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蔣經國傳》的推手
丁大衛（美國在台協會前任理事主席）
陶涵先生的著作《蔣經國傳》，中文版權由時報出版公司取得，即將發行上市。這是西方學者針對這位重要的中國領袖，首次撰寫的一本寶貴傳記。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和我自從 1980 年代末期就多次談到，企盼有人對中國現代史加強研究工作。我試圖勸說余先生把他見證中國這段動盪歲月的一生事蹟，寫出他的回憶錄。余先生在中國大陸經歷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來台灣後創辦《中國時報》的成功事蹟，對台灣的社會正義和政治革新之正面影響，就足以寫成好幾卷皇皇紀錄。我誠心希望余先生肯口述其一生行誼，嘉惠後世。
我和余先生在交談當中，產生了給故總統蔣經國寫傳記的構想。我們兩人都認為，客觀記載蔣經國一生功業行誼，饒富歷史意義，尤其他對台灣的經濟、政治發展，貢獻特別重大。余先生非常大方、睿智、有遠見；他答應我，如果我能找到一經驗豐富、學識淵博的作者，肯投注相當時間、精力，蒐集資料，從事研究，客觀地把蔣經國的生平事蹟及對他的影響寫成專書，他樂於出資贊助這一個有意義的計劃。余先生認為，蔣經國的經驗和他在台灣的成就，對於全球華人都是一個重要典範。
陶涵先生就是我們中意的上選作者。 1970 年代初期，他和我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同事，他的知識學問、待人處事，均受人敬重。他也寫過好幾本頗獲好評的專著，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政治發展有深入的背景了解。陶涵先生親自在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訪問了一百六十多位認識蔣經國先生、在蔣先生屬下追隨任事的朋友、舊部，可謂博採周諮，完成本書。我衷心盼望，本書將是研究許多重要中國政治領導人及彼等對世界歷史影響的系列叢書的開路先鋒。我相信，東、西方的讀者都會同意，這本傳記忠實地記錄下一位改變歷史的人物之一生事蹟。
序：蔣經國傳的由來
傅建中
蔣經國的英文傳記即將問世，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分別在美國和英國發行出售，中文譯本也同時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推出，蔣氏死後不過 12 年光景，就有一本評價他一生功過的客觀傳記，而他那位曾經統治中國的父親蔣介石逝世 25 年後，在西方還沒有一本蓋棺論定的傳記，兩相比較，蔣經國的聲譽已蓋過他那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父親了。
《蔣經國傳》能夠誕生，有兩位關鍵人物，一是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另一是《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 1988 年，蔣經國去世不久，當時擔任美國駐台灣代表的丁大衛就已興起為蔣立傳的念頭，而且無時或忘，目前是蔣經國基金會顧問的丁氏，卻從一開始就抗拒由基金會出錢替蔣經國寫傳，因為那樣的一本傳記，在西方學界和媒體眼中，會被定位為官方斥資贊助的傳記，也就是所謂的「授權的」（authorized）傳記，其客觀性和可信度均將大打折扣，與其出版這樣的傳記，還不如不出為好。
丁大衛對余紀忠先生向極敬重，兩人友誼頗篤。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長與蔣經國從大陸時代即已開始的不尋常關係，故他早即屬意由余氏出面贊助英文蔣傳的寫作，但又不願唐突啟齒，因而數度向筆者表露此意，經筆者轉達後，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衛遂於 1994 年底赴台出席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議之便，親訪余董事長，口頭提出請余氏贊助蔣傳之事，蒙余氏慨允。丁氏返美後，即於 1995 年 1 月初正式馳函請余先生支持英文蔣傳計劃。初步計劃以兩年為期，聘請一位專職作家從事蔣傳的材料蒐集和撰寫。寫作期間，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訪問費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國通）鮑大可（已故）或前《華盛頓郵報》的亞洲專家卞諾執筆。但鮑因健康欠佳，卞諾正在寫書未果，最後丁氏鄭重推薦他在國務院長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承乏其事，陶氏欣然受命，並經余先生同意，整個寫作計劃於 1995 年夏天開始，同年 8 月陶涵專程去台北，持丁大衛的介紹信訪問蔣經國生前的門生故舊如李煥、王昇、蔣彥士、錢復、宋楚瑜等數十人。 8 月 19 日，余紀忠特別為陶涵來台訪問展開蔣傳寫作，在《中國時報》召開會議，俞國華、郝柏村、李煥、馬樹禮、秦孝儀、章孝嚴、宋時選、熊丸等均應邀出席了會議。余紀忠在這次會議忠，宣佈他決定支持陶涵撰寫蔣傳的計劃。
余先生在會中指出，他決心贊助美國作家陶涵寫蔣傳，目的在突破中國傳統傳記的格局，讓陶涵放手去寫，為蔣經國的生平志業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與會人士俞國華首先發言，強調余先生這樣做，真可以說給蔣先生以「公義」（justice）。郝柏村接著說，余先生完全是「道義之舉」，他也感念丁大衛以一位美國人能主持正義，主動提議為蔣經國寫傳。李煥說，余先生以新聞界備受尊敬的鉅子地位，贊助此傳，相信將來必會有一本「真實而能為人接受的蔣經國傳」。馬樹禮則在會中意味深長地說，「蔣經國的傳由外國人寫，遠比中國人寫有意義。」他舉了日本產經新聞多年前連載《蔣總統祕錄》的例子，說明他的觀點。
秦孝儀、章孝嚴、楚崧秋、宋時選、胡佛、李雲漢亦相繼發言，他們相信書成後，可傳諸後世，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紀錄，對中國政治亦將有其深遠影響。
