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紙
工人開始換壁紙的早晨,我的母親就這樣離家出走了。她沒有留下任何明顯的紙條或是錢給我和姊姊,只是趁著我們邊吃早餐邊看卡通時就這樣溜掉了。我們應該要緊張的。但實際上卻沒有。我們不但沒有打給父親,也沒有採取更荒謬的作法,比方打壹壹零到警察局哭著說要找媽媽。不打給父親是因為她老是告訴我們:「你父親週末很忙,總是在安慰別的女人。」而報案似乎又太大費周章。就像鄰居養的貓跑走了好多隻,他從來也不會寫尋貓啟事那樣。他老是說:貓要回來會自己回來,不然就是牠決定一輩子都再也不回來了。
好有道理的話。我一直以為他其實是哲學家。不過長大一點,我才知道他說的不過就是一句廢話。後來我就在週記上寫:有道理的話都是廢話。不過卻被老師用紅筆圈了起來。她批閱:有道理的話可以幫助我們成長,不是廢話。
姊姊說,她會離開一定是因為沒有人支持她挑的壁紙花色。壁紙公司在前幾天送來一本型錄,要我們盡快決定好以方便作業。結果我們家四人總共挑了七種花色。父親說我們講求民主,大家都可以有意見。但小孩因為沒有賺錢能力,所以所有意見都無條件刪去。他說:「就從我和你媽挑的決定出一種。」父親選的是一個非常素的米白,上面有很細微的紋路;而母親則是挑了一個很飽和的紅,卻被他嫌說:像查某間一樣。我們坐在客廳裏表決,最後三比一米白色勝出,母親就酸酸地對他說:我就知道你一定害怕家裡也是紅色。
但決定後其實不到三十秒我就後悔了。我發覺家裏的壁紙本來就是米白色變成的黃,所以一點意思也沒有。我說:「我後悔了爸爸,我想要改投紅色一票。」但父親卻闔上那本型錄,對著我說:孩子,我們投票了就是決定了。你變成廢票,但我們還是繼續換一樣顏色的壁紙。
我當下忽然覺得選舉是一件非常骯髒的事。
雖然我沒有真正參與過選舉,但投票大概就是那個意思。當然,你還是可以繼續保有意見的。我的父親說。可以「保有意見」這就是最民主的地方了。後來我想了一下,或許我們沒有換成紅色也是好的。不然我們就要變成真正的共產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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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姊姊邊看著卡通,邊注意到工人用某種類似鐵片的刮刀把客廳的壁紙刮下來。我問姊姊我們也去幫忙要不要?姊姊說你吃飽太閒嗎。我說對啊你不覺得嗎。站在柯南後面那個管家就是殺人犯我們昨天都看過了。結果她想了一下。真的把電視關了。她說好吧其實我也不怎麼喜歡毛利小五郎。
我們離開沙發跑去問工人可不可以幫忙。大量的家具被搬離開牆壁。地板上露出一塊一塊用灰塵切割開來的黑色區域。「幫忙?」壁紙工人有點訝異地問我們要幫忙甚麼。「甚麼都可以啊。」姊姊說。但他卻笑著說這太危險了。你們去看電視,叔叔自己來就可以了。然後把我們打發走了。
「刮壁紙很危險嗎。」自討沒趣地離開了以後我問姊姊。可能吧。摸了可能會得壁癌。她說。
我們回去看卡通。但卡通終於變得無聊。
好無趣的工匠。我說。
對啊。你看,小五郎又來了。姊姊有一搭沒一搭的。
我們把柯南在推理「殺人犯就是管家」的過程又看了一遍,收拾好桌上的餐盤,然後還是決定打電話給爸爸。姊姊要我接通了再給她。我拿起話筒,先撥了兩次,並在它開始響的時候立刻掛掉。爸爸說:為了避免麻煩的來電,響了三次的電話再接。
