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 vs. 統一，政治萬萬歲！ 中共迷信無神論、唯物主義，對所有人民都這樣洗腦：「科學至上，沒有科學證明的東西都是迷信」，最終就是要洗掉人對“大自然”與“賞善罰惡律”的敬畏。洗掉人民心中的神，才能讓中共的神－毛澤東－塞進腦海中取而代之。 唯物論認為人只是物質，等於機器，因此十多億人民都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機器人。 中共要他往東就往東，要他往西就往西，很好操弄。這一群機器人大軍，用來搞中美爭霸不正是很好運用的資源？美國人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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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文)

二、清算胡喬木學派的「黨史編篡學」

何方指出，延安整風產生了胡喬木學派的中共黨史編篡學，罷黜百家，定於一尊，壟斷了整個黨史研究領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過去不但沒有關於黨史的研究，甚至整個黨的歷史沒有哪個人考慮過。」毛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一書問世。後來又有瞿秋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一九三○年）。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和華崗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內容也都包括黨史。何方認為，這些早期黨史著作「直抒己見，不為尊者諱，沒有清規戒律的限制，沒有審查制度的約束，對問題有不同看法，錯誤雖在所難免，有些史實也不盡正確，但基本上都秉筆直書，繼承了中國史傳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實際的優良傳統。」

胡喬木偽造黨史學派

延安整風創建的胡喬木學派「黨史編篡學」，正是背叛了這個優良傳統。名曰「反教條主義」，卻是十足仿照斯大林偽造《聯共黨史》的教條主義。《聯共黨史》以斯大林劃線偽造聯共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中共黨史編篡學以毛澤東劃線偽造中共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編篡歷史文獻《六大以來》時，毛澤東有錯誤的文獻，如毛澤東反AB團的《前委通告第一號》（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提出「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根本改造贛西南黨」給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卻收進《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責任從毛澤東轉移給中央。毛澤東導致西路軍覆滅的有關文電，如下令「打通蘇聯通道」的《十月份作戰綱領》（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組成西路軍，創立河西根據地」的《作戰新計劃》（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變後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重要指示電，均不收入，以掩蓋毛澤東的錯誤決策，把西路軍覆滅的責任轉嫁給張國燾。

相對於對毛澤東錯誤的掩蓋，對所謂「反毛」的「左」傾中央的錯誤則予以誇大。如「左」傾中央反對「鄧（小平）、毛（澤東）、謝（維峻）、古（柏）」的文獻，《六大以來》收進四篇之多。事實上對「鄧、毛、謝、古」的黨內鬥爭，受錯誤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職處分，調走做別的工作。如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不久調任總政治部秘書長，後又出任《紅星報》主編。而毛的反AB團富田事變，錯殺成千上萬紅軍指揮員和革命戰士。

一部以毛澤東劃線精心取捨、形塑中央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文獻《六大以來》，三年延安整風和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從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開了十一個月之久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胡喬木根據《歷史決議》撰寫、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完成了胡喬木學派的黨史編篡學或胡喬木偽造黨史學派對中共黨史研究的絕對統治，同時製造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去世後，胡喬木學派曾一度遇到危機。胡耀邦領導的真理標準討論否定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否定了以毛澤東劃線作為判別歷史是非的標準。隨著胡耀邦對中共歷史上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重新檢討中共歷史問題，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成為當時的主流意見。

鄧：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

一九八○年三月，鄧小平提出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的指導思想，仍然沿襲延安時期第一個歷史決議的寫法，以「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為「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說：「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要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陳雲講得更露骨：「對毛主席的評價要一錘子敲定，否則我們這些人也會被否定。」

至於普遍關心對歷史問題的重新檢討和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鄧小平說：「對過去事情的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小組，仍由胡喬木負責。

從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喬木、鄧力群在鄧小平、陳雲直接領導下，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了一年零三個月（胡耀邦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之一，他的意見被鄧力群傳出鄧小平的一句話，「耀邦的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何方指出：「兩個決議一脈相承，前者（第一個決議）是後者的基礎，後者（第二個決議）是前者的延續。第二個決議還特意（根據陳雲意見）在前面加寫了一段對第一個決議的概括和復述，這也使兩者一起成為中共黨史編篡學的基礎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兩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實際上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服務。區別只在於前者是製造，後者是維護。」

何方正確地指出，胡喬木由於「長期的經歷和所處的地位，使他成為思想理論界的官方權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軌的意識形態監謢人。」但他又肯定「胡喬木還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義感，也幫助過一些專家學者；在包括黨史在內的理論問題上，那種敢於提出問題和撥亂反正的精神，至今尚無出其右者。」我以為這是何方以己之真誠與正直，錯度了胡喬木虛偽與陰險之心。