《蔣傳》作者陶涵是前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文及事務， 1962 至 65 年曾任職台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將近兩年的華語訓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陶在北京當過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參事，又曾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堪稱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且著有專書數種，在學界亦有聲譽。
陶氏接受丁大衛的邀約撰寫《蔣傳》，事前提出詳細的寫作大綱與研究計劃。余紀忠先生閱後，認為頗為周詳，決定贊助此一計劃，並授權筆者代表時報出版公司於 1995 年 7 月下旬和陶涵在華府簽約，預定兩年後由作者完成《蔣傳》的初稿。陶在約中要求有「充分和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如今書成，陶涵在＜銘謝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憶，他當初做此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因為余紀忠自始至終完全讓他放手去寫，從未干預，乃至過問。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寫作。關於他的寫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話：「余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
陶涵在 1998 年殺青《蔣傳》初稿後的一座談會上回顧，他第一次（ 1995 年 8 月）和余紀忠在台北見面時，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猶豫，不知能否把飽經蘇聯訓練的特務頭子寫成一位「正面人物」（a 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勵的口氣安慰他：「你會發現蔣經國是一正面人物。」現在陶涵完全同意余的先見之明。事實上，書成後，陶在 1998 年 7 月 8 日給余先生的謝函中欣喜的說：「寫這本書是一種富於挑戰而又極有收穫的經驗，蔣經國確是 20 世紀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蔣傳》原定兩年完成，但由於有關蔣經國的資料和關係人物分散於台灣、中國大陸和俄國，查證這些檔案，訪問相關仍在世的人物耗時費錢，以致寫作和贊助期限均延長一年。全書用了 3 年時間方才竣事。余先生則始終獨力支持，至於完成。為了完成此書，陶涵訪問了和蔣經國有直接關係的人士超過 160 人，專程來台灣 3 次，大陸兩次，到過台北、北京、南京、寧波、溪口、奉化、南昌、贛州等地，尋訪蔣經國當年的遺跡和軼事，也到了莫斯科，憑弔昔日蔣留學的中山大學遺址。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透過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未公開的資料，發掘了不少以前不為人知的有關蔣經國的祕密。如蔣 16 歲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時，即已娶馮玉祥之女馮弗能為妻，學生名冊還把他們名正言順的登記為夫妻，這是從未見過的新材料，為蔣經國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絢爛的一頁。蔣於 1945 年 7 月隨宋子文訪俄密會史達林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分析蔣為人和意識形態的備忘錄，也是不曾見過的最新文獻。此外，陶涵還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國務院等單位提供涉及蔣經國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蔣傳》引用資料之多、之廣、之新，幾可說是空前的，英文本的《蔣傳》，單單註解和索引即多達 90 頁。
本書英文初稿八百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超出一般傳記的篇幅，陶涵分別請了兩位專業編輯濃縮刪減成現在的 435 頁，以符合哈佛的要求，但有些寶貴內容不得不因此割愛，至為可惜。哈佛大學同意出版《蔣經國傳》之前，極其慎重的委託哈佛的史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從學術觀點評鑑此書是否值得出版，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託審查本書，他們給哈佛出版社的報告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蔣傳》都是極其精闢之作，建議出版。尤其柯偉林， 1998 年 10 月在華府威爾遜中心所舉辦的蔣傳討論會上，更是對《蔣傳》的讚揚溢於言表。他說這本書對 20 世紀的中國政治，「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雖然專治中國歷史，讀了陶涵所寫的《蔣傳》書稿後，都覺得「獲益匪淺」。
柯偉林指出，在西方關於中國近代人物的傳記，多以思想和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主，如胡適、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傳記是，但寫政治人物的傳，迄今連像樣的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傳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蔣經國傳》可以說是開山之作。柯偉林認為《蔣傳》的取材立論和文學的筆觸都是可圈可點的。他說，蔣經國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不易像鴿子籠式的（pigeonhole）加以歸類，陶涵能根據訪談，使用檔案資料，寫出一本「獨一無二」（unique）的《蔣傳》，極為難得。
