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濃縮篇先刊登於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8/06/30 ），編輯改標題為「校園裡的道德條款」。全文另外也貼在「大眾時代」（
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8/07/07/3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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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的「師道」？
廖元豪
政大以莊國榮牴觸教師法「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規定為由，決定不予續聘。這個規定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道德條款」，而莊國榮在總統選舉前所冒出來的話語，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也的確不太道德。
不過，看看下面兩個假設的例子，您覺得這些的行為是否有損「師道」或「校譽」呢？
假設一位已婚的諾貝爾獎得主，因與多名有夫之婦發生關係，被法院判處通姦罪並予緩刑，同時也因此與髮妻離婚，付出大筆贍養費。但花邊新聞依然不斷。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主張集遊法違憲的法律系教授，參與了未經許可的「廢除集遊惡法大遊行」。活動遭警方解散，他遂出面大罵「警察法西斯閉嘴」。警方驅散時更拒絕離去，與警方推擠。之後因為牴觸集會遊行法中的「不解散」以及「侮辱公署」，被判決有罪確定。
在第一個例子中，「通姦」為道德所不容，在法律上更是百分之百的不法行為，這位教授也受法院判決確定，付出代價。在第二個例子裡，這位教授則用行動踐行自己的學術主張。集遊法確實是惡法，但他形式上依然是犯罪。
您認為，他們任教的大學應該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給予不續聘之處分嗎？
莊國榮案其實凸顯了我國的教育法制，其實還停留在前現代的「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觀念：教師被當成古代牧民思想下的士大夫，而非現代的專業人員。相似的規定，在公務員法以及學生懲戒，更加嚴重。充分顯示出這個社會虛偽的泛道德主義。政大的決定，其實也只是反映並執行了這個落伍的法制而已。
在牧民思想下，士大夫並不只是「學者」或「教師」，他們必須作為小民的表率，用道德感化這個社會。因此私德之不當，往往會受到嚴厲的制裁。
這種士大夫道德論，只能適用於尚無專業分工，更無管理科學的時代。當代的教師，無論是大學教授或是中小學老師，都只是教學研究的專門人員。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在特定的專業領域內，把事情做好。至於與「專業」無關的個人行為，無論道德或不道德，學校無權管，也不必要管。教師只要把「本分」做好，他在校外與學校事務無涉的行為，學校根本沒有管轄權！
但我們的教師法還是把那種前現代的一般道德義務，加在教師身上。我們的社會，也往往對學者有過高的期待（看看我們的高學歷內閣！），覺得學者就該什麼都會，作什麼都行，而且生活舉止不可以犯錯。殊不知，大學教授在學術訓練過程中，頂多只有「專業倫理」而沒有「一般道德」的薰陶。從來沒有哪所學校（包括政大）在聘任教授時，是基於某個人「道德高尚」的。違反專業倫理（如：論文抄襲、教學怠惰、不當使用研究設備），在學術界會受到制裁；但婚外情、違反集遊法，乃至違反其他法令，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則無權置喙。如果「違法」尚且管不著，「不道德」又怎能管呢？
因此，學校能管的，只有教師的「專業表現」—包括教學、研究、相關服務、校內行為、運用校方資源之行為，以及對待校內同仁與學生之行為。莊國榮的言語，如果是在校園內爆出，或是針對校內同仁學生如此咒罵，或許可被判定「行為不檢」。但以這次事件的時間地點身分而言，只能說他倒楣處在一個君親師不分的社會中，才會有是否續聘的爭議。對比之下，許多道德上沒有明顯瑕疵，但教學研究處處違反倫理的教師（有多少教師可以一本教科書照本宣科在課堂上唸上十年；有多少教授已經多年沒有閱讀與發表新文獻；有多少學者在擔任政府機關各種「審查委員」的時候，拼命放水？），卻鮮少被追究「有損師道」的責任。
