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樂商號 台灣在地農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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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採摘自坪林有機茶園，以青心烏龍試製出來的台灣抹茶。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茶業復甦。

 

一種半球型的包種茶製技，開始在茶農間教習發展。

 

這種半球型包種茶始於1930年安平鎮茶業試驗支所的研發，茶葉以台式包種茶的獨特花香為基礎，吸收了鐵觀音的部份特點，將茶葉揉捻為半球型，形成較為甘醇的茶質，其發酵程度約介於包種茶與鐵觀音之間。直到1950年前後，這項製技已傳習至南投的名間與鹿谷一帶。

 

那時台灣茶園主要仍分佈於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及苗栗等北部地區，佔全國面積的96%，中南部的茶園才剛起步，包括南投、雲林、嘉義等中南部地區的茶園只佔4%、東部地區也有茶園，但面積不到1%。

 

簡單地說，直到廿世紀中葉，台灣的茶葉是集中在北部發展的。

 

1948年，有鑑於當時的中國即將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秩序混亂，美商協和洋行來台設立分行，其判斷中國海外的茶葉市場將出現缺口，因當時台灣的綠茶產業並不成熟，若能適時將中國綠茶的製作技術引進，必能取得中國海外茶葉市場的利益，及本地綠茶產業的發展先機，從而延請上海的綠茶專家來台，引進炒菁製程的綠茶，同時於新竹及桃園設置12個製茶廠；協和洋行的判斷正確，巧妙地從台灣接手了中國海外綠茶市場，翌年，台灣綠茶輸往北非洲1190公噸，這次的成功，開啟了台灣綠茶的海外視野。

 

台灣綠茶在北非外銷市場這塊版圖穩定地成長，而在台灣的茶樹品種中，因青心大冇具有適製烏龍茶、包種茶、紅茶與綠茶的優點，就成為這個時期政策推廣的方針及茶園栽種面積最多的品種。

 

到了1959 年，台灣輸往北非的綠茶已達3456公噸，其中摩洛哥佔了將近95%。

 

但，真的改變台灣綠茶命運的是日本。

 

日本國民的飲茶習慣為綠茶，也是世界重要的綠茶生產國，但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期，基於產業衝突，綠茶是總督府不會去發展的商品，戰後，台灣綠茶解除了桎梏，在國際局勢中取得北非這塊市場，有了穩定成長的契機。

 

1960年代，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國民所得大增，年產十萬公噸的綠茶已不敷內需，從而成為茶葉輸入國；1962年，日本向台灣輸入10公噸煎茶，也就是蒸菁製程的綠茶，試銷後市場接受度頗高，日本快速地放大採購量，當時北台灣的三峽成為這波綠茶趨勢的重要生產地。

 

廿世紀初葉，以台北作為根據地的三井合名株式會社，其位於三峽的茶廠原本是製作煎茶的，但在殖產局的指導政策下引進阿薩姆茶樹，改製紅茶，那時三峽已有青心柑仔這種地區性的茶樹品種，青心柑仔是小葉種茶樹雜交來的蒔茶，因適製綠茶，至此開始被廣泛運用。

 

1964年，台灣綠茶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茶葉改良場的徐英祥先生從日本引進著名的綠茶品種藪北，而且，綠茶的外銷量超越了紅茶。

 

台灣紅茶在日本殖民期打下了基礎，因此直到1960年左右，印度與鍚蘭等紅茶重要生產國，尚末自二次世界大戰的荒廢狀態恢復元氣前，紅茶仍是台灣首要的外銷商品，然而這些國家的茶園重新運作，其龐大的量產規模，讓同樣運用阿薩姆茶樹品種製作紅茶的台灣，只能在國際市場踽踽前進。

 

1965年，台灣紅茶的外銷量來到12,908公噸，佔該年茶葉出口量的64%，但這年登峰造極的外銷量，卻同時是走向下坡的分水嶺。

 