參加討論《蔣傳》的民進黨籍立委張旭成表示，儘管外間都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卻不認為蔣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邊工作或被他諮詢過的受美國教育的學者們，對蔣的民主素養與認識，也不曾發生作用。張旭成認為反倒是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對蔣經國的影響很大。他相信蔣經國最終決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紀忠居功甚偉。張旭成形容余是美國的保守派，但有濃厚的自由色彩，這在威權時代的台灣，已是難能可貴的報人了。
《蔣經國傳》的部份內容，對台灣的讀者而言，可能已經耳熟能詳，但書中大量引用了珍貴的解密資料，對讀者來說，仍很新鮮，乃至聞所未聞。誠如丁大衛所言：「《蔣經國傳》對美國更了解中華民國的政經發展及其未來的遠景，確有必要。《蔣經國傳》可以達到許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將是正面的，有利於中華民國。」
中文讀者看這本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蔣傳》，真正的意義在於認識一位英語世界的美國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評價「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與他在中國及台灣的革命」，（英文版書名，最初書名是《蔣經國：改變了中國的人》）。陶涵在書成後寫給余紀忠的信說：「蔣經國所處的時代是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日薄西山，民主與繁榮新天所帶來的希望交會的時候，我相信，蔣經國在中國和台灣實現這樣的希望，所做的貢獻是深遠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們覺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處的時代的重大意義。」
儘管陶涵為寫《蔣傳》，大量閱讀中外已有的文獻，做了極為細緻的訪問和研究，但終究是外國人，犯了一些中國人不會犯的錯誤，像把林彪說成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應是四期）、孫立人案的要角郭廷亮少校的官銜誤為上校，所幸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話，那就是蔣經國生命中的兩位極其重要的人拒絕接受訪問，提供他們所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一是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蔣刻意栽培提攜始有今日的李登輝前總統。
牛轉乾坤：父親庭訓
蔣經國在回憶他的成長時，談到不少蔣介石如何教導他讀書學習修養的情況。雖然在蔣經國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父子二人經常不在一起，但蔣介石對兒子的讀書學習始終關心，堅持寫信對蔣經國進行指導教育。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更指導他系統讀書，著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習。直到晚年，蔣介石仍不忘對其子學習修養的指導。
認字解詞，讀《說文》《爾雅》 蔣經國6歲時(1916年)入奉化溪口武嶺學校，從業師周東(星垣)學習。1917年12月，蔣介石托請顧清廉(葆慎)對其教授。10歲時，蔣介石為讓他系統掌握漢字，寄給他一冊清代著名學者段玉裁注解的《說文解字》，並寫信給蔣經國說：“此書每日識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關於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不可讀過就算。”是年，蔣介石還延請王歐聲為蔣經國在家講解。
1921年，蔣經國進奉化龍津學校讀書，課余仍由王歐聲為他講解經學，蔣介石親自為其確定課程。5月23日，蔣介石寫信，教他讀《爾雅》。信中說：“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目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爾雅》讀完時，小學書，可認許氏《說文》，或後讀《爾雅》亦可。隨爾先生定奪，余不遙制也。”
《爾雅》、《說文解字》，是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專著，兼有詞典字典的功能，歷來為幼童系統讀書入門的教材。讀這些書，不僅能識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讀音、字的結構和字詞涵義，可為學習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學問打下基礎。
臨譚字和蘇、趙帖。 1922年，蔣經國轉入上海萬竹小學，插班四年級，至1924年畢業。 蔣經國從小就給他父親寫信，但字跡有時潦草，蔣介石對他練習寫字屢屢提出要求。1922年8月4日，他寫信：“來信已經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10月13日，蔣介石又在信中囑咐：“你在上海，須要勤奮讀書。你的字還沒有什麼進步。每日早起，須要練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 1923年5月13日，蔣介石又在信中說：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但寫錯了字，不要亂抹。寫字落筆後，如發現寫錯，要將字寫完後再抹去。意在啟示蔣經國做事要有始有終，不要半途隨意變更。
