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典考證的興起與儒學的轉向】
．明初，吳與弼（康齋）門人有：陳白沙、胡居仁、婁諒三人。而胡、婁二人，可歸於智識主義一派。
．明中葉以後，在考據方面有貢獻者：楊慎、焦竑。
．錢穆認為，清代考證之學遠起於明代中葉。[1]
．胡適之認為，清代漢學風氣起於明中葉以後。[2]
．胡適之和梁任公都說過，清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是「反理學」，考證方法是一種工具。余英時先生認為此說，有商榷之處。說明如下：
．一是，依「反動」的邏輯，可以簡單歸納為，孟子闢楊、墨，宋明理學反佛、老。余英時先生認為，應該找出正面的意義，這是治思想史必須解答的問題。
．二是，清代有許多第一流的考據學家，並不反對理學。
．三是，考證和反理學，並無必然關係。清代如此，明代亦如此。
．【按】：兩個時代思想的交替，關鍵可能不在於正、反面的意義。
．【按】：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時代思想的交替，關鍵就是因為，這是儒學爭正統的一個過程？
．【按】：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整部儒學史，就是儒學爭正統的過程？
．以焦竑為例，他是明代王門泰州學派的理學家，在清代，以考證聞名。以他的例子，最能說明：考證與反理學，不能混為一談。
．【按】：以焦竑為例，說明考證與反理學，不能混為一談。但是，焦竑一人，不一定足以代表明清之際的全部狀況。
．【按】：如果考證與反理學，不能混為一談。那麼，一定有一個原因可以說明這個現象。我認為，那就是儒學爭正統的過程。
．宋明時代，主「尊德性」學者，勢必要牽涉到「取證於經書」的問題。
．明代「尊德性」學者佔上風。但是，面對宋明時代「道問學」學者，提出「取證於經書」的問題，使宋明時代「尊德性」學者，無法置之不理。
．【按】：宋明時代學者，通常透過幾個問題的討論，回應是否要「取證於經書」的問題。例如：要不要「學問思辨」、對於「尊德性」、「道問學」的看法、對於「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看法……等。
．【按】：宋代象山回應是否需「取證於經書」的問題，象山的回答是「六經皆我註腳」、「堯舜之前何書可讀」等。
．【按】：明代陽明回應是否需「取證於經書」的問題，陽明的回答是「夫學貴得之於心」、「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舜之不告而娶」等。
【按】：整個宋明時代，是否需「取證於經書」的問題，象山、陽明爭議不大。我認為【最有爭議的人是朱子】。舉例來說，朱子對於「知止而後有定」的解釋，就有「尊德性」與「道問學」兩種看法，無怪乎，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引起許多爭議。
【按】：整個宋明時代，是否需「取證於經書」的問題，我認為【次有爭議的人是湛甘泉】。他解釋「隨處體認天理」，實在太曖昧了。
．明代羅整菴認為，【心性必須取證於經典】。
．從明代到清代，象徵從「尊德性」走向「道問學」。
．但是，為什麼明代會從「尊德性」的高峰，走到經典研究的路上去呢？
．清代萬斯同於《顏氏學記》，他受學於黃梨洲，與一潘（潘平格）先生論學。當他講論心學時，他說：
．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
．【按】：我認為，從明代到清代，從「尊德性」走向「道問學」，不能避免的，要面對王陽明「夫學貴得之於心」的問題，因為良知沒有客觀的標準，必然容易導致「良知的傲慢」，最後走向「取證於經書」。
．【按】：象山不是不「取證於經書」，而是「堯舜之前何書可讀」。
．【按】：王陽明不是不「取證於經書」，而是經書也有不合時宜的時候。王陽明的致良知，並非沒有標準，他也積極尋求聖人的「案例」，但孔孟的情況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所以他說「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
．【按】：王陽明不是不「取證於經書」，而是有些情況，經書也沒有記載。例如舜，必須要「不告而娶」，沒有聖賢「案例」可找的情況，「取證於經書」恐怕也找不到答案。這時候，還是要「得之於心」。
．【按】：若沒有我們的【心】作判斷，我現在又如何【讀書】作筆記呢？
．【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書，必然有益於道德實踐。
．【按】：「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讀書，不做道德實踐的人，比比皆是，問題不是出在於【要不要讀書】，而是出在於【心在想什麼】。
[1]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頁135-137。
[2] 《胡適文存》第2集，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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