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石．史．識 我叫做石牧民，我主張台灣獨立。 知識分子要是沒有抑鬱以終那也算是遜掉了。 我。 2.0 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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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七日，是鄭南榕先生赴義二十週年的日子。
想將他紀念的我，總被當作「政治狂熱」分子。
我總說：除非視而不見，萬事都有其「政治」。
我所狂熱的，是絕不放棄對於所有表象的思索。
思索之後無畏地言說，是我追念鄭南榕的方式。


就連古典音樂，都有其「政治」。它最直截的表現是，當「古典音樂」被提起，巴哈、莫札特、貝多芬、布拉姆斯…這些作曲家莫不家喻戶曉；一個人可以沒有聽過他們的作品，但是仍然知道這些名字幾乎就代表「古典音樂」。因為，他們的生命，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藝術追尋和磨練，無論因為血統、地緣或者因為所承襲的訓練，都匯聚在十七到十九世紀西歐音樂發展的地域中心。簡單地說，燈光與掌聲匯聚的舞台正中央，一向是觀眾注目的焦點。

邊陲上的人，所以面臨雙重的嚴峻考驗。首先是，在最核心也最強勢的主流價值無遠弗屆的耳濡目染之下，確立自身的獨特性，進而確知自己是誰，成為一種迫切的焦慮；其次是，在強勢的主流力量席捲舉世認可的風起雲湧之下，必須以自身堅固的立場和認同，令眼中唯有主流、正統…種種一元關注的人們看見，也知道他的存在，進而確知他是誰。在雙重考驗的肆虐之下，身在邊陲也會不斷遭遇雙重的挫敗。首先是，會有同樣身在邊陲的人對核心妥協，放棄邊陲的獨特性，進而甘於被核心化約、收編；其次是，會在與主流，與核心互為對照的過程裡被龐大的主流勢力掩蓋，終於名不見經傳地好似不曾存在。簡單地說，也就是落得沒什麼人知道他是誰。

就連古典音樂，都有其「政治」；因為身處邊陲的困頓，和台灣目前政、經、文化的困境很是相像，是不？就連古典音樂，都有其「政治」；否則，當「杜南伊」這個名字被提起，絕不會有人問：「『杜南伊』是誰？」

作曲家杜南伊（Ernő Dohnányi, 1877 – 1960），是一段音樂故事的關鍵角色。

何妨先欣賞一闕杜南伊的作品，這是他的C小調第一號鋼琴五重奏（Piano Quintet No. 1 in C minor, op. 1）的第三樂章：



多麼美麗的樂章！1895年，布達佩斯音樂學院的二年級生杜南伊寫下他這一闕「作品第一號」（opus no. 1）時，甚至未滿十八歲。這部作品中浪漫色彩的和聲與古典型式與體例的嚴整所透露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深受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 – 1897）賞識。1895年11月25日，布拉姆斯在維也納安排了杜南伊這一闕鋼琴五重奏的世界首演。終其一生，杜南伊的創作，幾乎不脫以布拉姆斯作品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可以說，杜南伊的音樂語彙，得益於十九世紀末期，在西歐音樂發展上領一時風騷的主流風格與價值。

然而，杜南伊實在是一個身在邊陲的人。

1877年，杜南伊出生在奧匈帝國治下，匈牙利王國的首府Pozsony（德語地名為Pressburg）。第一次世界大戰後，Pozsony被併入當時成立的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現今，它是斯洛伐克（Slovakia）境內的Bratislava。歷史錯綜複雜的沿革也讓杜南伊生長的Pozsony成為一個眾多文化交會折衝的所在。在地處歐、亞交界的Pozsony，通行的語言包括了德語、匈牙利語、斯洛伐克語，甚至是猶太民族使用的意第敘語（Yiddish）。文化、語言的多樣紛雜也促使當地人始終必須面臨文化認同的問題。事實上，在許多的場合與地區，杜南伊是以他的德文名字Ernst von Dohnányi為人所知。

文化折衝引發的認同問題，正是杜南伊音樂追尋當中的關鍵，也是一段音樂故事的關鍵。

同樣出生於Pozsony的作曲家Franz Schmidt（1874 – 1939）大杜南伊三歲，杜南伊大巴爾托克（Béla Bartók, 1881 – 1945）四歲。時序上先後橫亙兩個世代的三人，在音樂史上的重要性（又或者說知名度）卻是反過來的。年齡最大的Schmidt，負笈維也納求學。而杜南伊毅然決然地進入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音樂學院。他的作曲教授Hans von Koessler（1853 – 1926）確立了杜南伊的作曲風格與音樂品味，也促成杜南伊與布拉姆斯的會見。沿襲布拉姆斯風格的杜南伊，他的聲譽在今天也許日漸沈寂；但是，做為Pozsony人的杜南伊決定進入布達佩斯音樂學院，並且相當程度採集匈牙利民俗音樂為素材的在地精神，促使巴爾托克追隨他進入布達佩斯音樂學院。而巴爾托克日後取材自匈牙利民俗樂曲寫成的六闕弦樂四重奏，被譽為貝多芬之後最重要而偉大的弦樂四重奏創作。

身處邊陲的杜南伊，幾乎終生以新古典主義的型式進行創作；然而他對於巴爾托克的啓發，所成就的卻是完全扭轉地緣政治（geopolitics）中心、邊陲律則的鉅作。同樣身處邊陲的巴爾托克，終於以作品當中源自在地精神（匈牙利民俗音樂）的創見，擺脫地緣政治當中的邊陲性，在眾聲當中據有成一家之言的中心位置。

在文化折衝，在音樂風格當中浪遊的杜南伊，作為一個追尋自我的音樂故事的關鍵，表現的是一種低調悲壯。藝業深植於匈牙利音樂社群，並且長年主理布達佩斯音樂學院，教育無數後世音樂家的杜南伊，幾乎從來不被界定為訴諸民族精神的「國民樂派」作曲家，然而他在巴爾托克胸臆間植下的種子，卻開放成為震古爍今並且自成一格的花朵。

巴爾托克因為前行者杜南伊的啓迪而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他對於自己的確知，令他直驅創作力的高原。

在一段關於自我追尋的音樂故事裡，為後人作為關鍵，作為啓迪的杜南伊，是典型夙昔長存的英雄。


-- 獻給鄭南榕先生（1947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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