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閱讀：失憶者
文／蘇曉康
我要陪她再長大一遍。歡樂和悲苦，都像是孩子式的，是苦也是樂。一切都是她原汁原味的。我同她一道去走那條被重建或者被裝配的路，掐指走了二十年。我反而是幸福的……
植物人
美加交界的九十號公路依舊，車禍十年後的夏季旅行竟又去它那裡，彷彿黃泉路一遭，末了總要去銷帳似的。2004年夏天我們一家三口順這條公路赴多倫多，去傅莉的小妹家走親戚。這次是蘇單開車，他很老練了。《離魂歷劫自序》開篇就從這九十號公路寫起的：「美加邊界的這條公路，雖不寬敞卻是上下道分離的，中間隔著很寬的草坪，典型東岸式緩慢、持重的風格……。」
多倫多有一位老朋友羅琳，80年代普林斯頓畢業的加拿大姑娘，跟林培瑞學過漢語，發音準確而流利，幾乎沒有外國口音。當年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就是請她來做辦公室主任，管理一群「六四」流亡者，而我是選舉出來的執行主席，我們倆要負責做財務預算、給捐助者寫彙報，籌畫和安排學社的培訓、研究和學術會議等等。她是一個對中國近乎癡迷的「老外」，大概因此而終於在虛偽複雜的中國人圈子裡碰得頭破血流，末了回到簡樸的安大略懷抱裡休眠起來。
我去看她。
她住在瀕臨安大略湖的一幢簡易樓房裡，湖水幾乎打到窗邊，優美極了。她做網頁設計維生，丈夫是摩洛哥人，一個烹調師。羅琳回憶說，十年前我們車禍之初，她已離開普林斯頓，但余英時太太陳淑平找到她，請她打電話到醫院，勸我要聽醫生的話，傅莉尚在急救室，而我幾乎瘋了。她說：
「那時候，醫院說她變成vegetable的可能性很大，你知道vegetable的意思吧？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講，就是什麼都沒有了，但是人還活著……。」
「是植物人吧？」我說。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也是第一次知道，「植物人」在英文裡，竟然就是「蔬菜」（vegetable）；蔬菜當然就是一種植物。
93年暮夏我在伊利縣醫院瘋狂給傅莉灌西洋參湯（由此加劇了她的假性球麻痹症之吞嚥障礙）之際，根本不知道她其實曾被判為「植物人」的！醫院通知了普林斯頓，學社卻瞞了我。那會兒如果他們告訴我實情，我大概會瘋掉。所以有時隱瞞真相，具有心理學意義上的必要性。
二十年過去了，至今普林斯頓無人跟我提及這個細節；倘使我不來一趟多倫多見羅琳，大概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可怕的細節。也就是說，當時普林斯頓的所有人瞞住了我一個人。今天回想起來，與其說那時大家怕我垮掉，不如說整個群體也難以面對這樁慘劇。一個病人將牽連周遭親友皆陷入某種扭曲的精神病態或文化生態，更何況是一個植物人呢？面對同類的殘存情況，人類的承受力到底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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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駝背呀！」
嚴家祺在布魯克林53街地鐵口接我時說。他說駝背會造成內臟偏掛前側，越掛越偏，上年紀就直不起腰了。「那可嚴重啊。」他說。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挺起胸膛來面對命運，那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我們都被壓得喘不過氣。
02年底我曾抽身跑了一趟紐約，只想去看一眼八十六歲高齡的戈揚，以及司馬璐先生，覺得再晚也許就見不到了。也只有這老太太還讓我有這樣的牽掛，尤其他倆不久前結了婚，忽然非常想念他們。我先找到嚴家祺，讓他領我去看戈揚。他們兩家都住在布魯克林，經常走動的。
家祺開了他那輛巨大的舊林肯，載我從布魯克林去法拉盛，在一簇簇的紅磚樓群中找到戈揚他們那棟。兩年前，八十四歲的戈揚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所有人都替她捏把汗，她說自己因為在美國，才有幸「死而復生」。那是我最後一次見老太太。她跟司馬璐相依為命度黃昏的故事，廣為流傳。後來我只間或從家祺那裡獲知一星半點老太太的消息。不知從何時開始，聽說戈揚住進了「安養院」，又得了「老年癡呆症」，誰也不認識了。家祺說他曾數度帶朋友去看她，她已不能說話。大概在08年，我數度起心動念，想再跑紐約一趟去看看老太太，卻又怕去了老太太不認識我了。「老年癡呆」大概是比「植物人」稍高一個等級的大腦疾病，然而我守著一個腦傷病人度日，很怕再見另一個。
失憶苦樂說
