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儒家與人文學研討會」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於2003年5月14、15兩日召開的「儒家與人文學研討會」，是其年度的儒學研究專案計畫的總結報告工作會議(workshop)。 由於這個會議的主旨在於儒家的人文哲學意涵上，因此在儒學的「政治哲學」意涵上的討論較少。論文包括以下諸篇：
作者 單位 題目
鄭宗義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哈佛燕京訪問學人 論「實踐的形上學」的建構------當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觀
鄭家棟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 “超越的形上學”如何可能？------以牟宗三為例
李明輝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從康德的「道德宗教」論儒家的宗教性
曾曉平 武漢大學哲學系講師 康德和孟子的“成聖”思想之比較
陳立勝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比較宗教所 王陽明的聖人無／有過辯
林月惠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儒家人文主義中的「情」------以中韓儒學對「四端」與「七情」的詮釋為例
蕭陽 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儒學德性倫理學的兩個特點及其對西方人的挑戰
周生春 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論孔子為學的歷程及其思想的演變
張壽安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儒學禮秩序的情理結構
廖可斌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啟蒙的人文主義與儒家人文主義
郇慶治 山東大學歐洲研究所 歐洲生態主義與儒學“生態學”
柯堅 武漢大學 儒家人文與法治建設：對環境法借鑑儒家文化資源問題的個案分析
(依報告次序)
會議的主持人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在燕京學社負責許多日常研究事務的黃萬盛也協同主持。本人則是受黃萬盛的邀請，參加這一研討會。
為何進行新儒學研究
由於筆者並非哲學專業出身，因此對於本次會議的各篇文章內容，未必能夠掌握其中重點；僅就筆者較為理解的一些部分略加介紹如下。
在西方哲學由於大量議題被科學替代而超越／揚棄十八、十九世紀的論證方式，形上學逐漸淪為哲學史研究、當代哲學轉趨批判、解構、語言分析之際，中國哲學、新儒家為何還要如同本會中許多文章一般、試圖與「形上學」、與康德對話？此一問題會上鄭宗義、黃萬盛、杜維明等學者略有討論。他們對此的回應方式，是強調知識性的，認為藉由此種對話，可以累積儒學的深度，使宋明理學建構起來的中國知識論、以及部分形上學論述的不足部分得到修正加強，並在西方哲學研究者提出一些依照西方哲學的角度提出的哲學問題時，能用「匯通」的方式回答西方學者的問題；或者說，用西方學者的慣用術語，來回答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哲學的問題。
當然這邊有一個大問題，與會者都很清楚，即中國哲學有必要如此千方百計用西方人的術語回答西方人的問題嗎？此答案無可避免的牽涉到西方的霸權。此一霸權包括政治經濟與知識學術兩個方面的。由於西方在政治經濟上的強勢地位，因此使整個中國淪為邊陲，與此同時是中國的哲學、知識生產、學術研究，或者一些當代哲學家口中的話語權力，也淪為邊陲。
若得不到西方哲學研究同行的認可，中國哲學研究者不僅在世界上似乎少了一大片可對話的空間，更甚者，對於具有民族意識的哲學研究者來說，此種哲學的邊陲位置又與十九世紀末以來的「落後民族」的「思想的落後」綑綁在一起，「中國哲學」被同時視為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只有在與西方哲學對話、經過西方哲學洗禮之後，中國哲學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下的哲學、從而中國的思想界才能不再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包袱。
同時，由於整個中國的學術的依附地位，因此在等而下之的意義上說，則未能與西方對話的中國哲學，甚至在中國亦難以被認為具有重要性的學術研究。
當然，從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成功的華人經濟來看，思想、哲學對於一個社會的影響並沒有太直接的作用，反而是一個尊重市場機制的、能夠維持社會秩序的有效率的政府，比其他因素都更加重要；因此上述的哲學研究者的心理包袱其實大可不必。就筆者來看，是等到華人的經濟由於政治與經濟自身的發展後，中國的哲學才能發揮錦上添花的效果，並才能有一種自足的、立足本土無待外求的學術的自信。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亦可能在一定階段受到官方的重視。
儒學的當代政治意義
雖然本次會議的主旨，乍看之下與日常生活，乃至於政治、經濟、社會都沒有直接關係，但若放大角度，會發現此一研究又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例如被視為大陸「新保守主義」發言人之一的康曉光即在「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其撰文「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聲稱要踵繼康有為的「儒教立國」思緒，以經過砥礪、轉化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重新崛起的標誌，在各級學校中加強儒家思想教育、列為國家考試的科目等等。而其文章中所提到的新儒學第三代代表人物亦僅一位，就是此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東道主杜維明。
康曉光此文另一個引註的權威來源是江澤民關於「德治」的講話。從江澤民的德治、到康曉光的文化論綱、再到新儒學的代表杜維明，由此不難看出杜維明與其新儒學，在經過數十年的寒窗無人問之後，不無可能在近期成為中共領導人的座上賓、被中國大陸個官方政治經濟力量所吹捧抬舉。這對於新儒學究竟是福是禍姑且不論，但玄之又玄的新儒學，確實可能從象牙塔中回到紅塵俗世，與政治發生複雜的糾葛。
因此，從一個對大陸政治、經濟的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此種會議雖然與個人研究議題無涉，但若以此作為一個支點以管窺大陸政治、學術思想的變遷，亦具有一定的幫助。
學者對新儒學會議的態度差異
來自台灣的中央研究院人哲所學者有四位，其中三位發表了論文。在會場筆者與他們有些交談，他們對燕京學社給台灣訪問學人的名額頗表不滿。他們的感慨與在美英期間筆者所遇到許多台灣留學生的感慨相似，即在留學人數、乃至國際會議的參與機會上，台灣人的「數量」似乎愈來愈明顯地少於大陸的留學生與學者。
對於中研院的幾位學者來說，他們所發表的論文品質、深度，論文的學術規格，都遠遠好於大陸學者，但他們未必受到同樣的重視。雖然以大陸人口接近台灣的六十倍、而參與國際會議的人數，或者成為海外學術機構邀訪對象的人數，僅僅台灣二、三倍乃至十數倍，台灣人的機會整體而言仍遠大於大陸學生與學者，但不可諱言的是，一種主觀的邊緣感、危機感在許多人的心中已經產生。
此種心理並未曾見於大陸學者。大陸學者所關注的首先似乎是自身的經濟環境、言論空間，而非此次會議帶來的「機會」，或者與台灣人爭奪資源的議題。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是所面對的大陸經濟整體而言仍然貧困，官僚腐敗問題猖獗，以及言論思想的禁錮並未有明顯的改善跡象；這些問題構成了他們生活、學術工作的背景。同時，由於中共統治大陸後對於儒家傳統的強烈批判，因此對於許多參加會議的大陸學者而言，此一關於新儒學的會議似乎僅是意外的出國訪問機會，儒家思想似乎並非他們立身處世之源、儒學本身的存亡絕續亦未成為他們獻身矢志的對象。因此在會議休息時間，他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是一些老一輩的學者再婚、花「大成本」迎娶年輕貌美小姐之類的問題。
相對來說，居於香港、以及在美國教書的與會者，對於儒學的前景抱有更為樂觀、且態度更加投入，且在會議休息時間也更多地投入在知識的交流中。
而台灣的學者雖然論文較為精闢，但給人的感受相對來說是「學院的」，沒有感情的；個別學者或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學經典要求，但作為「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就儒家的處世標準來看，似乎是「出世」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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