「爸爸,是我。」第三次電話接通時我說。
但一個女人的聲音卻回答我:你等一下。然後我就聽到一個朝著遠方的呼喊:喂電話。你家那小子打來了。電――話。
爸爸一定是有錢人。因為有錢人才會有接電話的僕人。等了有點久的時間爸爸終於接起來了。只是他還沒等我說話,開口第一句就是:「你媽不見了?」
「等我一下,讓姊姊跟你說。」姊姊在一旁要我趕快把話筒給她。我在旁邊坐下來。工人繼續刮著壁紙。他偶爾把腳邊積成一團的紙往後踢,我猜他一定屬馬。聽說馬的後腳很有力。不用轉頭就可以踢死人。姊姊在電話這邊說著「媽媽好像跑走了」還有「有、有一個壁紙工人在家裏」這樣的話。中間我恍了神沒聽見。而最後則是以「我才不要去那裡。我討厭咪咪」「哼,再見」作為結語。咪咪不是貓。牠是我們鄰居養的一隻巴哥犬。
「甚麼咪咪?」姊姊掛掉電話之後我問她。但她忽然把食指壓在嘴唇上對我噓了一聲,示意要我安靜。
她說:安靜,跟我來。
我們悄悄地從壁紙工人後面小碎步走過去。移位的家具讓走道壓縮得更窄。房子乍看起來簡直就像是永遠都在跳樓拍賣的傢俱行。我隨她繞進了有股灰塵味道的小倉庫。小倉庫是我們家唯一沒有貼壁紙的地方。其實也沒必要貼。那裡囤放了很多雜物。比方爸爸股東會送的保溫瓶、百貨公司滿幾仟就可以兌換的碗盤組,還有兒童節收到的市長題詞馬克杯、市長公仔存錢筒等等。
姊姊走進倉庫以後把門給關上。她靠過來把手彎在我的耳邊,然後小聲地對我說:爸爸好像懷疑那個工人可能會偷我們的錢。我驚訝得差點大叫出聲音來。
「可是他一直都在刮壁紙耶。」我替他主持公道。「而且我們家裏哪裡有錢可以偷?該不會是我的撲滿吧。」
但姊姊摀住我的嘴巴。她把門偷偷打開,從縫隙確定工人還在客廳工作,再把門反鎖起來。「白痴,當然不會是你的撲滿。要偷也是先偷我的。」她有點不甘示弱地說:「我的錢可是比你多很多。」
「那你還不快去拿。」我追問她。
「先聽我說完,」她忽然像是大人那樣地嚴肅起來。「爸爸說我們有更大的一筆錢要保護。」
「更大的一筆錢?在哪裡?」
「在高爾夫球桿的袋子裏,裏面有一個黑色防水袋。」她補充。「爸爸偷偷跟我說的。你不可以講出去喔。因為他說我誰也不能洩密。」
「我一定不會說的。」我作勢縫上嘴巴拉鍊。
秘密這種東西是這樣子的。牠存在好像就是為了要被人傳出去。當然牠不可以被太多人知道,但也不能只被太少人聽到而已。傳出去的話才會成為秘密,不然牠就甚麼都不成立。
「你找找――那個黑色袋子。」我聽從姊姊的話把手伸進去高爾夫球桿袋裏面。那桿袋非常的深,而且因為塞滿了球桿所以很窄很窄。好幾次我為了把手伸得更底部一些,顴骨被銀色的金屬撞了好幾下。姊姊在一旁等得非常不耐。
「摸――不――到――」我狼狽地說,「而且我根本不能分辨甚麼是黑色的袋子。」
「你給我起來。」她的不悅終於到了臨界。她把我抓開,迅速移出約莫五六根桿子,接著把手伸進去袋子裏翻攪,不一會兒就順利地取出黑色的袋子來。
黑色防水袋裏還有另一個鼓鼓的土黃色信封。它的封口雖然有摺痕,但沒有貼膠而微微翹著。姊姊當著我的面把它打開。是一整疊白花花的仟元大鈔。
「哇好多。」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那麼多真的錢,驚訝地有點講不出話來。「這,這是,真的是我――們――的嗎?」
「對。是我們的。」姊姊上帝般篤定地回答我。
