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會友：濟慈《璀燦之星》
編排雅緻色彩精美，從書架取下濟慈的傳記，重溫一遍這位苦命詩人的愛情悲劇，英國浪漫派詩人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和戀人芬妮（Fanny Brawne, 1800〜1865）之間坎坷的愛情故事。
濟慈八歲喪父，十四歲喪母，身為長子的他對弟妹十分疼愛。 但是成年後的濟慈只有5.1英呎高，反而是6英呎高的喬治常被誤會為哥哥。也許是貧困加上身材，濟慈對令他動心的女性常懷有美夢成空的恐懼：認為她們總是在戲弄他，最後一定會拋棄他。1818年夏天小弟湯姆的肺癆加劇，二十三歲的濟慈從旅行途中趕回Hamstead悉心照料，並在9月初遇十八歲的鄰居芬妮。在照顧病弟期間，詩人的作品也遭到無情的攻擊，因此精神非常鬱悶。青春無邪的芬妮和濟慈一般高，喜歡以言語口角逗趣，因此能和濟慈毫無拘束地交談，融化了詩人的防線：原先和典型英國淑女交談時那股急著要走人的感覺，在活潑外向的芬妮面前遂逐漸瓦解。
但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交往忽冷忽熱，因為濟慈無法容忍芬妮不抵禦任何有機會對她說話的男人，責怪她有賣弄風情之嫌。然而湯姆在1818年12月1日撒手人寰後，濟慈的喪弟之痛點燃了芬妮的同情心，她收斂了往日的張揚，向濟慈展現了溫柔的一面，在那年的聖誕節過後終於收服詩人的感情。
濟慈與芬妮的愛情起起伏伏，但是穩定增溫。
詩人的脾氣不好，總是懷疑芬妮對他的真情——你和我生活在同一世界上，這到底有幾分靠得住？然而1819年偏偏是濟慈的「奇蹟之年」(Year of Miracles) ，感染上肺結核而孱弱不堪的詩人嘔心瀝血筆耕不輟，在九個月之中完成足以傲視世界詩壇的〈夜鶯頌〉等六首頌詩和其他敘事詩，證明：幸福的愛情是詩歌的酵母，而不幸的愛情則是靈感的泉源。濟慈為芬妮寫下＜長日已盡柔情已去＞ (The Day Is Gone, And All Its Sweets Are Gone)，可以看出詩人已經心甘情願地成為愛情的俘虜：
因為無法確能夠結婚的日期，1819年底前濟慈和芬妮只好先祕密訂婚。濟慈明白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經濟也一直無法改善，在不願意拖累芬妮家人的情況下，曾打算和她解除婚約。但善良的芬妮不忍捨濟慈而去，總是盡量陪在濟慈身邊照顧他。1820年9月濟慈離開芬妮前往羅馬休息養病，10月24日在給芬妮母親的信中附上給芬妮的絕筆：再見了芬妮，上天保佑你。五個月後詩人病逝於羅馬，死前指示以躺在這的人其名字是用水寫的(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作為他的墓誌銘，也結束了他與芬妮這一場不幸的愛情。  濟慈《璀璨之星》
璀燦之星，願我如你那樣堅定，
但無須高掛夜空，獨自閃耀；
長睜雙眼凝視，
一如大自然間不眠不休的隱士；
潮來汐往，如牧師誠摯奉事；
以純淨之洗禮，滌清人所蔔居的岸沿；
也無須凝視初雪，
且任雪花覆蓋山巔荒原；
無須如此!但求堅定如常、永恆不移，
枕上佳人圓熟的酥胸，
感受永遠柔軟的起伏；
每當於甜美的悸動中醒來，
不斷，不斷，傾聽她溫柔的鼻息，
如此長留，或暈陶而逝。
《Bright Star》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
Not in lone splendour hung aloft the night,
And watching, with eternal lids apart,
Like Nature's patient sleepless Eremite,
The moving waters at their priestlike task
Of pure ablution round earth's human shores,
Or gazing on the new soft fallen mask
Of snow upon the mountains and the moors—
No—yet still steadfast, still unchangeable,
Pillow'd upon my fair love's ripening breast,
To feel for ever its soft fall and swell,
Awake for ever in a sweet unrest,
Still, still to hear her tender—taken breath,
And so live ever-or else swoon to death.
