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歲的時候，為自己買下了第一張古典音樂唱片。
一九九一年，台北的中興百貨地下還有一家販售CD的小唱片行；從那兒帶回南投家中的是一張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皇帝」。
柯林‧戴維斯爵士(Sir Colin Davis)率領德勒斯登國立管弦樂團(Staatskapelle Dresden)，與阿勞(Claudio Arrau)連袂演奏，在PHILIPS錄下的名盤。
那是一首乍開喝就無比燦爛輝煌的曲子，以鋼琴上窮碧落下黃泉般的大段上、下行琶音作為引子，繼而管弦樂團在威風凜凜地加入齊奏，一同鋪陳出一個昂奮而燦然的第一樂章。
然後是一個澄澈徐緩的慢板。
很慶幸，並不曾浪費太多的生命如同其他大多數人一樣，對於一闕樂曲裡的慢板樂章缺乏耐心。
一位並非那麼知名的鋼琴演奏家曾經說出過這麼一個故事：他年輕的時候參加音樂會，每每在音樂進行至慢板樂章的時候昏昏欲睡地一邊感到不耐。
卻在一次李希特(Sviatoslav Teofilovich Richter)的獨奏會當中，深深地為大師刻骨銘心的雕琢出的慢板所攫住，才開始懂得聆聽慢板的適切心境。
對於貝多芬，我也是如此。因為在很年少的時候，就從這第五號鋼琴協奏曲開始接觸貝多芬；而正因為這曲子當中的慢板真是太過淒美，於是對於貝多芬的慢板總是無法等閒視之。
有那麼一陣子，甚至還有那麼一些個「貴古賤今」的習氣，援引著貝多芬手下的慢板，去輕視拉赫曼尼諾夫那些膾炙人口的悠揚旋律，覺得他們實在是俗麗而缺乏品味...。(當然，講得岔題去了，那又是另外一篇網誌的範疇。)
總之，貝多芬這一闕以激昂壯麗與幽然沉緬共同陶冶出的第五號鋼琴協奏曲實在太過悅耳；於是，她似乎在無形間變成了許多喜愛古典音樂的愛樂人與此一音樂形式初初相見的媒介。
或者是愛樂者們多半都無法忘懷那最初的悸動，是以口耳相傳，貝多芬這第五號鋼琴協奏曲遂爾成為一入門者必不能缺少的基礎曲目。
藤井康男氏在他那本屢次被翻譯、出版，幾乎所有台灣的愛樂者再生命中的某一個時刻都終於不能免俗地會與之相遇的《世界名曲100首》當中，
就曾經細細表述年少的自己如何在戰後日本殘破、頹圮都市當中的狹小房間裡，通過破舊的收音機，初次的聽見了那充斥惡劣音質和雜音，卻也無法折損其渲染力的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於是深深地愛上古典音樂......
依循著與他人大同小異的脈絡，將阿勞、柯林爵士和德勒斯登的名演拎了回家；卻也有待數年之後，才真的開始學會去體察這張唱片的佳處。
阿勞那著名的含蓄、深沉並且節制的詮釋，十分適切的將貝多芬的音樂當中埋藏的人文關懷與智性推展開來；
這讓第五號鋼琴協奏曲這「入門級」的樂曲遠遠的不僅僅只是一卻動聽而懾人的奇觀。
第五號鋼琴協奏曲，其實是貝多芬在1803年以後，進入所謂「一曲一宇宙」的創作高峰期的前幾闕奠基之作其中之一的事實；
實在多虧了阿勞深思熟慮的慎重詮釋，因而沒有讓她再我心裡成為一闕堪可「過河拆橋」的拋棄式入門曲目。
當然，柯林‧戴維斯爵士和當時他的德勒斯登國立管弦樂團醇厚、端正的音響自然也是功不可沒。
更不用說柯林爵士，即使當年的他還是個偶爾熱力四射的青壯演奏者，他一貫的在含蓄中提煉激昂、在精確裡鋪張渲染，這古意盎然的詮釋手法，和年長他二十四歲的阿勞是毫無扞隔。
簡直是秤不離砣那樣地若合符節。
說了這許多許多，若是沒有昨日的經歷，那張PHILIPS的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協奏曲大概也就永遠只是我的天字第一號唱片收藏，而並不會成為一枚紀念。
穿上了從台灣帶到紐約，剪裁合身的Benetton的條紋西裝，搭配Sisley的粉紅色襯衫與領帶；
我在昨天去到了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駐地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參加了我來到美國以後的第一場音樂會。
作為一個孤身在紐約的留學生，我的預算有限。然而，嚴密的圈住自己不去聆賞任何一場音樂會又絕對不可能。
於是，給自己定下的章程是：
