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詩的發生來自於神話故事的誕生，過去由於書寫工具極度不便，先民們對於大自然的敬畏與感懷，當人類開始盡情書寫的同時，敘事詩便因為簡短淺白而得以存在。
以敘事詩論之，無非正是為了將敘事內容予以詩化，本為了敘事又要給予詩化形式，遇到最大的難題即是講求其美感原則了，詩絕非僅就於表情達意而已，更重要的則是利用各種修辭技巧，不斷提煉文字自身的審美角度，完成詩的既有價值。然而涉及到敘事詩這又必須在美感經驗與敘事內容的完整性取得權衡，單純敘事，則淪於故事之冗長；耽於詩化的美感，又無法兼顧敘事的完整。那麼敘事詩所必須兼具的敘事性與詩化美感，便是最重要的課題了。辛延年這首〈羽林郎〉所展現的敘事結構與觀點轉換，正是足以說明敘事詩在東漢時期以具備相當成熟的創作內容。茲錄全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躑躅。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渝。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本文先擬就敘事結構來討論，敘事結構中最首要的便是人事時地物，畢竟是敘事，因此首先得顧及其中最根本的要件，人物上有二，馮子都、胡姬。馮子都，作者給予的設定是一位貴冑之家僕，此一身份地位既高且低，究為何故？所謂「高」指的是在當時門閥當道的時代裏，只要是牽扯權貴之位者，往往攀龍附鳳下，便一朝得勢無可匹敵。至於稱其「低」，則在於其身份在貴冑之門下，以「奴」稱之。本文暫且撇開是否附會真實人物或事件，以就「霍家奴」則是有相當貶抑之說。
「胡姬」在早期中國社會中，女性僅有姓氏無名字這是慣常既有的稱呼方式，不妨就直稱為胡族的小姑娘，也由於其身份之因，可以想見比之漢族女性來得自由與爛漫些。就事而論，其故事內容相當平凡常見，便是這位既高且低貴冑之家奴來到胡姬家的酒店調戲這位女性的故事；時間更是了然，正是春光明媚的時節；地點便是酒家，那麼物件即是如何調戲這位女性的許多事物，藉由求食喚酒、贈物近身諸多事物，構成此一簡單的敘事結構。
那麼接下來，從敘事觀點的轉移更可看出作家如何創造本文的衝突情節。
其敘事觀點的轉變形式相當鮮明，從一開始「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這可說敘事手法上，以總敘的方式，簡略敘述其概要，這在敘事手法上經常出現在古典長篇小說的慣用手段，所採行的觀點則是全知觀點，以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者，讓每個讀者即刻進入敘事本體毫無窒礙。
接下來進入敘事本體中，則是採行偏知觀點來敘述本文，以一位旁觀者來看這位胡姬這位女性的穿著打扮。耐人尋味的是，早先閱讀樂府詩中的敘事文學之學者以為，樂府詩中對於人物的敘事偏愛鋪寫場面與服飾，則很少提及形貌容顏，在此可以得到印證，以此詩為例，便足以發現寫胡姬之美，則是著重在穿戴與裝飾，寫馮子都的形象則在於令人炫目的陣仗。此一偏知觀點逐漸延續到第三段以「我」（胡姬）為主要敘述者，謝絕其青睞與贈禮。從全知觀點到偏知觀點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觀點的轉移正可以強烈說明其衝突情節到了第三段時達到最高點，最後又以婉轉抵抗的方式讓其衝突得以減緩以致消弭。
先就總敘來論，扣緊作品意圖展現的內容，其文字俐落有力，讓讀者很快可以理解馮子都作為一位家奴，仰仗著身在將軍門，只因經過小小的酒家，當壚之胡姬令他驚為天人，以致予以強搶的旨趣。
自然承接而下的便得將主述對象著眼於胡姬身上，第二段以胡姬個人的衣著打扮為主。作者辛延年以他者為觀察點，以「春日」襯托女性的丰姿美好，接著以排比寫作方式，兩兩相對傳達作者對胡姬的欣賞。作者借用了「連理帶」、「合歡襦」正表示胡姬對於戀愛的憧憬並非沒有因為自己的階級或身份而有所退卻，然而俏麗的打扮中帶入美好的期待，這是作者的匠心；接著，從「藍田玉」、「大秦珠」兩件裝飾品，凸顯作者對於女性的視覺角度，著重在臉部搶眼的部分。並且利用誇飾法從其頭髮來敘述女性的珍貴與難得，無從以價值來論，論其貴重程度則是超過千萬。
作者延續兩兩相對的對稱寫作法，進而敘述馮子都炫耀其顯赫的背景，在此敘事觀點的轉變，著意於胡姬對馮子都的評價，誠然胡姬承認其華美耀眼的儀仗，「不意」此一語氣轉折正透顯胡姬對於馮子都的到訪有著相當的苦惱。這方是苦惱的開端而已，接著對胡姬的要求則是層層逼近的方式：「就我求清酒」、「就我求珍肴」，無從避免的要求固然要答應，「絲繩提玉壺」、「金盤鱠鯉魚」，算是胡姬展現一位酒家當壚者應有的待客禮儀。
「求」此一動詞正是為衝突埋下伏筆最重要的寫作手法，當雙方有了正面接觸時，馮子都則開始有了一連串的動作：「貽我」、「結我」，這種逐一親暱的靠近動作，製造了衝突點，「貽」尚且是餽贈的動作，層遞寫作上進而「結」那麼便是近身的冒犯，「結」不管是為了結連理或者結紅羅裙帶也好，無疑是屬於身體上的碰觸，那麼自然接下來就是嚴正的抗拒了，「不惜紅羅裂」此一倒裝句型引領讀者進入情節衝突最高點，甚且以「裂」字如此決絕的字眼來強烈抵擋馮子都的侵犯，胡姬的動作正是宣示著身體的主權，儘管在漢族人眼光中，胡姬根本搆不上階級地位，然而對個人情感的執著與忠於自我身體的神聖性，即使是身處貴冑之門者，也不容輕易踐踏。
劇烈的動作所引來的結果一定是彼此的憤怒與衝突，然而胡姬則在此時以言語達到緩頰的功效，「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胡姬以個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來收束這段衝突，提出自己已有丈夫的事情，箇中真實性為何，一般學者說法都採行一種婉拒的手段，在此筆者也無意深入探求其真實程度。然而此一說詞最能切中馮子都這位權貴者的心情，他受到一位甚且稱不上漢族階級位份的女性嚴正拒絕，掛不住面子可想而知，「貴賤不相踰」的觀點一提出來，也就給予馮子都十足的面子，讓他有充分的台階可下。
那麼最後「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這也是暗暗的諷諭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結果。儘管對其「私愛」銘感五內，但是也是讓此一調戲結果有個圓滿的結局。
〈羽林郎〉此一雜曲歌辭，辛延年以敘事觀點、敘事手法來完成作品，並且利用排比手法來創造情節開端、鋪展、衝突、結尾，構成一完整的結構，可以想見東漢的詩歌在漢代樂府機關推動下，已經具備極其成熟的作品，〈羽林郎〉的成就非凡，所延伸魏晉南北朝樂府詩作品帶來新的契機與氣象，可以想見後來的樂府詩得以如何利用敘事方式來完成故事本體，並且開創了以後元白中唐樂府詩的盛況，這部作品功不可沒，也為漢代敘事詩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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