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中國人。中國是我們的，我們是中國的。
十月十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是一件對中國有著深遠影響和無比意義的偉大工程的週年紀念：九十一年前的這天，武昌新軍揭竿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辛亥革命爆發。它不僅推翻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清皇朝，更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局，建立我國歷史上首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是年這天，仍掛著「民國政府」名號的民進黨政權依然行禮如儀，舉行一連串雙十慶祝活動，但那個陳水扁卻藉著歡慶此民族神聖節日之機，在演說中大發謬論，不斷剛柔並濟地宣傳「臺獨」，甚麼「臺灣主權不容忽視」、「反導彈，要和平」，表面上保障臺灣利益，但實為陳水扁等諸眾臺獨分子意識形態掛帥，慢性愚民以求「臺獨」的又一例證，誠不須為之驚異。可悲的是，他更因而獲得不少掌聲。
無他，此乃政客本色。政客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是為可惡；李登輝、陳水扁之流為實現「理想」，企圖模糊視聽，消滅臺灣同胞民族意識，則更可惡。亦因為這樣，臺灣同胞中有些仍然歡慶雙十的同時，卻對其歷史和意義懵然不知；有些更「不屑」進行任何慶祝，認為此民族慶日根本與他們無關。
其實，環顧滿目人心，他們亦與臺灣同胞大同小異，他們口中會說雙十是「辛亥革命紀念日」，但除此以外便甚麼都不知了，更連為它作出心理紀念的意識也沒有，視之猶如每天皆會擦身而過的陌生人。
總的來說，人們對歷史認識不足，但口裡一句「對政治毫無興趣」便企圖「四兩撥千斤」，對辛亥革命不投進丁點民族感情。
但更糟的是，有些議論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失敗了的武裝起義。在竊國大盜袁世凱的強大脅迫壓力下，國父為早日促清帝退位，只得與其妥協，把總統之位讓予國賊。但國賊及後倒行逆施，造出種種反革命民主的行為。在其敗亡後，中國的專制政治情況依舊，「民主」始終離中國很遠。他們就根據此「夫去一滿清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的事實，「論證」辛亥革命的「失敗」。
辛亥革命確實沒有在推翻滿清的同時把民主自由帶給中國人，其果實亦被袁世凱所吞噬，但它仍可說是基本成功的，最少不能標籤其為「失敗」，因為它已達到了推翻滿清結束帝制的偉大目標，「洪憲帝制」的失敗已引證了我國君主專制政治的壽終正寢。這就足以給我們說明辛亥革命的成就和其在中國歷史上的超然地位了。
況且，民主的降臨不是一次革命成功就能夠實現的。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的目標就是結束帝制，創立民國，它的成就是整個民主進程的一個里程碑，這是無可置疑的。民主之途永遠長路漫漫和險阻重重，革命事業是嚴峻的遠期鬥爭，是代代相傳的偉大工作，絕非一步登天的小把戲。妄想「便宜成功」是不合理的，因此思維而矮化辛亥革命的偉大更是不能接受。
人們普遍對國父的認識只局限於被認為失敗告終的辛亥革命，局限於他「推翻滿清」和「結束帝制」的成就，而對國父的其他方面卻幾乎一無所知，故國父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到此為止。此形貌十分模糊，其實是完全不能構成現今對國父的高度欽崇，但因為長期的耳濡目染，他們乃人云亦云，一致向他茫然敬禮。
國父當時為促溥儀遜位而讓出總統之位給袁世凱之舉，雖然受盡後世的口誅筆伐，但那不過是為保革命果實和早日實現共和；加以為打倒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促進中國民主統一，他實行「聯俄容共」；他眼見袁世凱「接任」他讓出的總統職位後專制獨裁、倒行逆施、通番賣國等卑劣作為，知道自己對國賊的妥協實令革命果實遭到鯨吞，使「民愈不聊生」，對國民革命造成無可估量的破壞和傷害後，他不論對內對外，皆毫不忌諱地承認自己此次過失，更每每對之進行深刻的分析解構。國父在這些衝突中所表現的妥協、包容、不戀棧權力和敢於認錯、勇於負責的民主素養，乃大部分號稱「民主先聲」、「為國為民」的政客所望塵莫及的。目見自以為是，為求一己之利瞞欺百姓、犧牲黎民利益、暗行專制，甚至滿手血腥的「政治家」當道之國邦日眾的當今世界大氣候，更覺國父素養之可貴。