一、人、團原則。著名的樂團可以聽，著名的指揮可以聽；但是，要兩相搭配。例如啊...拉圖爵士(Sir Simon Rattle)會讓柏林愛樂交響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扣分，所以不必聽，楊頌士(Mariss Jansons)會讓皇家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絃樂團(Koninklijk Concertgebouworkest, RCO)扣分，所以不必聽；但是，若是皇家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絃樂團搭配上了他們的前任音樂總監，會讓所有樂團加分的夏伊(Riccardo Chailly)，那可就非聽不可了。又例如，海汀克(Bernard Haitink)率領的芝加哥交響樂團(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那就深具前去聆賞的必要。並且，它會牽涉到第二條章程。
二、曲目原則。直接延續前一章程的舉例，海汀克若是率領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馬勒，以其人和那個樂團所代表的馬勒傳承，那就非聽不可了。又，也有反例。縱使是讓我深深傾倒的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若是他的演奏會曲目全排進了貝多芬那些「有名字」的鋼琴奏鳴曲，似乎也就沒有去湊熱鬧的必要。
三、票價原則。第一、第二條章程不得牴觸這第三條章程。林肯中心、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都有學生優惠票卷，售價從十來美元到二十美元出頭不等。若是買不到學生優惠卷，就算是Michael Gielen率領皇家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絃樂團演奏馬勒交響曲這種夢幻組合都聽它不得。
十月十九日的音樂會，柯林‧戴維斯爵士率領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演奏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符合了上述三條章程。
柯林爵士在我心中一直以來都佔有一個並不顯著但是份量沉重的位置。
歷史上的倫敦交響樂團先後和霍倫斯坦(Jascha Horenstein)以及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二十世紀中後期完成的，
馬勒第三、第二號交響曲的名演，令我始終對她充滿嚮往與憧憬。
我在一個月以前便到了林肯中心的售票口完成了購票。
就算是柏林愛樂演奏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我都不見得會去聽。這曲子名演如林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1944年的Urania版英雄、老克萊巴(Erich Kleiber)和維也納愛樂(Wiener Philharmoniker)在1950年的演出、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與1953年與愛樂管弦樂團(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典範性演奏......，都讓這曲子在音樂廳當中對我失去吸引力。
我是衝著柯林爵士，我與古典音樂及唱片收藏初初相見的掌燈者以及倫敦交響樂團，我心目中與皇家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絃樂團不相伯仲的馬勒樂團而去。
當我在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的第二樂章當中，被倫敦交響樂團的弦樂部以及柯林爵士烘培出的濃郁悽愴感染得屏息著微微顫抖，我知道我來對了地方了。
整場音樂會的核心、精華處也就出現在第二樂章，那收煞在黯然蕭索裡的送葬進行曲，給柯林爵士和倫敦交響樂團演繹得令整個林肯中心演奏廳的空氣都似乎停滯、冰冷了下來。
我一直以為，音樂演奏的最高境界(highest order)，便是連音符與音符之間的寂靜都在演奏者的心眼當中，經過細膩的推敲然後演奏出來。
把「寂靜」都演奏出來，柯林爵士和倫敦交響樂團在十月十九日晚間，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第二樂章的煞尾處不施以毫釐地完全實踐。
~誌記讓我在搭乘地鐵回到哥倫比亞校園以後依舊無法自己地漫步良久，在紐約的第一場音樂會。以及日後要依著章程從事的音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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