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
唐德剛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吧，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宗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裡（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尤其是，身有國共兩黨黨籍的史學家），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徬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成功之母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吳國楨等人，就被冷落了。他們在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何在呢？那就是說來話長，且舉三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做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采，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的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此頗?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口述歷史與著述歷史之異同
筆者不憚煩而寫出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歷史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為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有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采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為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為意。因為我有為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他自以為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訴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曾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您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透露，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訴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在他口中，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的「先抓起來再說」的「幹起來了」！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嗎？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樣，一定以?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為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共產黨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的太太』結婚。」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決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幫腔，並照了好多相。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覺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該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議。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為「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的授意下，王、郭兩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三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這辦法是我當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發展出來的可行之道，我身邊還保留有這兩文的草稿。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為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兩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國外，各有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於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
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布此好消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嵩壽，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也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您，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這倒不失?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生長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給我一份帶往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台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東亞研究所年輕而有為的所長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他的夫人也是曾經因訪問毛夫人江青，而享譽國際的治中國近代史的專家教授。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東亞研究所」原是研究東亞項目的總機構，更是「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根據地。《李宗仁回憶錄》就是該所主持撰寫的。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學者，擔綱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是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教授，兼哥大東亞所所長，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失之東隅，誤於桑榆
後來山東來的治中國近代史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曾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研究主題，也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持，我這位退休了的老師，除了提供一點史料之外，也愛莫能助。更可惜的是，張學良將軍在世界史上，原是個大名人，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部門又太複雜了，而張學良先生既對學術界一無所知，又好強不知以為知，再加上個對寫自傳壓根兒就缺乏興趣的夫人，因此張學良自己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對搞漢英雙語的研究，那幾乎就更是不可能的了。這也是他夫妻在歷史上該有的命運吧！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序。因此他認?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漢英雙語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人。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您要把一位世界級的政治人物，訓練得服服貼貼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歸根結柢，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件大事。是福是禍，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件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顧維鈞談少帥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謎。據顧維鈞先生告訴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代表」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情的顧氏告訴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餘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遊，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訴我說：「都?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注】