她先是抽出了一張鈔票,然後就把黑色袋子丟回原來高爾夫球桿袋裏。「爸爸說要給我一張當作保管費,」她看著我,邊把球桿一根一根插回去。「但我可以分享其中的壹佰塊給你。因為你有幫忙――雖然你沒幫到我甚麼忙,老實說。」
「不公平。太少了。」
「不滿意的話你可以找爸爸抗議。」她這個討厭的既得利益者。
「算了,每次都這樣。壹佰就壹佰。」油水明明應該是大家一起均分的。
還原好高爾夫球桿亂七八糟的模樣之後,姊姊將那壹仟塊摺進左邊口袋,然後再把封口摺好,準備放進另一邊去。但她的牛仔褲似乎太緊了,根本塞不進去。
「不然放我的看看。」我提議。我接過信封,很順利地就放進了寬鬆的短褲口袋。那疊錢摸起來很厚。我的大腿外側整個鼓了起來。不知道有沒有壹佰萬。
「可以耶。那給你保管。」
「那,那給我保管就要給我保管費。」我狡猾地這樣回嘴。
「好啊。」姊姊爽快地答應了。當然我知道她不會不趁機談條件。「可是,」果然沒錯。「可是你要是弄丟了就要負責賠所有的錢。」
「不公平。」我有點生氣。於是大聲地吼了出來。
「小聲一點。」她機警地摀住我的嘴,然後又偷偷開了一下門縫觀察壁紙工人。從這裡看出去,客廳滿地都是撕下來的發黃壁紙。簡直像是打翻十盤奶油蛋糕以後,再讓二十隻貓進去搗蛋那麼混亂。
「他怎麼不見了。」那個壁紙工人不在小梯子上了。
我們慌張地離開小倉庫,盡可能像是鄰居養的貓那樣輕盈地走路。他跑去哪了。去偷我們的撲滿嗎。我們往客廳移動,結果發現――他只是坐在沙發上低著頭滑手機休息罷了。
他見我們一靠近,就把手機收進口袋裏面去。
「嘿,你們去哪了。」他滿身是汗。客廳的桌上放著刮刀還有一副便宜粗織白手套。
「我們剛剛在玩躲貓貓。」姊姊說。
姊姊是一個說謊也不會臉紅的人。媽媽說她以後可以當立法委員。「而且不是給妳去學甚麼空手道還是跆拳道的,」其實是柔道。「妳脾氣又那麼恰,大家不怕死妳才怪。」媽媽說完以後我們全家就一直笑。當然姊姊有點生悶氣於是就故意不回話了。不過,我記得後來有一次不小心瞄到她學校的作業。一篇叫《我的志願》的作文。她的開頭第一句就寫:我長大以後想要當立法委員。那篇拿到了九十四的高分作文,我不曉得這能不能稱作是「化恥辱為力量」最好的印證。
「躲――貓――貓。」工人邊說邊把雙手舉起來舒展筋骨。「好玩嗎。躲貓貓――」
「有點玩膩了。」我說。「而且我們家今天好小好小,我一下就被找到了。」
我向來是一位優秀的共犯。成為共犯的要素就是,在別人指鹿為馬的時候,你要更仔細的把馬的臉型、毛色和高度都天花亂墜地描述出來。縱使你連馬長甚麼樣都不知道。
「是因為叔叔在換壁紙害的嗎。」工人說完就自己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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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媽媽第一次離家出走。當然,一個母親要在孩子面前消失多久才可以稱作離家出走,這完全需要仰賴以往經驗比較才可以判斷。我的媽媽經常在中午十二點半左右打電話回來。喂喂喂媽媽和張阿姨打個牌,你和姊姊今天可以去吃麥當勞。錢壓在電話下面。然後掛掉電話沒三秒鐘又打回來:薯條記得跟他說去鹽。去――鹽。你們吃的垃圾食物真得很不營養又不健康。當然我懷疑她打從出門前就決定要給我們吃不營養不健康的麥當勞了。
