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還在金沙與少女的派彩糾紛，也許看來有點過時。然而，如果我們的討論在“該不該派彩”及“事件對社會風氣的負面影響”這些議題上結束，卻未免有點可惜，白白錯過一個反思事件牽涉社會的不同環節問題的大好機會。在此，我不打算談論該不該派彩，也不談事件帶來的道德影響，我反而想回過頭去看整件事是如何發生的，並提出兩個假設：如果這件事不是因一對香港母女而起，不是由香港傳媒率先披露，事情發展會否不一樣？如果這件事不是發生在農曆新年，事情結局又會否改寫？
先梳理一下這件事的時間軸線：年初三（２０日）下午五時許，香港未成年少女於金沙贏得鉅款而賭場拒絕派彩；年初四（２１日），此新聞即登上香港《蘋果日報》的頭版，標題是“少女贏７４萬，金沙唔畀錢”；年初五（２２日），《澳門日報》亦把此消息放在Ａ１頭條，以“少女中空寶”為題；年初六（２３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指金沙容許未年成人進場賭博是嚴重錯誤；年初七（２４日），博監局要求金沙向該少女派彩。從爭議開始到蓋棺論定，整個事件為時不到四天。
“金沙唔畀錢”──香港傳媒的預設立場
是的，雖然報道時間只差一天，但香港傳媒的率先報道已為事件定性：金沙賴帳唔畀錢。在這種預設立場下，形勢立即不同：本來可以是很純粹的法律問題，一下子變成了有關金沙（一間國際性賭場）及澳門（一個東方賭城）的對外形象的公關危機。只要處理不當，金沙與澳門的形象隨時在賭客一大來源──香港人──心目中毀於一旦，後果不堪設想。加上這對母女懂得利用傳媒，新聞馬上成為港澳兩地的熱門話題，也令金沙與澳門政府倍感壓力。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澳門人身上，如果事件一開始由澳門的傳媒主導，結果不一定會改寫，但至少，事件不會變得那麼逼在眉睫，而金沙、澳門政府及民間輿論幾個方面起碼會有更多時間沉澱，為這個極富法律爭議的問題想出更為妥善的處理方法。如今，金沙及澳門監博局似是以“事情處理得越快，帶來的負面影響越少”的危機處理原則，把事件當成是公關問題，而非法律問題。
在澳門的經濟地位日益重要的今天，澳門在香港主流傳媒的曝光率越來越高：黃金時段有節目經常介紹澳門房地產，報紙有澳門消息的專版，八卦雜誌介紹澳門的吃喝玩樂，嚴肅雜誌分析澳門的經濟形勢。在神通廣大的港式傳媒的“器重”下，金沙事件只是一個序幕，日後將會有更多有關澳門的事件會由香港傳媒披露，甚至主導新聞事件的輿論傾向。的確，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多元的消息來源總比單一的好，然而，這也引來不少挑戰：澳門的傳媒如何自處、如何招架？澳門人該慶幸多了不同的角度看澳門事，還是擔憂香港傳媒會像金沙事件一樣錯誤引導民眾思考？當澳門越來越受注目，當澳門人對資訊的需求日大，澳門的傳媒生態會否改變？在澳門成為亞洲第一賭城之後，一個傳媒新時代似是山雨欲來。
有關金沙事件的第二個假設是：如果事情不發生在農曆新年，結局會否改寫？這個假設，至少帶來三個層面的思考：一，傳媒運作的季節性；二，這個危機的公關意義；三，傳統港澳人的過年心情。
對傳媒工作稍為熟悉的人都知道，農曆新年是新聞的淡靜期：政府休息，股市停業，高官放假；要報道煙花匯演花車巡遊又無聊，要報道車禍仇殺等社會新聞又不合時宜。金沙事件從天而降，幾乎集合了新年期間最好的新聞的所有元素：從新聞價值的角度看，它富衝突性與爭議性，但它卻又是一則相對無關痛癢的新聞，沒有死人沒有慘劇沒有政府陰謀；它充滿了人情趣味，引起了市民過年時喜歡“發新年財”的共鳴，它甚至適時地帶出對賭風的一點反思。總之，它的衝突恰到好處，它的爭議生得逢時，它為讀者提供一個有趣的話題，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在拜年茶聚時討論。再加上事件中的一對母女面對鏡頭表現生動絕不怯場，更是加強了整則新聞的趣味性，而結果是──它引起的注目與爭議越大，這對金沙及澳門政府造成的壓力亦越大，事件不能獲得最理性最妥善處理的機會亦越大。
“最好送利是”──這是個共犯結構
既然順理成章地登上香港最具市場觸角的報紙頭條，事件對金沙及澳門政府來說就不是法律問題那麼單純。事件在年初三發生，一個為時約十天的旅遊黃金期剛剛才告揭幕，賭場與澳門政府又如何承受得住“賴帳唔畀錢”的污名？這種事件發生在農曆新年，對傳媒來說是最好的時機，但對金沙及澳門政府來說卻是最壞的時機，是一個極大的公關難題。在“過年大過天”的中國人社會發生這種威脅“做生意大過天”的公關事件，當局自然以迅戰迅決的方式應戰，也就犧牲了沉澱、討論、研究的機會。
對於金沙按照博監局的指引派彩，坊間不少言論表示反對。然而，如果整件事對少女、對港澳年輕人、對社會風氣、對法治造成影響，那麼，需負上責任絕對不只是金沙及博監局，還有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賭博這行為，官方稱為“博彩”，這是第一重淡化，賭場稱呼它為“娛樂”，又是另一重美化，然而，最努力把新年賭博合理化的人卻是我們自己──港澳人都把它稱為“發新年財”。這句“發新年財”對應著港澳人過年時最熱門的祝福語“恭喜發財”（請注意，新年時說“恭喜發財”的習俗，全中國唯有港澳最流行），簡直有鼓勵賭博之嫌。而根據香港《蘋果日報》的民調，竟有近三成受訪者認為金沙最好向少女送出一封“利是”以安撫當時人，而置法理原則於不顧。過新年當然要“利利是是”，過新年當然要息事寧人，談什麼法律精神？所以，我們不必把責任全推在政府身上，責怪金沙就更是無道理，這壓根兒是個共犯結構──是我們這些朝夕希望“發財”的港澳人，共同造就了這次的金沙事件的結局。
金沙事件告一段落了，但它折射的問題卻牽連甚廣：澳門傳媒要如何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在一個傳媒力量強大的時代，我們如何冷靜地把爭議交給法治？我們是否曉得我們看的新聞其實是經傳媒一番運作的結果？當法治精神被公關手段威脅，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又是否需要檢討自己對“發財”的態度？過年可以講聲“身體健康”或“新年進步”去代替“恭喜發財”嗎？我不是法律專家，不敢斷言金沙應否派彩，這問題應交給獨立的司法機關。我在乎的，是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以及它引申的各種文化反思。不過，如果家長及教育工作者能幫年輕人梳理一下整件事，引領他們思考以上問題，那麼，這一切或許就會有它的價值了。這篇文章也許來遲了，但跟年輕人討論相關問題，卻永不嫌遲。Create_adam@yahoo.com.hk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