國父在十三歲時到檀香山讀書，始見西方文明之優勝處。他在倫敦時，每天到大英博物館等地閱讀，吸收西方的革命治國等智慧，又考察研究英美等國的民主憲政和經濟社會狀況，終於在多年努力下發明一套完善的救國主義──三民主義，整體地提出抗滿反帝，民主共和的號召，還有劃時代的民生主義以解資本主義流弊之困；他發現美國沿用的三權憲法之不足處，乃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中再加有中國政治特色之考試、監察兩權，發明五權分立政體；他又將政治兩權分行，政權歸民（國民大會），治權歸政府（五權），使中國人民的政治權力更大，使民主更全民性，更接近盧梭《民約論》中的主張；他在「護法之役」戰敗後，發憤著書，寫成了《建國方略》，提出了心理、實業、社會三大建設的詳細內容，當中以心理建設最具意義，它精闢地批判毒害中國人民的「知易行難」思想，提倡嶄新的「知難行易」學說。國父的民主思想和廣闊視野，他「天下為公，不分族群，五族共和」的主張，在被君主專制統治了數千年的中華民族來說，不單是難能可貴的進步，更是拯救中華古國於近代的內憂外患的不二法門。
他是一位基督徒，他把基督的平等博愛和中國傳統的仁義道德相融合，並常在生命中為基督作出見證。他在家庭的極力反對下堅持受洗成為教徒。縱然他的兄長孫眉以停止供學作為威脅，但他仍固執信仰；他在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時，在「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臨界邊緣向基督懇切祈求助佑，數天來日夜不絕，果蒙神恩。他盡力尋求向外間聯絡，在基督的庇護下，終於在其恩師康德黎等人的奔走努力下出死入生；他在臨離世前數天，他以堅貞的語氣，留下了歷史性的信仰宣告：「我是一個耶穌教徒，受上帝使命，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他對基督的虔心堅定，在一生中表現出的信、望、愛三德，皆是世界上各基督徒的楷模，是值得效法的榜樣。還有他在翠亨村搗毀「北帝」偶像的行為，雖然有點偏激，兼有破壞宗教自由之嫌，但也不過是從「破除迷信」的信條出發，國父說過的「相信了這種神像和經籤的說法，就永不能進步了。」一話絕對正確，故此行為不能判斷為「錯誤」。
還有的是，國父一生博覽群書，鑽研各門知識，無所不讀，為的就是發展出最適合中國的心理思維、建設及政治制度構思和革命計劃，為中國的全面改革作好「知」的功夫，而三民主義、五權分立、《建國方略》等理論建構就是他長年努力的纍纍果實。他直接間接策動了十次反清起義，皆以失敗告終，不少革命義士皆英勇犧牲；在康有為等死硬保皇黨的從中離間破壞，革命黨內部出現思想分裂。但他以無比決心、驚人毅力和崇高理想，重新團結革命黨於「驅除韃虜」的革命正路上，並在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創立民國。往後的民主革命道路上，他仍以這永不言敗的精神，為中國的未來奔走勞碌，至死方休，而其遺言的內容也囑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除百折不撓外，此更可見國父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大公無私之赤誠精神。而這種精神，在今時今日中國這個唯物主義氾濫，人民普遍不肯為國家民族「犧牲小我」、「捨生取義」，唯利是圖、向物質生命全心奉獻，向現實低頭，不懂理想為何物的功利國度裡，啟迪社會人心的意義就愈加重大。
身為中華民族一員，我們要背起民族的苦難，為國家的民主科學，為人民的自由福祉而努力在生活的道路上前進，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在這世界的生命只有短短數十年，應該把握現在，憑自己的良心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為民族，為世界做有意義的事。我們只有這麼少的時間去運用，只有一小把且不斷流逝著的青春手握，何苦要為可朽的物質、利益、享樂而營營役役呢？
生命像一部小說，不在於長，而在於好。老實說，給你九十年、一百年的壽命，但如果只懂養生，連一件對社會、民族有益有貢獻的成就都做不出來，那對你的生命、你的靈魂有甚麼意義？你跟完全沒來過這世界有甚麼分別？「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岳忠武被宋高宗和秦謬丑所害，死時不過三十有九；國父為國為民奔波大半生，力竭而逝，一生也只是歷經了五十八個寒暑。但他們為了民族大我，燃燒自己，照亮他人，不是比那些平淡庸碌地虛度一生的「健康壽星」活出更有價值的生命嗎？以鮮血灌溉中華大地，以精神照耀後來者，以成就為同志鋪平道路，換取我國永遠的民主富強，那不是更有意義嗎？陸皓東、鑒湖女俠等英勇烈士已為我們作出崇高的犧牲，我們作為來者，難道又不能以他們為榜樣嗎？
國父和其他革命義士已燃燒了他們的一生為使中國成為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國度，我們也應隨其步趨，團結一致，為後世子孫留下發展自國父等人的革命果實，為他們創造出新天新地，為治國平天下奉獻我們的生命。
2002年10月19日
（跋）
在下萬幸，憑拙作奪得第一屆「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三十六週年暨辛亥革命九十一週年徵文比賽」中學生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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