壁紙工人在十二點的時候爬下了小梯子。整個屋子裏發黃的壁紙幾乎都被撕下來了。工人告訴我們中午了他要去附近吃個飯,大概一點會回來。「媽媽呢?」他脫下粗織白手套的時候問我們,「她剛剛跟我說她出去一下,怎麼還沒有回來。」
「可能――可能快要回來了――吧。」姊姊說。
「OK。那等等她回來我再找她討論一下壁紙的事好了。」
工人離開之後,房子裏這下真的沒有大人了。我和姊姊決定再給媽媽一次機會。我們坐在沙發上看重播第三次的名偵探柯南。柯南躲在牆角用紅色蝴蝶領結變聲說:犯人就是――。接著就廣告了。老師說成功的人就是不厭其煩地重複作一件事。但我卻連看卡通都快要受不了了。
十二點半。姊姊從沙發上跳起來,她對我說:媽媽不會回來了。我們再次檢查電話下面有沒有壓任何一張紙鈔,或是冰箱上面是否貼了任何留言字條。可惜甚麼蛛絲馬跡也沒有。
「媽媽沒有打電話來說我們可以吃麥當勞怎麼辦。」
「今天本來就不能吃麥當勞。」
「為甚麼不能。今天家裏又沒有大人。」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今天不是星期三。而且我們星期三才剛吃過而已不是嗎。」
「那我們可以吃甚麼?中午。」我問。
「不要問我。」姊姊好像卑鄙的壞蛋把剩下三秒鐘的定時炸彈扔回我手上。「你自己說說看你想要吃甚麼。」
這種人最討厭了。因為不管你說甚麼她都會反駁。但她自己的意見又不肯說。我真的想不出來她除了會是一個稱職的立法委員以外,還可以怎樣把世界搞得更壞更兵荒馬亂。
「麥、當、勞。」我說。說得很堅決。
「不、可、以。」果然立刻被駁回。「就說今天不能吃麥當勞。吃別的。快點,我們快沒時間了。工人快要回來了。」
「那我要吃肯德基。」我說。
「肯德基離這裡太遠了,換一家近一點的。」
「那我想不到了。」我幾乎要生氣。我賭氣地說:「吃大便好了。」
「啊,摩斯好了。也比較近。」姊姊忽然這麼提議。而她的臨時提議通常就是最終決定了。這也就是為甚麼我老是在陪她看重播的柯南。世界上就是充滿了這樣的人。他們總是優先聽取你的意見,接著卻暗地裏評估好可以站的對立點,然後迅速跳到那邊。
「可是摩斯我每次都吃不飽。」
「那你可以吃兩份啊。吃兩份不就飽了嗎。」她好像簡簡單單就擺平我了。當然你不會真的想要稱讚她。可是你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多罵她一聲髒話。更何況,我們擁有一樣的祖宗八代和親生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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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讓人意外的是,姊姊最後並沒有真的給我吃兩份摩斯漢堡的套餐。我們在櫃檯點餐的時候,她忽然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摩斯漢堡很貴,你不可以真的買兩份喔。我們要節儉一點。然後就自作主張要把我的紅茶升級成大杯當作是無法兌現諾言的補償。她說:「多喝紅茶這樣你就不會吃不飽了。」當然我學過數學,知道兩者之間怎樣都不會是相等的。
我們延遲了一點時間才回到家。工人已經坐在我們家門口的階梯上了。開了門後,大家走進屋子裏。因為肚子太餓,我手也沒洗,打開電視機,便直接坐在餐桌前開始吃起漢堡來了。