拋開莊國榮不談，對照前面兩例，就知道泛道德主義至少有兩種不當的結果：第一是可能因為泛道德因素，排除了真正的專業人才。第二則是讓校園中盡是唯唯諾諾不敢出錯的「道德」聖人，而無法容納勇於挑戰既有規範的思想與行動者。把「道德品行」與「專業倫理」混為一談，顯示出台灣學術與社會文化還處在前現代的階段。
要知道，真正優秀的知識人才，不見得是一位循規蹈矩、謹言慎行的君子。他們成天都在挑戰批判主流的各種觀念，甚至矢志顛覆人類累積百年甚至千年的許多價值。這樣的人，總有幾分狂狷之氣。表現在生活舉止上，往往也言人所不敢言，未必會把世俗價值標準全然放在心上。在社會層面，世界各國的反戰運動、環保運動、民權運動等對抗主流的活動，也都有許多學者「激情」地參與。「多少國際上的抗議場合上面多少知名教授，拿著麥克風，大聲罵Fuck XXX」（摘自：校譽？政大真是恁老師的幫派
http://blog.roodo.com/torrent/archives/6216693.html ）。在台灣，當年解嚴前後，不知多少學者教授，都參與了「非法」的集會遊行。他們有沒有「有損師道」？
邱淑媞在中國時報投書所寫的「政治走開，這是教育！」（
http://tech.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070100140,00.html ），跟許多主張政大應不續聘莊國榮的論者一樣，都一再拿出莊國榮當時言論的不當之處來批評。但仍然沒有回答：為何「政大」這個「雇主」，可以針對莊國榮借調時期，與校務及教授身分無關（莊不需要撇清做任何disclaimer，沒有人會以為他當時是「代表政大發言」或「經政大授權發言」吧）的發言加以懲處？我對他的言論內容與方式不以為然，也認為他該受到嚴厲的社會譴責。但教師法可否授權給政治大學去監控管制這些行動？還是交給法律上的「妨害名譽」法制與「言論的自由市場」去處理之？
也有許多人無限上綱地質疑：「你願意自己的孩子被莊國榮這種人教嗎？」在我看來，這根本不是問題呀。如果您不反對自己的孩子被前面兩例的學者（通姦又花心的諾貝爾獎得主、參與非法集會抗議惡法的法律學者）所教，您為什麼會認為莊國榮教書有什麼問題？如果莊國榮在校園內從不說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又能把「行政法」這門科目，教得入木三分，充分引起學生興趣；而其他「謹言慎行」的老師，在課堂上卻讓學生們一頭霧水，您希望自己的孩子給誰教？再換個角度，您是一個要考律師司法官考試的學生，在準備行政法這一科時，你會選誰的課？
邱淑媞的另一個論點，是認為莊國榮的言行有違男女平等，是一種基於性別而出發的言語暴力。這點我同意。事實上，台灣社會的日常對話或新聞報導，無日不充滿了各種對女性、同性戀者，乃至比較「不陽剛」男性的貶抑歧視。這些都該透過法律與政策來矯治。這種基本的性別平權價值，更應該是身為「法律學者」的「專業倫理」之一部分（尤其莊國榮的專業領域是「公法」，理論上應該是最著重正義、人權、平等的領域）。就此而言，如果政大純依此認定莊國榮有違專業倫理，予以一定的警告，或許尚稱適當。
不過，也誠如馬英九所云，「不續聘」無論如何都逾越了比例原則。這種「仇恨言論」或「群謗」的問題，往往在於權力優勢者用此種言論來壓制、羞辱、貶抑弱勢族群—白人罵非裔美國人「黑鬼」、漢人罵原住民「番仔」、台灣人叫大陸新移民「大陸妹」......。這種言論會使弱勢群體襟聲，使他們感到羞辱與不安，甚至造成情緒與心理的傷害，是一種典型的「恃強凌弱」，因此值得法律加以規範。但莊國榮在總統選舉期間，用惡劣語詞瘋狂咒罵的對象，是最可能當選的候選人馬英九。這哪來的「以強凌弱」？既然沒有「權力不對等」的問題，那就只是馬英九與莊國榮的私人恩怨，是一種私權爭議。馬英九大可控告莊國榮公然侮辱、誹謗先人。然而，這樣的言語雖然不妥，甚至可能違法，但真的已經達到「不配在政大教書」的地步了嗎？他的道歉並且辭去教育部主秘，還不夠嗎？
其實我十分懷疑「性別歧視」是真正的理由—我們的社會及校園（即使是政大）已經這麼重視男女平權，連語言中隱含著的性別或其他族群偏見，都要嚴重制裁了嗎？那為什麼大賣場及火鍋店還到處出現「大陸妹」青菜？為什麼自命尊重原住民族的馬總統（候選人），還會脫口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李敖之流的大男人主義者，甚至還公開以大男人主義自詡，為什麼還被認為「特立獨行」？
耶穌說：「你們之中誰沒有罪，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如果莊國榮被「不續聘」的原因真是他冒出「性別歧視言語」，我親愛的政大同儕與前輩們，你我自己都不曾說出各種具有性別刻板印象的話語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