這年台灣紅茶所以創下出口紀錄，背後的原因在於印度與鍚蘭紅茶漲價，價格較低的台灣紅茶，被國外紅茶製造商大量採用為「併堆｣原料，拿台灣紅茶混印度或鍚蘭紅茶攤低成本，其後以包括袋茶等碎茶形式的商品賣到市場，這就等同於今日的越南茶被拿來混台灣茶，賺取高額的利潤是一樣的意思。

 

台灣紅茶攀峰的隔年，外銷量驟減為6128公噸，再一年滑落到3371公噸。

 

事實上，廿世紀中葉之後，台灣紅茶並未從過去的基礎，發展出與時俱進的新商品，或者說成功地發展出大吉嶺紅茶或祈門紅茶這樣高價值的商品，反倒在阿薩姆紅茶的戰場，展開一場成本的競爭，台灣紅茶既然失去了價格擬定能力，便只能於國際市場載浮載沈。

 

1966年開始，台灣紅茶的外銷量就沒有回到榜首過了，直到1980年止，這十五年間，台灣綠茶的外銷量均超過五成。

 

當此綠茶作為台灣外銷主力的時刻，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自日本殖民期乃至戰後，由國家發動茶葉外銷的主導力量走向式微，另外，中國歷經了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戰火及社會主義體制的鎖國期，讓台灣茶葉一直保有海外市場機會，但國際局勢丕變，茶葉大國即將甦醒，成為台灣茶葉外銷的競爭對手。

 

1973年，台灣茶業史上生產量與外銷量最高的一年，茶葉產量28000公噸，外銷量23300公噸，其中綠茶創下18600公噸的外銷紀錄，佔外銷量78%，輸往日本的煎茶12000公噸，佔台灣茶葉輸出總量的51%。

 

因為煎茶行情看俏，這一年，綠茶熱感染了東台灣，花蓮舞鶴台地成了茶葉政策推廣栽植的地區，這也是東部正式發展茶葉的肇始。

  

戰後，台灣綠茶的命運幾乎可說是繫於日本之手。

 

這種整個輸出量大幅集中於某個單一市場的情形，幾乎等同於戰前，包種茶與烏龍茶發展過程的翻版。

 

同樣跟日本有關係，日本殖民期發展出來的台式包種茶，畢竟已發展出茶葉的獨特點，戰後儘管失去了中國東北及華北市場，但回到東南亞，在泰國與香港等地區紮根，就算外銷量不再一嗚驚人，也穩定地維持於10%-15%。

 

至於烏龍茶，長期依賴的美國市場，1970年代紅茶已佔茶葉進口量95%，消費習慣轉為袋茶形態的紅茶，烏龍茶的外銷量僅存1%-3%。

 

一個世紀的時間了，烏龍茶似乎老態隆鍾，奄奄一息。

 

然而此刻，戰後於各地茶農間流傳教習的半球型包種茶製技逐漸普及，不斷地累積生產基礎，這種製技形成的商品，已有別於絛索型重發酵的烏龍茶。

 

1974年農林廳於鹿谷設立「高級茶生產專業區」，1975年鹿谷舉辦「凍頂烏龍茶比賽」，同年農林廳又於新店舉辦「全台灣優良包種茶比賽和展售會」，從此，半球型包種茶跟北部盛行的條索型包種茶，便以「北包種，南烏龍」劃分名稱，台灣早期承襲閩北工序製作的烏龍茶，已變法為「台式烏龍茶」的新體制了。

 

相對於此，1977年，南投縣政府為了推廣魚池生產的紅茶，決定將該地紅茶命名為｢日月潭紅茶｣，但一個產業的興衰，其緊扣的命運跟趨勢有關，魚池紅茶正名適逢台灣產業轉型階段，勞動成本變高，在那個紅茶商品依舊採取低價從事國際市場競爭時刻，無可避免地整個紅茶產業便註定進入蟄伏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