事省略，其後各段的開頭幾乎都省略了敘事，如「居有頃」、「後」、「驅而之薛」、「後朞年」等等，我們發現事件與事件之間（也幾乎是段落與段落之間）是大片的空白。不僅各事件（段落）之間如此，在同一事件（段落）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敘事上的省略，馮諼的幾次出場與孟嘗君的交談最為明顯，幾乎全由對話串連，兩人的出場、退場、轉場等等描寫完全省略；此外第三段最末馮諼答完「願之」後立刻「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市義後又立刻「長驅到齊，晨而求見」……。我們一再遭遇故事的「空白」，特別是在動作與時間的交代上，「應該敘事」的部分都被省略了。然而也因為這樣的省略，加快了文章的節奏感，同時突出了以對話推動情節的精彩筆法。
7、這種快速的節奏感很重要，因為它涉及了事件被講述的方式，我們可以說，「馮諼客孟嘗君」這一事件被以高度「風格化」的方式講述了。我們必需區分，「馮諼客孟嘗君」一事絕對不是虛構的，它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件，然而《戰國策》以一種極為戲劇性的方式來講述它，我們稱此為「風格化」。所謂風格化指的是一種突出的效果，並得以在閱讀過程中被明顯地辨別出來。
8、「馮諼客孟嘗君」不僅是「風格化」的、而且是「高度風格化」的，因為《戰國策》講述它的方式已接近童話或者民間故事之類，諸如童話中常見的三次考驗、三樣寶物、三道難關等等程式化的安排，這種講述方式具有簡單並能立刻打動人心的效果。《戰國策》選擇這種講述方式與它的環境有關，當時國際局勢混亂、縱橫家在各種角力之間周旋，太複雜的哲學辯證無法謀得即時的利益，因此一種經過濃縮的、類似寓言的「故事」才是更具成效的言說方式。
9、《戰國策》以高度風格化的文學手法來記載一則歷史故實，使得整起事件徘徊在真實與傳說之間——我們當然可以懷疑，《戰國策》的作者是如何聽聞孟嘗君與馮諼的對話宛如親臨現場？然而無人在乎，因為《史記》也經常如此，這裡我們關注的是講述的方式，更甚於內容的真假。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戰國策》裡的「歷史」唯有核心部分屬於史實，其他十有八九都是渲染出來的「效果」，也因此《戰國策》對於後世的影響，文學更大於史學。
10、這種「風格化」的講述方式、這種「敷張揚厲，變本加奇」的戲劇效果充斥整篇文章，我們只需再指出另一個細節即可：那是第四段馮諼為孟嘗君「市義」的一個戲劇性場景。這是整篇文章的高潮，然而《戰國策》講述馮諼「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云云，戲劇效果實在掩蓋過歷史真實，然而誰會責怪這位無名的作者呢？因為他實在太會講故事了。
11、我們說「馮諼客孟嘗君」具有高度風格化的結構，這也代表著它充滿了高度的「修辭」，因為我們無法不去注意它講述故事的奇特方式，並由這種方式帶來高潮迭起、引人入勝的效果。亦即，我們關心它「怎麼說」更甚於它「說了什麼」。現在讓我們轉入文中最重要的兩段對話，分別出自孟嘗君與齊愍王之口。孟嘗君對馮諼說：「文倦於事，愧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另外則是齊愍王對孟嘗君說：「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12、這兩段話雖出自不同人之口，卻具有高度相似性。首先，他們都以自責開場，並且後者的自責更甚於前者，已經到了「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的地步，連祖靈都將降禍於己身，還有比此更不堪的嗎？如果我們將兩段對話比較，後者可算是對於前者的加重，以內容看來，那是因為齊愍王廢除孟嘗君相位一事，更甚於孟嘗君對於馮諼的遺忘；然而以形式看來，那是一種情緒的堆疊，後者在力度上高過前者，亦可以製造戲劇高潮。其次，他們都以自我貶低的方式，同時抬高對方的地位，兩段同有「開罪於先生（君）」的用語。
