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敢說中國人沒有創意？中國發明「中國國情」這個詞彙，堪稱曠古絕今，將普世價值這種殖民主義侵略工具都排除在中華民族境外，保護炎黃子孫免受西方紙老虎荼毒。不論是民主法治、人權自由，都要加上「中國國情」，深恐淮橘為枳，污我神州大地。就連分明是大自然施加予人類的大能－－天災－－都可以套用中國國情，加以詮釋。
甚麼是「符合國情」的天災？看內地新聞報道內地天災時如何程序化就一清二楚。不論是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還是雪災、水災之類，新聞故事的結構，都是同一模式：開首就是那群「最可愛的」解放軍將士，攀山涉水，不畏艱險，從頹垣敗瓦中搜救生還者，將被困人士運離險境，為千萬災民籌措衣食住行，「爭取」黃金七十二小時內救人，「爭取」打通通往災區的道路，「爭取」為災民提供帳篷熱食，最後必定「勝利成功」。
接着就由穿着破舊棉襖的溫家寶爺爺粉墨登場，風塵僕僕地奔赴重災區，愁眉深鎖地慰問受災者。為求畫面逼真感動，有時甚至事先準備一條小生命壓在瓦礫堆中，等待溫爺爺鼓勵。
那無助的小生命最後是死是活，倒是乏人問津。
溫爺爺返回北京後，就是各級領導亮相時間。一個個在鎂光燈下前仆後繼趕赴災區，眼眸熱淚滿盈，手指指東向西，口中念念有詞。「政府偉大」、「領導重視」之類主觀描述，一個都不能少。
本來最重要的傷亡情況和數字，在新聞報道的最後部分才略為提及，不痛不癢的，就如斯大林所說：「死一人，是事故；死一百人，是數字。」
人，是生命，有血有肉；數字，是死物，冷冰冰的。百姓皆為芻狗，專制政權，殊途同歸。
一言以蔽之：「喪事當喜事辦」。
不是說這種災難報道手法與「國情」契合嗎？中國人不是最避諱「紅白相沖」嗎？國情這玩意，何時套用，何時無視，都要「符合國情」。君不見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八九年春夏之交，不也是很「不幸」地發生了那場「風波」？根據中國國情，所有人事物都要為政治服務，聖賢如是，天災如是，傳媒如是。
當然，黎民亦不會知道各級地方官員是多麼渴望天災降臨，也不會知道這些官員在背地裡是如何指責香港慈善團體「粗暴干預」他們運用賑災和災後重建善款。新聞不會提，更不敢提。然而筆者有幸，見過這班道貌岸然的偉大幹部的另一面，不禁感歎，神州大地，無奇不有。
至於西方式天災新聞（包括香港的）是如何樣子？簡單，把上述的敘事次序顛倒，把那些令人熱血沸騰的激情和溫馨滿懷的親情刪掉，加上煽惑群眾的災難事實就是。
新聞切入點，由災難的慘況，變成國家對黎民的恩情，這是個很微妙而有效的對新聞語境的操作。內地天災新聞描述解放軍的救災工作和溫爺爺的親切問候時，固然極盡鋪張之能事，但究其內容，跟香港和西方國家比較，只是量變而非質變，所報道的基本資料可沒有分別。語境操作的秘訣，在於敘事次序。新聞寫作，從來是將最重要的資訊放在最前面，這本來是要迎合觀眾的喜好，但中國國情卻將之變成控制群眾以何種方式理解天災的工具。
看似複雜的媒體操作，基本邏輯其實十分簡單，就是為天災設定以下前提：災難無情，國家有愛。國家領導救災工作，拯萬民於水深火熱，黎民百姓應該感恩戴德，三呼萬歲。全靠黨和國家，人民才得以安身立命，因此我們要喜躍讚揚國家，要多肉麻有多肉麻。至於甚麼豆腐渣工程導致學校塌陷，甚麼過度砍伐開發導致泥石流，國家英明領導救災，誰是誰非就不要計較了。事有緩急輕重，大聲疾呼追究責任只會阻礙救災，你過意得去麼？
記得那位文化大師余秋雨的含淚勸告嗎？想知道中國國情的底蘊，看看余大師的文章就好。余大師認為，豆腐渣工程枉死的小孩由於得到全國十三億人民的哀悼，都成菩薩去，死了也幸福。家長們若執迷不悟，要追究豆腐渣人禍責任，就是甘願受反華勢力操控，就是變相賣國。余大師勸說家長，要「識大體，明大理」，不要橫生枝節，不要為國家添煩添亂。
一言以蔽之：「愛國主義是惡魔的美德。」
文明社會發生天災，官兵奮力救援，官員高度重視，都是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的事，會成為新聞嗎？有新聞價值嗎？沒新聞價值的事，一次又一次成為頭條新聞，大篇幅報導，說是媒體集體缺乏新聞觸覺，你相信嗎？說是缺乏新聞道德，人們倒會相信兩分。
當記者難，在內地當記者更難。一個否定人的價值，將人視為手段的國家，容不下良心，容不下人文關懷。內地記者出於新聞道德，喜歡打擦邊球，不斷試探政府底線。平日歌舞昇平，政府尚能容忍，但到了天災這種存亡之秋，就只能使用非常手段了。媒體統一口徑，從來不是易事，因此內地有個跟香港政府新聞處類似的新聞宣傳機構：新華社。汶川地震中期，中宣部將所有內地記者都驅趕回家，各省各市的媒體都由新華社統一發稿。這樣做，連要求各傳媒將天災新聞程序化的操作也省回，一勞永逸。
溫爺爺有教誨曰：「多難興邦」。如何理解？尼采說，一個民族必須有敵人，才能興盛。將天災當成敵人，國人團結一心，邦可興也。然而，若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敵人會是誰？筆者不便明言，否則他日廿三條立法，恐怕要壁屋再見矣。國情如此，徒歎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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