「你們媽媽要回來了嗎。」工人把地上那些破碎捲曲的、骯髒的淘汰壁紙給集中在垃圾袋裏面。他似乎要開始貼壁紙了。
「媽媽好像暫時不會回來了,她剛剛有打電話。在你走出去的時候。」姊姊邊說邊喝了一口紅茶。我看見她的吸管被門牙咬得很扁。上面還有齒痕。
「糟糕,這麼不巧。那我打手機給她好了。你們有她的電話嗎。」
「可是我只記得爸爸的電話。」姊姊說。
「那我打給你們的爸爸好了。」工人又接著說。他把手機拿出來,似乎要我們告訴他。
「可是叔叔,因為爸爸在忙,他有說,盡量不要打給他。現在家裡有甚麼事情就都暫時由我負責。」不知道姊姊這口氣和台詞又是從哪裡學來的。我覺得荒謬透了。但我保持安靜。我只是繼續喝著我的飲料聽她自作聰明。
「你負責?」工人用有點開玩笑的口氣重複她的話。大人果然不會輕易相信小孩的。因為他們自己也老是在說謊。「這很麻煩唉,你沒辦法解決啦。你看你們家的牆壁,」他用手指輕輕地摳了凹凸不平的牆面。一片像杏仁薄餅的白色物體就掉下來了。「壁癌,你看,好嚴重的壁癌。」
好嚴重的壁癌。他一直說。
姊姊之前說摸壁紙會得壁癌好像真的有那麼一回事。「你們家是不是下雨天會漏水?這樣貼壁紙換上去也不會長久的。」他說的話有一種讓人絕望的感覺。
「叔叔那要怎麼辦。」姊姊好像有點慌張起來了。她把飲料拿起來又繼續小口小口地咬著她的吸管。
「這,」他舌頭嘖了一下。「我看這要找抓漏師傅了。」
「去哪裡找?」
「所以說,就打電話給你爸爸或媽媽嘛。」工人的手還靠在牆壁上。他的手指沾了很多「壁癌」幾乎變成一隻新的白手套。他不會怕死嗎。竟然徒手觸摸有毒物質。「這你們小孩不會啦。這真的很複雜。」他說。很複雜你們小孩不會。
我把漢堡啃完了。
工人決定先把新的米白色壁紙從他的車子搬進來放。
壁紙一圓柱一圓柱像布莊的布那樣被好好地收捲起來。總共四大條。如果上面加蓋一個屋頂,我猜就會和社會課本上面的希臘神殿很像。我在餐桌前興致缺缺地看著那些如此單調的米白色壁紙。它們竟然還沒換上去就那麼令人失望甚至絕望。不知道下次甚麼時候才要換壁紙。一個月都嫌久。我真希望它可以趕快黃掉。
「你們真的不知道媽媽的電話嗎。」
「真的不知道。」
「那把你們爸爸的電話號碼給我好了。不然能怎麼辦。」
「可是,」姊姊說得很委屈似的。「可是爸爸不一定有空可以接。」
「沒關係。」他顯然已經沒有時間和耐性讓一個小孩負責了。「叔叔會看狀況。」他說。
於是我們真的把爸爸的電話給了他,然後開始坐在沙發上冷眼旁觀。發呆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口袋裏那包鼓鼓的壹佰萬。我隔著卡其褲摸它。阿彌陀佛。我的腿和它都還安在。
工人一直撥不通電話。他把手機從耳朵邊放下來問我們:電話號碼沒有錯嗎。
「沒有錯。」姊姊和我異口同聲地回答他。
我們繼續袖手旁觀。他不知道前兩次撥通了就要趕快掛掉,這樣第三次才會成功。於是當他開始播第三遍電話時,我忽然覺得有點可憐。他真是一個有恆心及毅力的人,可惜沒有人告訴他正確的方法。
「叔叔你打不通的。」他第四次掛掉電話時,我終於還是告訴他了。姊姊一副事不關己地打開桌上那罐洋芋片吃了起來。「我來幫你好了。」我說。我按照慣例在前兩次響的時候馬上掛斷,然後第三次撥了號碼之後就直接把話筒交給在一旁滿臉困惑的他。他接過手來。這次電話果真接通了。
喂你好。他開口。但他說完你好不到幾秒鐘,卻又忽然轉過來,皺起眉用很緊張的氣音問我:怎麼是女的?