1924年5月1日，已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仍抽暇寫信，教其子練習寫字的方法：“寫字筆劃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得一樣大，不可太小。”26日，蔣介石又寫信訓示：“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摹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鉤、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就寫字而言，直到蔣經國長大，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仍很關心。不過，此時蔣介石指導他寫字已進了一步，是教他學習書法了。 1937年4月27日，蔣介石寫信：“初學字體，應學習譚字為宜。最好學帖，蘇字或趙字均可，以其易學也。”“譚”指譚延闓，他的書法，以顏體為基礎，其楷體端莊雄健，行體則頗得米芾和蘇軾之神韻，剛健瀟灑。“蘇”為蘇軾。蘇氏長行書楷書，書法崇尚寫意自然，筆力遒勁，妙在藏鋒。“趙”則指趙孟頫。趙氏書法精正，其楷體行體圓轉遒麗，史稱“趙體”。
可能是因為長期在蘇聯不寫漢字的緣故，蔣經國此時寫漢字生疏而隨便。雖然蔣經國早已長大成人，但蔣介石仍指示他寫字要認真，要精神貫注，有始有終。1938年5月15日信中訓示：“十二日來稟，反不如八日之稟為佳也。無論寫字、作文與做事，皆要有始有終，不可先勤後怠，亦不可先正後草。爾所來各稟，皆前正後草，即是有始無終之象。以後更要當心。精神始終貫注，不分先後，寫字尤要平勻。凡同行與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左右歪斜，此乃學字初步之基本也。”1941年8月24日的信中又說：“兒文句用字頗有進步。惟字體仍須抽暇熟習，最好習寫行書為宜。”
書法往往能反映一個人為人處事的態度和作風。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蔣介石何以對蔣經國的寫字書法如此始終關注，並反覆進行指導。
讀好“四書”，熟讀《孟子》。 蔣介石對蔣經國讀書的內容和方法最為關切，特別重視國學教育。蔣介石指導蔣經國要讀好“四書”，尤其要讀好《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等。 1922年10月13日，蔣介石寫信對蔣經國說：“聞你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了。為什麼這樣不當心呢？《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歐聲)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傳)孟(子)莊(子)騷(楚辭)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不久，蔣介石又寫信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他提示，熟讀《孟子》，不但要學會他的筆調，能做好文章，而且要注重其中一些重要內容，諸如使人民免于飢寒而致于安樂的“王政”思想，立身修行必以禮義仁義的思想等等。 當然，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教育，並不限于傳統文化，有時也吸取外來文化的營養。蔣介石曾教蔣經國讀伊索寓言，還講其中一些有趣亦富有意義的故事。如講“龜兔賽跑”，教育經國做事要有恆心；講“銜肉的狗”的故事，寓意做人不要貪得無厭。
蔣經國返國後，蔣介石仍堅持教蔣經國多讀國學古籍。1937年5月22日，蔣介石寫信對他說：“近閱你的文字甚生硬，應速練習行書與楷字。大凡中國之經、史、子、集各種書籍，武嶺學校圖書館皆備有也。”6月6日，蔣介石又訓示：“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讀古文，並須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讀者全部理習一遍，如尚生疏，則再誦讀，須再能背誦，毫無阻格，然後方休。如此，則三個月之後，約可有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則文筆必暢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于胸中，則能成文豪矣。習字尤為要緊！” 蔣介石重視教育其子學習國學典籍，既為讓他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營養，亦為培養他增強思維能力和鍛煉文筆打下基礎。
中文、英文、算學，最為重要 。除語文外，蔣介石特別重視英文、算學。 蔣介石在1922年8月4日的信中說：“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他還教蔣經國：“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1922年10月13日，蔣介石訓示：“須知，目今的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為最要。你只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易漸漸長進了。”“算學亦要留心，切不可厭倦懶學。遇有疑難問題，務求徹底了解。”
對於中文學習，特別是如何作文，蔣介石也給蔣經國作指導：“要文章做得好，總須名詞記得多，尤其雙個字(雙音節詞)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著，做文章的時候就可以隨筆寫出來。無論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時名詞記得不多，臨時作起文來，就覺得無從下筆。這是讀書、為文最要緊的秘訣。你試學之，自有領悟。”