「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祕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他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帳。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一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裡能說得完呢？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為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幸?感。
二○○三年農曆元旦試寫，元宵節略加改正，於美國新澤西州寓所
牛轉乾坤：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書名：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作者：
史景遷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也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
著作極豐，有《天安門》、《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婦人王氏之死》等。
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曾這麼形容史景遷：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史景遷當然不曾寫過這麼一本「電話簿當代史」，但是從許倬雲教授的比喻中，不難了解史景遷說故事的功力是如何高超。
而這種說故事的能力，乃是成為優秀史學家的必要條件之一，也往往是一種天分。史景遷就有這種本事，能埋首在故紙堆裡細心排比資料，但也能跳脫到宏觀的角度，從世界的大格局來觀照中國歷史，兼顧考證、敘述、分析、綜合與理論各個層面。為史景遷在台灣打響名號的《追尋現代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譯者：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等，校譯《太平天國》。
內容介紹：
明亡後，年過五十的張岱還歸龍山，以遺民自居，「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找茶、配泉、玩燈、放燈、習琴、鬥雞、吟詩、吃蟹、賞雪、狩獵、養戲班……，曩昔紈褲生活的點滴追憶，召喚的終究是國破家亡的蒼涼與悲憤，以及知識份子在歷史巨變下，以書寫對抗遺忘的自覺。
張岱是公認的明代散文大家，其傳世名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堪稱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無憂，性喜遊山玩水，深諳園林佈置之法；既懂音樂，又擅彈琴、制曲、品茗、戲曲；古玩收藏及鑑賞水準皆高。但四十九歲那年，張岱的人生遭逢重大轉折。清兵入關後，他位於杭州的別墅、紹興的家園、豐富的書畫古玩收藏，悉數毀於戰火。他帶著倖存的家人逸隱於紹興龍山，務農為生，餘生力修明史，八十八歲方成，是為《石匱書》，書成後不久亡故。
個人歷史與家國歷史相互映照、無法切割。面對擋不住的歷史洪流，還歸龍山是張岱的一個選擇、能自主畫下的一條人生界線。不論是懷志一生纂修的《石匱書》，還是《陶庵夢憶》裡一幅幅簡約、多情善感的前朝舊事，鑲框著家族軼事與大時代的層層跌宕與悲喜交錯──張岱一生的浮華與蒼涼，在夢與憶的交錯擺盪之間，隱隱浮現。人生，如夢如幻，而歷史的線性敘述則表現一種秩序的重整與規律的再現。如何透過回憶與書寫，紮實一個捉不回的夢？本書序文是這麼說的：「他生於、長於龍山山麓，中年歸返龍山，只為將心中了然之事理個清楚。……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於是他決心盡其所能一點一滴挽回對明朝的回憶。」
史景遷認為張岱不僅是史家，也是熱愛歷史的文人。他書寫張岱的一生、內心轉折及過往追憶的同時，更深層探討張岱身為知識份子，是如何藉由回憶以及修史確立自身的存在價值。在得與失之間，唯有捕捉消逝的回憶，以書寫對抗遺忘，才能坦然面對、甚或抵抗世事的變遷與生命的無常；這一點，無疑反映了歷史與書寫的本質與關係。
牛轉乾坤：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作者序言：
史景遷
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號是張岱唯一知道的時間度量──直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隨著明朝覆亡， 一切皆歸灰飛煙滅。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肯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以另納個三妻四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便次人一等。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
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閒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並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衝突。孩童夭觴、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
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早已久負盛名，且水準之高，獨步全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濬、築堤和排水。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曆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 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並沒有根本性的變革。
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就不是如此停滯不前。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文化活動。
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得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有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瞭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數據，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紀錄顯示，明朝肇建時（一三六八年）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
這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能減輕部分負擔。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這些包括有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菸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 當然也不乏有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
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繁榮，但還稱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十六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有鑑於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濬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