「好像是僕人。」我說。
「不是,是爸爸的秘書。」姊姊忽然開口。我有些吃驚。我一直以為那是他的僕人,原來不是。
壁紙工人戰戰兢兢地和爸爸的秘書說話。爸爸果然在忙。工人說了「壁癌有點嚴重沒辦法馬上貼壁紙」、「可能需要抓漏師傅來處理」和一些零星的「好」、「嗯」、「我知道了」的話。他說完掛掉電話,轉過來望著我們。「你們爸爸的秘書要我先把壁紙拆下來就好,等你們家的壁癌處理好了再說。」他說得有點無奈但露出暫時事不關己的愉快。
「所以你要回家了嗎。」「對。我要回家了。」他說。
他把那四條希臘神殿的白色圓柱給留在我們家的客廳裏,向我們要了一杯水喝,並且叮嚀在家要注意安全,然後就走了。下午的房子裏已經沒有壁紙了。我和姊姊盡最大的力氣把可以歸位的家具們都給挪回去。
「對了姊姊。」工人走了以後我還是忍不住問她。「那個人真的是爸爸的秘書嗎。」
「秘書?不是吧。我亂講的。」我們用力地把鞋櫃推到底。有一隻鞋掉了出來。是爸爸的。
「那你幹嘛騙他。」我說。
「這哪是騙他。」姊姊把鞋子撿起來塞進去那個縫。鞋櫃幾乎要滿出來了。我不明白,我們每個人明明都只有一雙腳,卻為甚麼需要那麼多鞋。「這是一種禮貌。是禮貌,你懂不懂。」她說。有那麼一刻,我一度以為我們在討論的其實就只是鞋。那隻,爸爸為了禮貌在出門前會擦得很亮很亮、剛剛卻掉出來的那隻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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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下午,媽媽和爸爸都沒有回來。甚至連一通電話也沒有。我們吃掉了一整罐洋芋片還有很多不健康的太空包零食。並且在接近傍晚的時候終於看了一集新的柯南。內容是船上的宴會有一個有錢人被殺死了。有錢人好像常常在開宴會讓自己身陷危險之中。「一看就知道是小蘭旁邊那個人殺的。」我鐵口直斷。
今天晚上家裏不但沒有壁紙也沒有大人了。因為無聊,我跑去牆邊研究那種叫作「壁癌」的東西。不知道那是一種病毒還是細菌。說不定牠還有放射性。我隔著一張衛生紙摸牠,突起而貌似非常堅硬的牆,就一小塊一小塊地剝落了。我花了一些時間把整個家裏面有所謂「壁癌」的地方給一一找出來。尤其爸媽他們房間每到下雨就會滲水的那面牆最為嚴重。其餘像是客廳和廚房也都有。
「我們的房間好像都沒有。」我在巡視完之後,有點得意地告訴窩在沙發上看電視的姊姊。
「沒有甚麼?」她忽然一臉茫然地看著我。
「壁癌啊。」我坐到她的身邊,試圖把遙控器搶過來。「我們的房間都沒有壁癌,今天明明可以先貼我們房間的。」但我的計謀被察覺到了。姊姊把遙控器和抱枕緊緊勒進抱著的胸膛裏不讓我得逞。
「但你真的那麼想要換那個顏色的壁紙嗎。」她有點認真地問我。
「其實也沒有啦,」我忽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我說:「我也只是說說而已。」
電話響了是在快要八點的時候。姊姊正在看的那部青春偶像劇的女主角在街上目睹男主角懷裏擁著另一個女生。然後鏡頭就停在她那驚訝受傷的表情上面。下音樂。進廣告。