腦科、神經科，到21世紀成為顯學。以前，腦是人類研究最少的一個器官，由於相關研究的發展，如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基因體科學、核磁共振、生物資訊學等，腦的神祕面紗逐漸揭開。
腦的研究，並非只針對神經系統疾病，如帕金森氏症、老年癡呆症、腦瘤、癲癇、智障等，更重要的是研究腦的認知功能，如記憶、學習、情緒、語言、親密關係、美感等。人的「社會認知」行為非常複雜，必須把內在的身體情況、對自我的認識、對他人的感知及人際之間的動機仔細整合，以達到嫻熟的社會功能，這一過程稱為「社會認知」。
目前神經科學的研究確認，人腦額葉內區的前部就是掌管社會認知；此區掌管了我們的自我認知（self-knowledge），對別人的感知（personperception），還有「體會別人的心理層面的能力（mentalizing，另有一詞mentalist，心靈主義者、算命者、自稱能看出別人思想的人）。
此區受傷的病患就失去了上述的社會認知功能。這些知識，也許可以用來解釋傅莉受傷後拒絕外界的原因。──難道她被自我暗示，腦傷後感知別人的能力降低，最好是減少接觸外界，以自我保護？清醒更為痛苦──這個情形，頗可拿鄭板橋的「難得糊塗」作一旁註：正常人裝糊塗是為了少痛苦，腦傷者則是失去了感知痛苦的能力。
在我的經驗裡，一個腦傷者與社會的關係，毋寧病人被社會（正常人）所誤解的成分更大，人們似乎只有能力接受她的肢體癱瘓，卻不懂她的腦力、心智、情感的癱瘓。這方面的「醫盲」很普遍，彷彿那是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一般人對此連常識都沒有；這當中，又以社會不能忍受腦傷者的非理性反應為尤，相形之下社會反而是病的，難怪西方文學常以瘋癲者為主角。這是一個社會接受度的文明深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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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往事因失憶而消逝時，他這個人也就逐漸消逝了。我們對現在的理解和對未來的展望，依賴我們與過去溝通的能力。當我們失憶而不能在時間中旅行，就失去了關於我們是誰、向何處去的根基感……。
上述這段文字，是從《找尋失去的自我──大腦、心靈和往事的記憶》中摘錄出來的。作者丹尼爾．夏克特教授是哈佛大學心理系主任，曾在北卡的一間退役軍人康復醫院，記錄、研究腦傷病人的記憶。03年我回北京奔喪期間，在一個親戚的書架上偶然看到這本書，順手借回來讀，卻一直讀不進那些抽象的理論文字。雖然我身邊就有一個現成病例，並也天天為其失憶的種種情景焦慮，免不了也會用自己的「心理學盲」，去圖解那種種，尤其渴望解釋她「拒絕外界」的執拗。
這本書講了很多腦傷病例，我印象最深的是吉恩的故事。三十歲的吉恩，1981年在摩托車事故中嚴重腦傷，大腦額葉和顳葉大面積毀壞，忘記了他的大部分往事。「在心理學意義上，一個人若失去了對全部往事的情節記憶，那麼他的人生就會變得貧瘠乏味，就像淒涼蕭瑟的西伯利亞荒野一樣。吉恩的心靈空白一片，生活一無所有，沒有一個朋友，安靜地和父母一起生活。」──失去情節記憶的人，每天重複日常生活，也不會思考計畫未來。
傅莉究竟失去了什麼？我不懂專業性的描述，因此說不清楚。她並沒有忘記她的全部往事，卻似乎一直喜歡說童年，好像那個時代的「情節記憶」拽住了她。她也可以學習新東西，只是意願不高。至於未來，她確實很茫然；過去模糊了，未來也渺茫了。
我只隱隱覺得，她失去的智慧中的高級成分，其實是一種分寸感，極微妙的區分能力，或者說辨別微妙差別的能力。記得父親曾教我，人的高級能力中，有一種區分差別的能力，極為重要；對微妙差別的辨別能力越強，這個人越有能力。雖然父親大致是在講為文之道，我後來慢慢懂了那也是人的一種魅力。傅莉曾是這樣的一種人，我在書中說她：「從前的她，腰板直挺、胸有成竹、事無巨細地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現在回味起來，指的就是她那非常細膩的分寸感魅力，如今我已無法描述得具體而微了。她對人對事，是可以一眼之下就拿捏出一個合適分寸的，那種天生的直觀能力準確得很少出錯，乃是一種天賦，後天學也學不來的，所以她的人生，除了人力難違的天道大勢作梗之外，只剩下駕輕就熟、氣定神閒而已。這點天賦，被車禍撞得所剩無幾。她孩童或少女期的性格，頑皮、惡作劇、幽默、絕不饒人等等，都露出來了。這是她被重建的跡象嗎？氣功講究練功時默想自己七、八歲時的樣子，一切都以返童為好，這倒是順乎人被重建的理路。但她也許就像被重新裝配過了呢？她與外界的交往能力，所謂socialskills幾乎等於零。這樣的殘疾，也許只比癡呆稍好一些。她只剩下一點自理能力，在一個封閉環境裡有基本食宿供給的存活能力。這種結果，究竟是腦傷的程度所致，還是因為我們長期脫離醫院？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必須陪她到終老。以此而論，我下決心離群索居，買一棟與世隔絕的房子生活，仍不失為上策。