許多在家鄉屬菁英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 ）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饜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外居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張家可能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
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回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在經濟和生活型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的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因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瞭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
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週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
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整個萬曆年間至一六二○年（萬曆四十八年）為止，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張岱弱冠之時，因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聖上的男性，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曆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聖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於是朝政日敗，如命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十四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遊方四海。後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幹練、眼界開闊聞名。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阼，是為成祖。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
儘管這類遠洋航行因耗費不貲而作罷，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後繼者，還是師法開國君主們酷愛誇耀，展露軍威的習性。幾任皇帝斥資重建北方殘缺不全的邊防城牆，成為後世所知的「長城」，卻完全抵擋不住北方蒙古鐵騎虎視眈眈的侵擾。十五世紀中葉，明英宗自認神武，結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虜圈禁，付了贖金才獲釋。英宗最後又從繼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奪回皇位，不過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難以磨滅。十六世紀初，明武宗與宦官在皇城中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宮女全在帳篷生活，此荒誕之行又耗費不知幾百萬兩。
十六世紀中葉，眼見東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荒蕪，明朝皇帝也只能束手無策。所謂倭寇，除了海賊，還有對朝廷不滿的地方領袖和沿海居民，當政者統稱「倭寇」，容易理解但不無誤導之嫌。至於東北邊防，在張岱出世前不久，萬曆皇帝曾有大膽之舉，他調遣兵馬、水師馳援朝鮮，成功協助朝鮮國王逐退興兵來犯的倭軍。這次出征雖大有斬獲，但到十七世紀初，靠近朝鮮邊界的部落開始結盟，在中國北邊集結成新興的潛在敵國。這股勢力與歸順的漢人通力合作，並以「旗」制編納混雜而成的新軍隊，自稱「滿洲」，宣布締建國號為「清」，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攻陷北京，終結明朝國祚。
這些事情與北京明廷官僚龐然複雜的體系，張岱的理解或是透過閱讀，或是從家人口中得知。事實上，從一五四○年代至一六四○年代這長達百年的期間，張家有幾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層級任職於六部，並與朝廷首輔大學士還頗有淵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級官衙當差。中國的行政體系層層節制，下起縣，中經像紹興這樣的城市，迄至省城，上達京師。張岱很清楚整個指揮系統的錯綜複雜，以及在朝為官伴隨而來的吉凶禍福。許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親身經歷，他自孩提時代聽過後就深埋心底，也讓他立意要試著描繪官場的欺詐虛矯本質。為了求真，張岱認為毋須美化自家人的經歷。事實上，張岱的著述令人驚愕之處，就在於他坦言親人的苦難，甚至對父親和直系親人也沒有例外。
四十歲前，張岱的生活周旋在讀書與享樂兩端之間，但對張岱而言，這樣說也許不算恰當，因為做學問一樣是其樂無窮。的確，縱然鎮日苦讀卻多年不成，然而實實在在的讀書、反覆思索與記憶，卻讓他不得不認為能與歷代宗師為伍，本身就是無上榮耀。對張岱來說，歷代偉大的史家、詩人、文論家從不曾逝去，他們立下的標準經常是無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們，就令人思之振奮了。
明朝滅亡時，張岱四十八歲，爾後他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他活得多姿多采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終。他反覆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霧籠罩的路徑，於眼前重現，諸多遺忘的嘈嘈低語，也咆哮四起。張岱喪失了家園與安逸的生活，書卷與親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後半輩子的任務， 就是要重塑、撐起毀壞前的世界。面對滿洲異族的統治，他已垂垂老矣，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長年流離，於是他選擇賃居在名噪一時的名園「快園」，日子必須重新開始。
張岱的一生，就在崇禎十七年發生驚天動地的轉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夢想不得不面對冷酷現實，轉為闡釋王朝敗因。滿清問鼎中原，隨之兵禍不斷、烽煙四起，張岱在山僧的掩護下，輾轉避居南方山廟之間。張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飄零的歲月，還是隨身攜帶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這或許是實情，總之張岱約在一六七○年代完成了這部巨製。現存的手稿影本顯示，當時這部書已可刊刻印行，不過整部著述到一九九○年代才在中國問世，這使張岱並非以史書留名，反倒因簡短、警句式散文這種迥別的文體享有盛譽。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體之一。散文講究文體雅致，竭盡所能雕章琢句，以彰顯作者的多才多藝，筆觸要敏捷、不拖泥帶水，以捕捉飄忽情緒或瞬間剎那，同時利用語氣上的對比或急轉直下，勾引且震驚讀者。張岱的成長過程中，這樣的文體一直很受歡迎，他自己後來也成為散文大家。從許多例子來看，馳名的散文大家同時也是遊記作家（travel writer）。他們以浪跡天涯、遊山玩水聞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斷四處流浪，敏於音調、悖論，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筆雖扼要洗鍊，但也處處旁徵博引。
不過明亡後，到順治二、三（一六四五、四六年）年間，張岱逐步體認到，這類文體特別適合追憶夙昔，把已淪喪的世界一點一滴從滅絕中搶救回來。北方農民叛軍和清兵入關並作，是明亡的兩大力量，然而張岱個人生命的巨大災厄，終究化為開啟他心房的鎖鑰，讓堆累蓄積的記憶釋放出來。張岱流離失所時撰寫的《陶庵夢憶》手稿，篇幅雖短但感情豐沛，多虧受其友人保存，我們才有幸在日後分享他心靈永無休止的探索。
無論如何，張岱其人仍難以盡述。他曾享盡富貴卻也嘗盡磨難，不過從其現存著作卻透露，他甘於寓居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他不僅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寫，也為同為明朝遺民的同志而寫；張岱將鄉愁置於對當下的關懷之上，好壞自由後人評斷。他生於、長於龍山山麓，中年歸返龍山，只為將心中了然之事理個清楚。我們不能說張岱是尋常百姓，但他的確比較像是尋常百姓，而非聞人。他既嗜癖歷史， 也是史家，在旁觀的同時也付諸行動，既是流亡者也是鬥士，是兒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們一般，鍾情於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過他更是個挖掘者，試圖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於是他決心盡其所能一點一滴挽回對明朝的回憶。我們無法確信他訴說的每件事都真實無誤，但可以肯定，這些事他都想留給後世。