「你快去接。你比較近。」姊姊說。
「等一下啦,響了三次我再接。」
「真是的。」結果姊姊瞪了我一眼,自己站了起來,跨過我的雙腿,跑過去了。
她接起電話喂了一聲。接著開始「喔」、「嗯」和「還好」。不知道是誰打來的。但肯定是外人。因為如果是爸爸和媽媽她一定不會那麼有禮貌像個淑女。我回過頭來繼續看電視。當我再次注意到她的時候,她說了「有先吃一點餅乾沒關係」和「謝謝」,然後就掛掉電話了。
「是誰?」我問她。我順勢把電視轉掉了。我想要看點活生生的東西。像是獅子和豹。不然動物星球頻道如果有蛞蝓也可以。
「還給我,」姊姊把搖控器又從我手上搶回去。她快速切回原來的電視台,可惜畫面已經在播送片尾曲了。「討厭你。害我沒看到結尾。」
「哪有甚麼結尾。女主角後來就離開了啊。」我說。
「男主角有看到嗎。」
「沒有。」我真的不曉得看不到看真的很重要嗎。但還是告訴她了。「不過他抱的那個女生有看到。」
「可惡。賤人。」姊姊忽然氣憤地對著我這樣說道。
「好啦算了,不要說那個賤人了。」我把話題拉回去。「剛剛是誰打來的。是媽媽嗎。」雖然我知道應該不是。
「是那個女的。」姊姊說。
「原來是那個女的。」真是奇怪。「她幹嘛打來?」
「好像是爸爸叫她打的,」姊姊坐了下來把搖控器擺回桌上。她似乎已經不需要它了。果然沒有人會二十四小時都想要握著遙控器。就連上帝也需要休息的。「他們今天晚上好像訂了披薩,吃不完,反正就是有剩啦。然後她問我們有沒有吃晚餐、要不要吃。她可以送來。」
「要啊,有免費的當然要吃。你有說要吧。」
「有。」
「是甚麼口味的?希望不是海鮮總匯。」
「我哪知道是甚麼口味。」姊姊有點不耐煩地回我:「甚麼口味很重要嗎?你不會把海鮮挑起來就好了。」我閉上嘴巴沒有回嘴。但我心想,關於吃披薩,甚麼口味,明明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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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姊姊在客廳等著披薩送來。我們甚至討論著要不要去買瓶大可樂,可以配披薩看電影多麼快樂。她把身子趴在報紙密密麻麻的電視節目時程表,找著可能會精采的電影。「有很多神鬼甚麼的要不要?」「才不要。我討厭鬼片。」我直接了當地拒絕。我說我想要看開心一點的片子。只是我也不知道哪些是喜劇。就差不多在我說完那句話的同時,門外忽然有了動靜。是送披薩的來了。我興奮地喊道。我站起來要去開門。但緊接著鑰匙聲,門鎖聲,門軸聲。然後門自己就開了。
出現的竟然是媽媽。
「媽媽!」我和姊姊幾乎同時叫了出來。我們兩個人迅速衝到門口去迎接她。她的手上拿著兩包摩斯漢堡的紙袋。除此之外,她幾乎和出門時的她沒有任何差別。一樣的髮型,一樣的魚尾紋,在菜市場買的那件一樣的花衣裳。
「吃了嗎。」她把紙袋遞給我們,然後看了一下時鐘,突然有點吃驚:「天哪好晚了。趕快拿去吃。」
「媽媽你去哪裡了。」我問她。我把紙袋拿到客廳的矮桌,然後直接把飲料放到姊姊攤開來的那份報紙上面。水珠落在灰色的字裏面浸濕成一個圓圈。