我要陪她再長大一遍。歡樂和悲苦，都像是孩子式的，是苦也是樂。一切都是她原汁原味的。我同她一道去走那條被重建或者被裝配的路，掐指走了二十年。我反而是幸福的。
瞬間人生
「一轉眼我都五十七歲了！」
傅莉嘆道。當時我讓侍者給她端了一杯葡萄酒。09年春，傅莉第一次主動說她的生日快到了，93年以來第一次。「給我買個蛋糕吧。」我聽了這話只有辛酸。她還想要點氣氛，我們就去一家義大利餐館。席間我曾嘆道：
「以妳的性格，留在國內會被整瘋掉，可妳出來就變成殘疾人！」
「那我也寧願出來。」
她是今生不悔。93年她才四十一歲呀。她心裡其實是很苦的。新世紀初期，她老要我播放那陣子很風行的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後來我忽然明白，她所以一再的看，並不是為了徐志摩的愛情故事，而是喜歡聽那裡面的主旋律；一個很壓抑、淒涼的慢板，很像過去革命電影裡表現苦大仇深時總要陪襯的那種背景音樂。我就調侃她：「有那麼悲痛嗎？」她低聲說：「聽著心裡反而好受。」也許，那是她在調理自己的心境，就跟她調理神經、肌肉一樣。
而我何嘗沒有自己的悲苦？二十年前在復健醫院裡，我說過一句「來了一個女兒」，二十年下來才發現，當初我可以把她化作「一個女兒」來緩解我的愧疚，可她到底不能因為做了「女兒」而使我的生存稍微好受一些。我是需要妻子和愛的，她卻再也給不出來了。
她變得自衛、自顧自的意識極端強烈，因為她的心智永遠沒有安全感。這在另一面就表現為恐懼外界，討厭外來的任何人。是不是她的心智再也無法意識到我的存在了？她對我的漠視，是由於安全感喪失，還是無法控制情緒，或是礙於表達的困難？總之現在才知道，情感乃是極高等的心智，愛則更是其頂端，所以西洋世界視愛為無上，且憐憫心智缺陷者，都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我在她大約恢復了六、七年時，為解悶教她上網看新聞，我的本意是擴大信息量、增大外界視野對腦力激盪有好處，誰知從此她對政治高度興趣，無意間顯示政治乃是標準的俗物、簡單重複的玩意兒。
於我，互換不了的、沒有回應的情感施予，是一種輸出，之後只剩下虛脫，因為沒有填充，這也是道德難以支撐的地方；或者說，只剩道德在支撐，情感卻無聲無息地乾枯了。在她，二十年歲月流逝的結果，雖然她的身體恢復到可能性之極限，甚或是極限的不斷突破，但終於可以發現的是，創傷最重的不是身體，而是所謂mind──譯成心智或智慧。而這東西一傷便似乎好的那一部分消失，給你的只剩不好的；說得絕情一點，所謂「恢復」，只意味著好的那部分的返回，可卻遙遙無期。
2001年春天，《離魂歷劫自序》英文版寄來的前一天，早晨我起床剛套上長袖衫，就聽她在被窩裡說： 我現在才想到，你是個famousperson，我要死了，蘇單（編按，本文作者的公子）就倒楣了……。為什麼？
你很容易再找一個呀。
我無言以對。只覺得她的腦子漸漸開竅了，要知道，她非得從女兒重新長大為妻子不可。不過，這個過程對她太殘酷了。我的文字，一直寫不出那種難以言傳的情景，即傅莉生性好強、氣盛、要面子，傷殘之後的那份痛苦遠甚於常人，甚至嚴重阻礙治療。比如，她竟連如何使用輪椅也沒學會，殘疾人恢復初期靠使用輪椅得到的一些體能恢復，如臂力、腿勁兒，她都不夠。她就是拒絕坐輪椅，這點脾氣很折磨她。現在她則是越清醒越恐懼外面、恐懼失去我，我掌握著她的後半生。律師已為我們擬好了遺囑，我還能往哪裡逃？有一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採訪我，最後問我想對美國讀者說什麼，我說希望分享兩條：第一是生命極為短促易碎；第二是無論怎樣，都不要輕易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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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約四月初，我們屋前朝北的草坪上，那株櫻花怒放了。看似雪片一樣的細碎花瓣，落在地上才顯出是粉色的，淡紫的粉色，嬌嫩得快要融掉了似的。這株櫻花種在一個丁字路口，枝幹矮墩粗大，花開時節很招鄰居豔羨。當初我並沒有如其他購屋者親自跑來選樹種、選位置，只是打電話請建築商栽一株櫻花在門前。未料他們竟栽了一個美人在這裡。
但只一個星期左右，美人的花容漸漸凋零。落英繽紛，宛如一場春雪。這美人彷彿也是失憶者，沉睡一年突然醒來，繽紛了一周又復沉睡；年復一年，年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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