蔣介石還指點蔣經國學習英文的方法，要重視口語的練習。1923年11月17日，蔣介石在信中指示蔣經國：“你英文不知有進步否？英文不但是講究文法，而且要多說話。譬如同學會面的時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說英國語，你就常常同其說說英國話，那就容易長進了。”“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才可應付[用]。學英文能常講話，那就是熟練，後來就可對人家對談，那就是應用了。”
蔣介石曾想讓經國進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1924年5月1日，蔣介石寫信指示說：“你今年功課須注意英語。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聖約翰學校二年級，否則亦要考入一年級也。”不過後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要求每周寫一封信 。蔣介石時時關心蔣經國在學校中學習的情況。1923年5月1日，蔣氏寫信要求經國：“你每星期日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了出來告訴我，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在是很有益處，切記切記！我寫把(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存儲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挪(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的。”
1923年8月7日，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我此次校中功課的成績比去年不好，但並不是退步。因我是插班上去的，當中少了半年，所以與他們原來的(同學)差了許多。”其實，蔣經國學習還是很用心、很努力的。他在信中還提到，他做了一篇作文，題目是“說我自己讀書的志願”。他自己很滿意，他將這篇作文附在信中請他父親看，想聽取其父的意見。
1923年，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還關心兒子的學習讀書情況。9月4日，他在信中說：“你近來讀書自己覺得有無進步，須常常稟我知道。”14日，他又寫一信說：“你現在的學業，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麼進步。 ”
1924年暑假時，與蔣經國在一起讀書的陳果夫寫信告訴蔣介石，說蔣經國英文和習字兩門不及格。大概蔣介石寫信向他詢問，蔣經國于7月間寫信說明情況：“果夫兄說我英文及習字二課均不及格。但我(英文)並沒有不及格，不過英文的習字不及格罷了。我的英文分數平均共有七十七八分，幾及甲等，並沒有不及格。至於習字，雖無甲乙等，但也不至於不及格。”“我的暑假成績報告單，甘銑夫二弟、果夫兄及幾位先生都看過的。當中，除英文習字不及格外，其余都及格的。”為了說明英文一課並未不及格，蔣經國還寫道：“英文是學校中的主要科目，假使主要科目不及格，還會有升班嗎？我下學期是升班的。所以，我的英文與(中文)習字兩課均及格的。一定是果夫兄寫錯，或是大人看錯的。”
因為插班，過去未學過英文，所以蔣經國英文習字開頭比同班同學差一些。但總體成績並不壞。1924年暑假前一學期的學業總評中，他的操行是甲等，體格是甲等，學科是乙等。作文居全年級之冠，得到老師的稱讚。 蔣介石對其子的身體健康和體育鍛煉也很重視。1923年春天，蔣經國參加學校的運動會，得了名次，蔣介石5月13日寫信對他勉勵：“此次運動會，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歡。體育是最要緊的，以後還要常常練習才好。
成年學習，重在領悟應用
蔣經國自蘇聯返國後，蔣介石專門讓他集中精力自學修養。直至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初始，蔣介石還不想讓蔣經國中斷正在進行的學習和寫作。7月24日，蔣介石寫信對蔣經國說：“你此時應專心研究國文，與習字著書，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擾華，以我必有以制之也。”後蔣經國到江西參加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還不斷認真讀書學習。抗日戰爭中，他在贛南當專員，繁忙中堅持每天自習算學和英文。蔣介石指導他，作為成年人如何學習算學和英文的方法和步驟。
1941年蔣經國每天安排學習算學和英文的時間，約6個小時。8月7日，蔣介石寫信給蔣經國，指導他說：
每日學習英文與算學約占六小時之時間，此欲速助長之弊，為學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則必不達；助長，無異揠苗；不僅無益，而反有害也。
你學數學，只要知其基點，例如，代數之方程式、幾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種學問時與應用數學時，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求其精進，亦不必牢記熟習。故每星期有六小時學數學為最多，如事務太忙，則減至三小時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時至六小時之學習，每星期繼續不斷，則兩年之內，凡普通之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皆可畢業，故不必過急求速也。
至學英文，則每星期亦以六小時為限，先注重文法與生字，然後再進一步，注重會話。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為主，再進一步則習會話。你俄文已有基礎，則學習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國語文之進步，只要有恆無間，而不在貪多務得耳。
總之，你年過三十，記憶已退，而悟力增強，若持之以恆，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腦太過，致蹈揠苗助長之害。故各種學問，不必強求不忘，但求其領悟學理與了解其應用方法可也。蔣介石針對蔣經國已經成年的特點，指導他學習不必速快求急，不必強求不忘，只要領悟學理，掌握應用。蔣氏是非常熟諳學習規律的。