沒有去哪裡啊。她說。她拿出吸管戳進杯蓋孔。喝起了飲料。
媽媽你去哪裡了啦。這次換姊姊問。她勾住了媽媽的手開始搖啊搖地撒嬌。
就沒有去哪裡啊。她又說了一次一樣的話。
媽媽的迴避讓我想起送洗之後漿過的棉被。一種明知道乾淨卻渾身不自在的感覺。我們三人就這樣沉默地邊吃東西邊看著行腳節目。節目裏的男主持人正要吃一種很噁心的蟲蛹。他說這是當地人最佳的蛋白質來源。很營養。深受小孩們歡迎。鏡頭後面有一群看起來髒髒黑黑的小孩。我忽然很想問他們有沒有吃過所謂很不營養的麥當勞或是摩斯漢堡套餐。
今天其實是好幸運的一天。沒想到最後真的吃到了兩份摩斯漢堡。儘管我還是有點想要知道工人在換壁紙的這段期間媽媽到底跑去哪裡了,但我看還是算了。不要多嘴得好。
「咦壁紙怎麼沒有換上去。」吃到將盡結束的時候,媽媽終於發現了。她轉過身子把整個房裏好好地瞧過一遍,然後瞪大眼睛盯著我們。
「工人叔叔說,他說我們家有,有壁癌。要找甚麼抓癌的師傅。」姊姊連忙跟她解釋。我在旁邊也附和點頭。我說媽媽你看有四捲壁紙在那邊。我指著剛剛被她忽略的那幾根希臘神殿的柱子。
「抓癌?」她想了一下子然後就明白了。「原來如此。所以他有說要處理完壁癌再貼會比較好囉。」媽媽將她的最後一口漢堡給吞進去。
「他問爸爸的。」姊姊說。
「他打給爸爸?」媽媽邊收拾桌子邊問,「你們也有打給他嗎。」
就在那刻,因為「爸爸」,我忽然想起我口袋裏的那壹佰萬。
我把手伸進短褲的口袋。我輕輕觸摸那扎扎實實的厚度。它仍舊好端端地貼伏著我的大腿。我抽出那個有點皺的信封,把它拿到媽媽的面前。
「媽媽這錢。」我說。
她先是有點困惑地看著我。放下抹布,然後接過信封,拉出一小截白花花的紙鈔。她像是魔術師在洗牌那樣把錢稍微撥了一下,然後難以置信地望著我說:你哪來這些錢?
「是爸爸要我們保管的。」姊姊有點神氣地說。「他怕工人會偷走,要我們保管的。」
「你們在哪裡拿的?」
「儲藏室。」
「儲藏室?」不知道為甚麼媽媽的語氣忽然有點慌。她好像踩空了階梯就要摔下來一樣。「該不會,該不會是在第二層水桶的下面那個紅色袋子?」
「第二層水桶下面的紅色袋子?」這次換我困惑了。
「不是不是。不是紅色袋子。是黑色的。」姊姊跳出來說明。她簡直是一個精明的毛利小五郎。「而且,黑色袋子本來就是在高爾夫球袋裏面的。」
媽媽沒有說話。她把那疊錢又撥了一次。然後。門鈴突然就響了。
我們坐在客廳裏看著彼此。好像排隊等著要看牙醫的病人。一種莫名的焦慮感湧上來。這麼晚了會是誰?媽媽把那個信封好好地摺起來收進自己的包包裏。她像在問我們又像在自言自語:你們有打給抓漏師傅嗎。但這麼晚也應該不會是他吧。
「沒有。我們誰都沒有打。」我說。
門鈴仍然在響。媽媽好像沒有要去應門的意思。姊姊看了我一眼。她主動爬起來。
她說:我去開門。
她對著我們擠出笑容:是送披薩的來了。我這就去開門。
收錄於《幼獅文藝》2015 年 2 月號 / 734vol
小記:
小說寫完在二○一三年的冬天。其實也不過只是為「紀念」馬英九連任總統而寫的。可惜時機敏感。你知道的,我不能再透露更多了。下次真的要換壁紙的時候,我們再慢慢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