目錄： 張岱家族族譜
張岱時代的中國地圖
繁體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人生之樂樂無窮
第二章 科舉功名一場空
第三章 書香門第說從頭
第四章 浪跡天涯絕塵寰
第五章 亂世熱血獨愴然
第六章 王朝傾頹亂象生
第七章 散盡家產留忠心
第八章 繁華靡麗皆成空
第九章 寄諸石匱傳後世
參考書目
牛轉乾坤：張岱《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 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沅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張岱《西湖夢尋》自序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及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如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安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溪，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
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於徐，唯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
歲辛亥七月既望，古劍蝶庵老人張岱題
張岱《陶庵夢憶》自序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
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妝點語也。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也；以薦報床，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艷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游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
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為癡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彫蟲，又是一番夢囈。因歎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正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拓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關於張岱：
張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晚年窮困潦倒，避居山中，仍然堅持著述。一生落拓不羈，淡泊功名。張岱愛好廣泛，頗具審美情趣。喜歡游山逛水，深諳園林布置之法；既懂音樂，又諳彈琴制曲；善品茗，茶道功夫相當深厚；喜歡收藏，鑒賞水平很高；又精通戲曲，要求至善至美。前人說：「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稱徐文長、張陶庵，徐以奇警勝，先生以雄渾勝。」評論以為「當今史學．無逾陶庵」。
牛轉乾坤：張潮《幽夢影卷上》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經傳宜獨坐讀；史鑒宜與友共讀。
無善無惡是聖人；善多惡少是賢者；善少惡多是庸人；有惡無善是小人；有善無惡是仙佛。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
如菊以淵明爲知己；梅以和靖爲知己；竹以子猷爲知己；蓮以濂溪爲知己；桃以避秦人爲知己；杏以董奉爲知己；石以米顛爲知己；荔枝以太真爲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爲知己；香草以靈均爲知己；蓴鱸以季鷹爲知己；瓜以邵平爲知己；雞以宋宗爲知己；鵝以右軍爲知己；鼓以禰衡爲知己；琵琶以明妃爲知己……一與之訂，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鶴之于衛懿；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
爲月憂雲；為書憂蠹；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聽內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
鱗蟲中金魚；羽蟲中紫燕；可云物類神仙,正如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人不得而害之。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 ,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
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間,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是佳處。
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
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
春者天之本懷，秋者天之別調。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益一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願作木而爲樗；願在草而爲蓍；願在鳥而爲鷗；願在獸而爲鹿；願在蟲而爲蝶；願在魚而爲鯤。
古人以冬爲三餘。予謂當以夏爲三餘——晨起者,夜之餘；夜坐者,晝之餘；午睡者,應酬人事之餘。古人詩云"我愛夏日長。"洵不誣也。
莊周夢爲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爲莊周,蝴蝶之不幸也。
藝花可以邀蝶；壘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台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
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煙雨也；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極韻,而實粗鄙者,賣花聲也。
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雙修得來。
新月恨其易沈，缺月恨其遲上。
躬耕吾所不能,學灌園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學草而已矣。
一恨書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臺易漏；四恨菊葉多焦；五恨松多大蟻；六恨竹多落葉；七恨桂荷易謝；八恨薜蘿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有毒。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真足以攝召魂夢,顛倒情思!
假使夢能自主,雖千里無難命駕,可不羨長房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可不需少君之招魂；五嶽可以臥遊,可不俟婚嫁之盡畢。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美人之勝於花者,解語也；花之勝於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取解語者也。
窗內人于紙窗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曆之淺深，爲所得之淺深耳。
吾欲致書雨師:春雨，宜始於上元節後，至清明十日前之內,及穀雨節中；夏雨,宜於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後；秋雨,宜於孟秋之上下二旬；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
天下唯鬼最富,生前囊無一文,死後每饒楮鏹；天下唯鬼最尊,生前或受欺淩,死後必多跪拜。
蝶爲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別號。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
聞鵝聲如在白門；聞櫓聲如在三吳；聞灘聲如在浙江；聞羸馬項下鈴鐸聲,如在長安道上。
雨之爲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
詩僧時複有之，若道士之能詩者,不啻空穀足音,何也?
