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歷史：「女中堯舜」
「宣仁聖烈皇后」
1032年－1093年，乳名滔滔，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人。出身於功臣之家，曾祖高瓊、祖父高繼勛兩代均爲宋朝重臣，都曾為國家建立功勳，做到「節度使」。宋英宗皇后，宋神宗母親，宋仁宗皇后曹氏是她的姨母。由於高氏性情溫和，賢慧且仁厚，所以很得姨母宋仁宗皇后曹氏的喜愛，因此，高氏很小就被接到宮中撫養，視爲親生女兒養在宮中，人稱「皇后女」。當時宋英宗趙曙年幼，也被抱養在宮中（宋仁宗無後，將其作爲繼承人培養），人稱「官家兒」。兩個孩子剛好同歲，志趣相同，靑梅竹馬。宋仁宗便對曹皇后説：「異日當以婚配。」長大後，宋仁宗和曹皇后親自爲兩人主持婚禮，當時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説法。英宗趙曙即位後，高氏就被冊封為皇后，未再晉封妃嬪，對其用情頗深。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9月，高太皇太后病逝，終年62歲。諡號為宣仁聖烈皇后，與宋神宗同葬永裕陵（今河南鞏縣）。
生平
英宗病逝後，由皇后高氏所生長子穎王頊即位，是為宋神宗。 宋神宗在位18年，致力於變法圖強，想藉改革而讓國家有一番新氣象。高太后雖然認為「祖宗法度，不宜輕改」，但她遵守婦人不干政的原則，並未多加表示意見。由此可看出，高太后對朝廷及祖先法制相當尊重，不敢逾越或存私心。
有一次，皇后高氏的弟弟高士林，自幼學文習武，涉經史，通大義，爲人正直，以低級軍階在京城騎兵部隊服役數年，盡職盡責。宋英宗想提陞高士林官職，並以宋仁宗在位時擢陞外戚曹家爲依據。高皇后勸阻：「我做了皇后，我的娘家已是高貴的皇親了。所以，對我娘家人的提陞，更要愼重。再説我弟弟高士林已獲陞朝籍，在朝廷上有一個職差已經過分了，哪能再晉職？至於我高家族人，那是怎麼也不能同曹家族人相比的。」皇后高氏固辭，宋英宗只得作罷。後來，宋英宗又幾次提出加封高士林的官司職，都被皇后高氏謝辭。
又有一次，皇后高氏的兩個姪子在朝廷任官，原本可以升到觀察使一職，但皇后高氏一再阻止，最後只將兩人各升一等。有一年，皇后高氏的母親想在元宵節時入宮賞花燈，可是皇后高氏勸母親不要入宮，她說：「皇上如果知道母親要來看花燈，一定會隆重禮遇母親，若因此壞了祖先的禮法，這可會令我良心不安的。」由於她的公正無私，使得英宗乃至大臣們，對皇后高氏的為人都很敬佩。
在錢財方面，她也是謹守分寸，不做違背禮法的事。
不論誰送她禮物，她都原封不動的退還，或乾脆將其繳入國庫，分文不取。有一次，宋神宗即位前曾去外公家玩，看到高府全是低矮破陋的舊瓦屋，很不滿意，認爲跟開國元勛身份不符。即位後，宋神宗多次提出爲外公營造大府第，被母親高氏拒絶。後來，宋神宗常在母親高氏面前嘮叨，被吵得不耐煩的高氏終於略作讓步。她親自在遠離市區的城北郊買了一塊廢閑地，拿出自己的積俸，給娘家建造了一座府第，沒有使用大農（宋朝主管國家財政收支的機構）一文錢。
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染病，日趨惡化，不能處理朝政，由母親高氏暫代。雖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趙煦爲太子，但一直未下詔書。趙煦原名趙傭，爲宋神宗第六子，母親爲德妃朱氏。旣非嫡出，又非長子，不過因爲向皇后沒有兒子，前面五個哥哥又早夭，他年紀最大，因此才被擁立爲皇太子。當時，皇太子趙煦才十歲，而宋神宗的兩個弟弟雍王趙顥三十六歲，曹王趙頵三十歲，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趙顥、趙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親生。論地位和出身，這二人也都具備了做皇帝的資格（宋朝有宋太宗“兄終弟及”的先例）。
趙顥和趙頵時常去皇宮探望兄長病情，顯然並非眞心關心兄長，他們時常表現出窺測之意，甚至連臥病在牀的宋神宗都覺察到弟弟們居心叵測，但此時他已經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視之”了。嗣君之爭使朝中大臣分爲兩派，大臣蔡確歷來與宰相王珪不和，他見王珪打算擁立皇太子趙煦，便與另一大臣邢恕密謀在雍王趙顥和曹王趙頵選立一人，爭奪擁立之功。皇儲之爭不利於朝廷團結，擁有特殊地位的神宗母親高氏變得很重要，她在關鍵時候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爲防萬一，神宗母親高氏下令關閉宮門，禁止兩個親生兒子雍王趙顥和曹王趙頵出入宋神宗寢宮。
神宗母親高氏認為「父死子繼」是祖先傳統，不可逾越更改，所以決定要讓神宗10歲的兒子皇太子趙煦即位。有一天，群臣覲見，神宗母親高氏當衆誇皇孫皇太子趙煦聰明伶俐，還將皇太子趙煦爲父親神宗祈福手抄的佛經拿出來給大臣們看。大臣們都表示稱讚。神宗母親高氏立即命人領皇太子着趙煦出來，宣讀宋神宗詔書，立趙煦爲皇太子，皇儲之爭由此而平。這件事讓大家見識到高氏為國為社稷的寬大氣度，而不局限於個人私情之中。
1085年，神宗駕崩前，遺詔由母親高氏以「權同處分軍國重事」來輔佐幼帝。幾日後，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趙煦即位爲宋哲宗，改元元祐，尊祖母高氏爲太皇太后，軍國大事由其暫時處理。 從此，五十四歲的高氏開始垂簾聽政，執掌朝政大權達八年之久。
太皇太后高氏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派，信任保守派舊黨的大官司馬光。但是卻有十分優秀的執政才能。 一生公正無私、惜才愛才，位在高處，卻一點也不專權濫用。她的親人並沒有因為她的關係而受到特別優待，反而有時受到壓抑。
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不久，三省根據前朝慣例，上奏章請「加恩高氏」，給太皇太后高氏娘家人封官晉爵。太皇太后高氏不僅堅辭，而且還將先朝定給其娘家人的私恩賞賜減去四分之一。 根據《宋史》記載，太皇太后高氏「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絶內降僥倖；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被《宋史》稱作「四兇」之一的大臣宋用臣，善於阿諛奉承，深得宋神宗信任。宋神宗曾將興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尙書省等工程交給他全權辦理。 宋用臣利用職權，貪污公銀，搜刮百姓，斂財甚巨，權勢震赫。太皇太后高氏臨政不久，將宋用臣貶職。宋用臣請求宋神宗的乳母爲其在太皇太后高氏面前講情，以圖復職。乳母進宮拜見太皇太后高氏。太皇太后高氏説：「你來有什麼事嗎？是爲宋用臣復職來講人情的吧？我吿訴你，爲宋用臣這樣的人講情復官，萬萬做不得。你還想像過去我兒子在位時那樣爲人請求內降（即走後門）嗎？你知道內降的嚴重後果嗎，再不要爲別人求情干擾國政了。要是還這麼做，我立即命人先把你斬了！」乳母大懼，不敢出言。從此，宮廷內降遂絶。