學習中國固有的道德和哲學
蔣經國15歲即出國留學，而且羈留蘇聯12年。蔣介石擔心他對中國固有的道德文化缺乏深切的了解，故在他回國後，蔣介石一直指導他要補習中國的傳統道德文化和歷史哲學，學習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蔣介石邀請江蘇省教育廳長徐道鄰指導蔣經國讀書。他指定蔣經國讀書的主要書目是：《論語》、《王文成公全書》(即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家書》、《近思錄》和《孫文學說》。
1937年5月12日，蔣介石寫信指示蔣經國說：“你以後看書，應多注重中國固有道德，建國精神與其哲學。《孫文學說》一書，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之具體表現。譯文決不能闡明其精神，俄文譯本更將其中的精華舍棄未譯。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完二遍以後，即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民權各講之原書全文，並應將其心得批評之點摘記另錄，以備呈閱。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斯主義各節，尤為重要，應即切實用客觀態度悉心研究。看完(三民)主義之後，再看軍人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書》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
除學習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外，蔣介石要求蔣經國廣泛閱讀經、史、子、集，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思想精髓。5月22日，蔣介石寫信指導他：“此時你應在家安心練習漢文，研究歷史與哲學，使他日為國家和社會服務，不愧為蔣氏之子，為最要。你的學問、經歷，以及到俄後至今回國之間，十余年來，每年每月個人生活之經過，可先作一具體有系統之報告，再述你以後個人所抱負之志願，以及能力所及與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備考驗。總之，中國人必須先知中國歷史哲學與政治、社會以及經濟之實情，方得為中國良善之國民。此乃你應徹底覺悟者。”
蔣經國較長時間在蘇聯接受的是蘇聯共產黨的列寧主義教育。他回國後，蔣介石要他學習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對自己過去在蘇聯所受的思想影響作徹底清算。後來，蔣經國撰成《冰天雪地》、《去國十二年》二書。
認真研讀曾國藩和王陽明
在中國古代思想家學問家中，蔣介石最敬佩王守仁(陽明)和曾國藩二人。蔣經國回國後，蔣介石要他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蔣介石說，曾國藩對子女的訓誡可作模范，要認真體會，並且依照曾氏家訓去踐行。蔣經國常寫信向父親請安，蔣介石有時無空作複，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他細細參閱。蔣經國偶爾身體有病，蔣介石回信就說是他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為那書里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蔣介石還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書交給他讀，書中有蔣介石的親筆圈點、批語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蔣介石寫信指示：“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于‘國學’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
1941年8月24日，蔣介石又指示蔣經國研讀易經和明儒學案，鼓勵他看曾國藩和胡林翼的書牘。信中說：“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非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此時兒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讀成誦，能隨時默識背誦，則提筆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
蔣介石尊崇王陽明的哲學“立誠”和“知行合一”的觀點，教育蔣經國將學習的心得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求得潛移默化，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能力。在蔣介石的訓導下，蔣經國對王陽明也非常崇敬。他將王陽明的思想精神歸結為兩點：一是“誠”，所謂誠，就是“要有純潔的清白和懇切的念頭”；一是“知行合一”，“王陽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學問，而且能將學問實用實行”。
在蔣介石的訓導和影響下，蔣經國學習王陽明治理貴州的方略，力圖仿行運用於贛南。王陽明曾在貴州和贛南當過官，他在貴州修文縣陽明洞寫過一些總結治理地方經驗的文章。後來蔣經國到貴州，曾親至陽明洞游覽，倍覺親切。
蔣經國也要求其部下以王陽明與蔣介石並列為最值得尊崇的導師。1945年時他說：“我們要做總裁的信徒，為陽明的學生。”蔣介石到晚年還教導蔣經國，要重視陸(九淵)王(陽明)心學，重視王陽明的學說。蔣經國59歲時，蔣介石專門給他寫了一文，其中闡釋王氏心學說：“余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出于陸象山簡易之法，教人以發明其本心為始事。此心有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蔣介石對陸王心學之重視如此。