歷史學家黎澍，對胡喬木的人格品質曾有一針見血的揭露。黎澍說：「胡喬木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樹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典範。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改造，就是製造偽君子。毛澤東把胡喬木立為標兵，稱讚他『靈魂最美』、『改造最好』，胡喬木正是毛澤東心目中最美最好的偽君子。」

胡喬木獵殺「自由化」對象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延安整風、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整肅知識分子、篡改偽造歷史。樹立毛思想、鄧理論絕對權威，靠的就是胡喬木這類知識分子中的偽君子。我曾親見胡喬木怎樣出謀劃策，不但構陷陸定一、周揚等與他同輩的黨內知識分子，就連他的後輩青年都不放過。

文革時胡喬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時接待來訪者談陸定一。胡喬木揭發陸定一的大字報就貼在中央宣傳部大院。胡喬木揭發毛澤東同陸定一在陝北行軍時曾遭敵機轟炸掃射，而向敵方通情報的可疑者是陸定一。描述過程離奇如間諜小說。我曾為此問過陶鑄，陶鑄說他從未聽說，也不可信。那時陶鑄任中宣部長，同時擔任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長，他對胡喬木的構陷不予理會。後來陶鑄被打倒，專案組被另一名偽君子陳伯達接管，陸定一竟被定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胡喬木在鄧小平手下的十年達到了權勢的頂峰，不但擴建了他的中共偽史學派的龐大隊伍，而且專為鄧小平、陳雲尋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獵殺對象。胡喬木的戰略，是全面、徹底、乾淨的殲滅戰，年老的不放過，年少的也不放過。不但他自稱的「老戰友」，如陸定一、周揚、于光遠，一個個被他以鄧小平的名義，掃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垃圾堆；從胡績偉、秦川、王若水、蘇紹智的新聞與理論，到劉曉慶的電影，李谷一的歌聲，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上聽到過他那激昂慷慨、聲色俱厲的討伐，甚至宣佈要同準備出版《胡適文存》的某出版社「決鬥」。真是所向披靡，偉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偽史與憤史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著《史通》，指出中國有良史傳統，也有偽史傳統。

劉知幾認為良史應具備三個條件：史學、史識、史才。後來章學誠加了一條史德。史學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別真偽。史識指駕馭與分析歷史事實的洞察力。史才指寫作才能。史德，就是為寫出信史、拒絕作偽而無所畏懼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難以產生信史的人為因素是，史料被偽史學派壟斷。敢於寫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壟斷史料的只有胡喬木的偽史學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憶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憶的記錄，而是偽史學派強加於死者的偽作。如何方指出：楊尚昆生前與劉英談黨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義會議由洛甫（張聞天）代替博古（秦邦憲）任總書記，得到大家的擁護。」這篇談話經楊尚昆本人審定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於《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楊尚昆去世，三年後（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這段歷史變成：「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偽史學派壟斷封閉史料

何方指出：遵義會議決議中根本沒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楊尚昆也無此「回憶」，這是偽史學派從陳雲的所謂《傳達提綱》抄來的。我還要指出，「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這是眾望所歸」這些話，是從《鄧小平年譜》變造的。《鄧小平年譜》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擔任……這是眾望所歸」。時隔四十五年，用語竟一模一樣，這叫「今為古用」。

何方《黨史筆記》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會曾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定開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前檔案，但有保留。後來一九九○年十月的《實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號文件》，作出詳細限制，如：「檔案形成之日已滿五十年，但仍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延期開放」；「開放會影響各級領導人個人形象、聲譽的檔案」；「涉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重大問題，重大政治事件，還未做出結論的」；「開放會影響黨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檔案」；等數十項。

誰來決定這些禁令適用的範圍呢？唯有壟斷歷史文獻資料的胡喬木偽史學派。凡不利於兩個歷史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偽史製造的神話的，均禁止對民間開放。

求真之難，就在偽史學派對史料的壟斷封閉，致使有志修信史者無法接觸史料，壟斷史料者蓄意製作偽史。於是在史料被壟斷封閉的黨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種非信史亦非偽史的憤史。

「憤怒出詩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澤東的黨史著作，屬於這一類。憑一些人物訪問和零星歷史檔案作出的分析判斷，難以符合複雜的歷史事實。

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時寫過一本《鄧小平帝國》，只是寫出個人親歷的一段歷史和自己當時筆錄的史實。原來我還想寫一本《毛澤東帝國》，已寫了部份章節的草稿，後來放棄了。因為在毛澤東時期，自己離帝國的核心太遠，視野所及之內，缺乏對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開放當年歷史檔案之前，要寫出「歷史的實錄」幾乎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共同努力，爭取中共歷史檔案解禁之日來臨，那也將是偽史學派隱退，信史誕生之時。

二○○五年中秋節，於台灣淡水紅樹林

（何方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