13、我們可以在這兩段對話中，察覺某種「不對稱」感，這種不對稱感來自於「表面」與「事實」間的落差。「事實上」孟嘗君已經忘記了馮諼，然而「表面上」仍是禮遇對方；「事實上」齊愍王迫於政治考量必需請孟嘗君返回相位，然而「表面上」卻使得對方倍覺尊榮，甚至搬出「先王之宗廟」來做最後的哀求。這就是「修辭學」，最早被運用於政治的領域，它追求打動人心的效果，直取當事者最大的利益，甚而之餘，把死的說成活的，無顧真理與道德。
14、同樣的例子也出現在第六段，馮諼對梁惠王說：「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強」。那時孟嘗君剛被罷除相位，政治前途堪憂，然而在馮諼的口中，卻成了「先迎之者富而強」。在此，馮諼為孟嘗君塑造了一種「勢」——類似歌手或者明星球員合約到期後，各家公司相互喊價爭相搶奪的氣氛；藉此抬高孟嘗君的地位，後來也果真收到了成效。
15、從這些對話中，我們感到「表面」與「事實」之間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來自於一件事情被講述的方式。前面提及，如果我們擴展來看，「文章」其實就是更巨大的「一句話」，因此它也涉及一起事件到底是如何被講述的過程。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再次審視〈馮諼客孟嘗君〉全文，便會發現這種「表面與事實的不對稱」也同時存在於整篇文章的結構中。
16、讓我們先回到第一段的一個小細節，那是全文的第一句話：「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這個開頭非常精彩，它也涉及了前面提及的敘事省略，亦即在這個開頭裡，馮諼的一切背景都被省略了，他是個面貌模糊、甚且是一片空白的人。如果我們把這個開頭與蘇軾〈方山子傳〉的開頭對比，便能見出兩者的不同：「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遁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這才是人物傳記的寫法，不到一百字的開頭，我們對方山子便有了基本的瞭解。這兩篇文章的開頭剛好形成對比：方山子是個隱士，蘇軾卻刻意仿照傳記筆法介紹他出場；馮諼是全文最重要的人物，《戰國策》的作者卻有意省略他的一切背景，目的只有一個——讓讀者與孟嘗君處於相同位置，具有相同「懸念」：這個馮諼，到底是誰呢？
17、這個「懸念」非常重要，因為接下來我們便遇到了一連串「表面與事實間的不對稱」狀況。孟嘗君不知道馮諼是誰，馮諼又一無所長，孟嘗君竟然「笑而受之」，答應他寄食門下，這是第一個不對稱；馮諼以其一無所長之身分，三番兩次提出逾越身份的要求，孟嘗君一貫照單全收了，這是第二個不對稱。當眾人皆已忘記馮諼的同時，這個「歌夫長鋏歸來者也」的素人，竟然當仁不讓、一肩擔起收債的重責大任，這是又一個不對稱。然而這種「不對稱感」不就是《戰國策》作者精心安排的講述方式嗎？他製造了困惑、他製造了不耐，簡言之，他製造了一種讓人想搞清楚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就不斷地看下去的閱讀樂趣……。
18、依此，我們在「辭令」與「文章」之間找到了某種共同的特性，那是修辭學，一種說話的方式、講述的技巧。不管後人批評〈馮諼客孟嘗君〉一文是怎樣遠離史實，是怎樣不忠實於人物原本的個性，都沒有關係；甚且荀子的諄諄告誡猶在耳邊——讀《戰國策》應「只師其術，不師其心」，那也無妨。因為撇開政治不談，我們在這裡頭找到了一種樂趣，有點像小時候遊戲，公主永遠只有那麼一個，卻人人都搶著扮演，有什麼關係呢？因為有人扮的公主美麗高貴、有人扮的公主矮胖臃腫，但這不就是遊戲迷人的地方嗎？故事需要一講再講、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講，也許這就是「故事」的真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