當爲花中之萱草；毋爲鳥中之杜鵑。
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歲，此十年中，無論燕、秦、吳、越,其音大都嬌媚動人，一睹其貌,則美惡判然矣。耳聞不如目見,於此益信。
尋樂境乃學仙,避苦趣乃學佛。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蓋謂衆苦之所不到也。
富貴而勞悴,不若安閒之貧賤；貧賤而驕傲,不若謙恭之富貴。
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
目不能識字，其悶尤過於盲；手不能執管，其苦更甚於啞。
並頭聯句，頸論文，宮中應制，曆使屬國，皆極人間樂事。
《水滸傳》武松詰蔣門神云："爲何不姓李。"此語殊妙。蓋姓實有佳有劣—如華、如柳、如雲、如蘇、如喬,皆極風韻；若夫毛也、賴也、焦也、牛也,則皆塵于目而棘於耳也。
花之宜於目而複宜於鼻香,梅也、菊也、蘭也、水仙也、珠蘭也、蓮也；止宜於鼻者,櫞也、桂也、瑞香也、茉莉也、木香也、玫瑰也、臘梅也。餘則皆宜於目者也。花與葉俱可觀者,秋海棠爲最,荷次之。海棠、酴箝、虞美人、水仙,又次之。葉勝於花者,止雁來紅、美人蕉而已。花與葉俱不足觀者紫薇也、辛夷也。
高語山林者，輒不喜談市朝事。審若此,則當並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蓋諸書所載者,皆古之市朝也。
雲之爲物，或崔巍如山；或瀲灩如水；或如人；或如獸；或如鳥毳；或如魚鱗；故天下萬物皆可畫,惟雲不能畫,世所畫雲亦強名耳。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婦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膽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須與花相稱。而色之淺深濃淡，又須與花相反。
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挽歌。
十歲爲神童；二十三十爲才子；四十五十爲名臣；六十爲神仙,可謂全人矣。
武人不苟戰,是爲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爲文中之武。
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途說。
斗方止三種可存，佳詩文一也；新題目二也；精款式三也。
情必近於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凡花色之嬌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層者,多不結實。甚矣全才之難也。兼之者,其惟蓮乎。
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注得一部古書，允爲萬世弘功。
延名師，訓子弟；入名山，習舉業；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無是處。
積畫以成字,積字以成句,積句以成篇,謂之文。文體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如古文、如詩、如賦、如詞、如曲、如說部、如傳奇小說,皆自無而有。方其未有之時,固不料後來之有此一體也。逮既有此一體之後,又若天造地設,爲世所應有之物。然自明以來,未見有創一體裁新人耳目者。遙計百年之後,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見耳。
雲映日而成霞，泉挂岩而成瀑。所托者異，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
大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願學之；名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不敢學之。學大家而不得,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名家而不得,則是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由戒得定，由定得慧，勉強漸近自然；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清虛有何渣滓。
雖不善書,而筆硯不可不精；雖不業醫,而驗方不可不存；雖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備。
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 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
梅邊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 竹傍之石宜瘦； 盆內之石宜巧。
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
厭催租之敗意,亟宜早早完糧；喜老衲之談禪,難免常常佈施。
松下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布；山中聽梵唄,覺耳中別有不同。
月下談禪，旨趣益遠；月下說劍，肝膽益真；月下論詩，風致益幽；月下對美人,情意益篤。
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畫上者妙在筆墨淋漓；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一日之計種蕉；一歲之計種竹；十年之計種柳；百年之計種松。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詩文之體,得秋氣爲佳；詞曲之體,得春氣爲佳。
鈔寫之筆墨,不必過求其佳,若施之縑素,則不可不求其佳；誦讀之書籍,不必過求其備,若以供稽考,則不可不求其備；遊歷之山水,不必過求其妙,若因之卜居,則不可不求其妙。
人非聖賢,安能無所不知。只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複求知其二者,上也；止知其一,因人言,始知有其二者,次也；止知其一,人言有其二而莫之信者,又其次也；止知其一,惡人言有其二者,斯下之下矣。
藏書不難，能看爲難；看書不難，能讀爲難；讀書不難，能用爲難；能用不難，能記爲難。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
人莫樂於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閑則能讀書，閑則能遊名勝，閑則能交益友，閑則能飲酒，閑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
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
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