此外，蔣介石還教育蔣經國：“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其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裡明白，拿一句話(說)，實地可以使用著就好了。”他反對“越讀越呆”，培養“書呆子”的方法。作為政治家，蔣介石更看重學以致用的原則。
牛轉乾坤：經國一生
蔣經國，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字建豐，浙江奉化人。蔣介石的長子，曾任中華民國第六、第七任總統（1978年—1988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國防部長、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等職。
生平
1981年，因應解放軍空軍實力增強，與國軍戰機性能不足以保衛台灣制空權，遂推動中華民國建軍史上最大的自製武器開發案，發起台灣自製新一代超音速戰機「鷹揚計劃」。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九點，台灣情報機構涉及派遣幫派人士到美國本土刺殺寫了《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相關的人證無法直接證明蔣孝武是背後主謀者。而此案引起美國方面的極大不滿。11月12日，他下令執行「一清專案」掃黑行動，將其中2個幫派人士抓獲。1985年1月10日，他又下令逮捕涉嫌此案的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要求徹查此案。7月1日，蔣經國下令取消「國防部情報局」，將該局業務與參謀本部特種軍情室合併，另組「軍事情報局」，由參謀總長負責指揮。該局局長由原八軍團司令盧光義擔任。此後一直到過世，蔣經國在情治首長出缺時，寧以軍事將領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統人士。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不得不透過有影響力的國際媒體美國《時代雜誌》專訪，表示自己已是台灣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不再由蔣家人繼任。1987年宣佈解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88年開放報禁。
推動民主化
蔣介石逝世後，台灣社會由追求經濟的富裕，轉向追求政治的民主。這段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1977年）及美麗島事件（1979年），反映此股趨勢的隱隱胎動。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面對來自海峽對岸、國際局勢和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蔣經國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繼續維持。民國七十年代（1980年代），蔣經國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及直到國會改革。
蔣經國開始思考解嚴以及國會改革問題萌芽較早，據稱曾交待時任駐美代表的錢復研究「戒嚴」（martial law）的意義，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長期戒嚴的觀感。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Mrs. Katherine Graham），正式告知對方「中華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臺灣的民主改革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此後，《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勘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與《動員勘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的草擬工作，曾遭遇黨內質疑大幅度開放自由權利是否合宜的聲浪。蔣經國之回應是，「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國民黨必須持續改革的基調因此確定。
1987年7月15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在台灣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金門與馬祖則在1992年11月解除戰地政務）。蔣經國「法統在法不在人」的決定，確定了台灣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轉的方向。隨後又解除實施了三十多年的報禁。
評價
對大多數台灣人而言，對蔣經國的評價比其父蔣介石來得高。由於蔣經國開明的形象、加上執政時期正逢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台灣社會秩序良好、專業人士不受制肘、最後放手台灣民主化、開放大陸探親等關係，配合上當時隱惡揚善的媒體環境，使他獲得人民很高的認同，台灣歷次調查顯示，蔣經國均為台灣人民最懷念及肯定的總統。而由於其所展現的親民風格，獲得相當正面的評價，部分政壇人物，如宋楚瑜、馬英九皆標舉蔣經國為從政典範，努力要營造類似的形象。
蔣經國於1972年起推行的青年裝，曾長期為台灣公務人員的形象裝扮，而其簡單的夾克穿著，也常被當作政治人物下鄉的形象。但以民主國家的總統標準來檢驗，他仍是一個擁有無比權力的執政者；另外許多人士認為考慮獨裁專制可以輕易控制媒體及爆發的人權案件，尤其是媒體控制影響至今（例如媒體還是像戒嚴時期一樣對某些人士隱惡揚善，同時對其政治對手隱善揚惡），換句話說就是他的高度評價一部份是建立在媒體優待下。李敖稱他：「開明的皇帝，專制的總統。」以不同角度有不同看法。 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