太皇太后高氏的惜才、愛才，更是體現在她對待蘇軾的態度。
神宗時，蘇軾被新黨的人造謠中傷，在皇帝面前說他諷刺新法、對皇帝不敬。神宗因此大怒，逮捕蘇軾，並想治他死罪。高太后知道此事，便對神宗說：「記得當初仁宗皇帝錄用蘇家兩兄弟時，曾高興的對我說：『我為子孫們找到兩個宰相人才了。』而今，你卻要治他死罪。會不會是背後有小人要中傷他呢？文人隨口吟誦的詩句，就被當作罪證，會不會太小題大作了呢？」神宗聽罷頗感慚愧，遂免去蘇軾死罪，改判他貶官到黃州。蘇軾因此逃過一劫。
後來，蘇軾在哲宗時，奉召回京，官運亨通，一路晉升至翰林學士。有一天，高太后問他知不知道為何會升官如此之快？蘇軾回答不出來。高太后對他說：「是因為先帝啊。先帝以前讀你文章時，常常讚嘆說：『奇才，真是奇才啊！』可惜他來不及重用你，就已經駕崩了。」蘇軾聽完這番話，據說早已淚流滿面。之後，蘇軾每每因直言而被政敵中傷誨謗時，總能平安度過，這都是因為高太后的信任與重視，由此也可見她愛才、惜才之心。
由於太皇太后高氏長期干政，讓小皇帝哲宗心生不滿。
元祐八年八月，太皇太后高氏臨死前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果然，小皇帝哲宗親政之後，改元「紹聖」；太后當政的「元祐」時代結束。哲宗重新又起用新黨，施行新法，把所有朝中持重的舊臣都斥逐在外。哲宗親政七年駕崩，弟弟趙佶（徽宗）繼位，依然信任新黨。宰相蔡京等為了鞏固權位，想將元祐時代的舊黨群臣「趕盡殺絕」，指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一十七人為奸黨，鼓動皇帝，將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禮門前，稱「元祐黨人碑」。不許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後來更增「元祐黨人」為三百零六人，還把他們的名字發到各州縣，要各地都仿照京師立碑「揚惡」。
高太皇太后執政期間，勤儉廉政，勵精圖治，因此這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經濟也十分繁榮。因而，宋哲宗時期是北宋最後一個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國勢較強的時期。因為高太皇太后一生高潔，公正無私且有惜才愛才的恢宏氣度，所以宋朝大文人司馬光盛讚她為「女中堯舜」。 延伸閱讀：「元祐更化」
神宗病逝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後台，由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這一年保守派司馬光執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號，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幾盡罷新法，「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史稱「元祐更化」，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確、章惇、呂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貶黜。其中蔡確被貶至嶺南（今廣東），最後死於新州，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新法廢除
事實上至元祐更化之前，變法已進行十餘年，無論是新黨還是舊黨人物，大都認為，新法有利有弊，如免役法與差役法相比較，還是利大於弊，即使不能說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處。蘇軾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但司馬光自始至終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廢除新法之徹底，實在是帶有十餘年來政治上鬱鬱不得志的個人仇恨情緒。蘇軾認為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蘇軾將自己在密州實踐免役法的好處告訴司馬光，但司馬光執意如此，一意孤行。蘇軾十分憤慨，回家後，怒呼：「司馬牛，司馬牛！」。蘇軾在給楊元素信中提到：「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蘇軾）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王夫之批評元祐諸公「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
新法恢復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權，改元紹聖，他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擊元祐大臣。王夫之稱哲宗親政後，「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為亂媒，無一日而不為危亡地，不徒紹聖為然矣。」。
後果
如此「人治」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使得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對未來惶惶不安，使不管好與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北宋末年的黨爭進入不可收拾的餘地淪為義氣與仇恨之爭而非政策討論，直至北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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