-John keats (1795-1821) 賞析： 《璀燦之星》，濟慈最後的十四行詩，有很長時間被當作他最後的詩。 1820年9月28日，重病中的濟慈在一本莎士比亞詩集的空白頁寫下這首詩，正對着《情人的怨訴》（A Lover’s Complaint），但這首詩的初稿事實上1819年2月至4月間已經寫下，有可能就在濟慈與芬妮2月的訂婚後。對很多人來說，這首詩勢必與芬妮和濟慈之間感人的愛情密不可分，尤其詩人在寫給芳妮的信里曾這樣寫道，“我散步時沉思着兩件最珍貴的東西：你的可愛和我死亡的時刻。哦，要是我能在同一瞬間擁有它們該多好”。由於經濟和健康問題，濟慈從沒有實現與芬妮結婚的希望，他對芳妮絕望的愛大量反映在他此後的詩歌里（最明顯的莫過於《拉米亞》），這首詩當然可以看成詩人對愛情最終的祈求。但事實上，這很難解釋這首偉大的詩歌，相反它能解釋濟慈的愛情，在詩人偉大想象力的探尋中。 毋庸置疑這是濟慈最出色的十四行詩，像其最後的頌詩《秋頌》一樣，詩人短暫一生的所有探求在這裏達到超越爭論的平靜，盡管在後半部分情欲的籠罩下不能說是真正的平靜。詩歌明顯的分爲兩部分，濟慈人性化的自然世界和與之相反的對情欲的渴望，在詩人自由的想象力下被拼接在一起，簡短的十四行詩由此充滿了内部張力。在威廉?布萊克眼中伊甸園似的理想世界和次等的情欲的領地之間，濟慈最終選擇了次等的欲望，誠實的面對自己作爲人的局限（濟慈的誠實使他成爲最令人親近的詩人，有時也不免傷害他的詩歌）。 詩的前半首正如上文所說是個人性化的自然世界，代表了濟慈獨有的自然化的人性主義（他在《賽吉頌》裏宣告，“被我自己的雙眼鼓舞着，我看見，我歌唱”）。濟慈很可能是文學史上最寬容和最能接受人世的悲劇性的詩人，他不像其他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那樣探尋過於崇高的理念，原因是他堅定的相信人世間的一切已經足夠，一個世紀後華萊士·史蒂文斯繼承了濟慈的理念。詩歌的第一句“我祈求像你那樣堅定”就已經表達了詩人對自然的接受和認同。燦爛的星在詩里高懸夜空，卻不是孤高的不屬於塵世的隱士，而是自然間耐心的、不眠的隱士，並且永恒地睜着眼睛，暗暗看着人世間的一切，用聖水沖洗人所蔔居的岸沿（注意對岸沿的修飾是“人所蔔居”的，原文就是“人的岸沿”，這是個布萊克式的修辭）。但是海水，布萊克眼中堕落的自然的一部分，在濟慈的詩里施行着神聖的洗禮工作，濟慈事實上取消宗教的功能，因爲自然本身就足以淨化人世。下面的白雪扮演着相似的任務，輕盈的淨化着同樣具有人世意義的窪地和群山。這是個類似《秋頌》的理想的人性化的自然世界，自然在詩人筆下被賦予人形和對人的恩惠，詩人也報以對其人性的認同和讚歎，自然、人世和濟慈仿佛就此融成一體。自然中存在的性别區分，曾籠罩詩人和浪漫主義詩歌的可怕的女性力量，也在濟慈超脱的想象力裏被内在化，這是怎樣的創造和境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