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一書的批評
拉克勞和穆芙在1985年出版《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邁向基進民主政治》（以下簡稱《霸權》）一書後，引起左翼思想界的熱烈討論。其中有表示贊許的，例如Steven Best＆Douglas Kellner就認為：「他們的研究正可以作為一個具有啟發性的例子，說明了後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能用於社會和政治理論的關連性…但同時也避免了通常會連結到後現代理論的虛無、反政治和無政府主義。」
「他們在後現代的差異邏輯裡重新思考社會和政治的議題，有助於釐清：無論就整個社會或是在個別政治團體的內部，都有多樣的主體立場；因此如果忽略這些複雜性，從而採取某種總體化的模型，將不可能達成社會的民主化。」
「他們的論述理論也可貴於：強調必須在名詞（諸如民主、權利）的意義上進行鬥爭，以闡揚出各種新的政治認同。」(Best＆Kellner，朱元鴻等翻譯，1994：250)
但是包括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許多學者也對《霸權》一書的內容提出批評，根據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的解析，這些批評主要來自三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曲解、對論述理論的使用、對民主與聯盟政略的理論。
（一） 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曲解
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艾倫•伍德（Ellen Wood，2002：54—58）指出，拉克勞和穆芙兩人根本誤讀了馬克思和馬克思的傳統，他們將馬克思本人的立場鎔接到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對其思想的扭曲上，將馬克思視為是一個技術決定論，視經濟力量有其內在、完全自律的邏輯。同時馬克思也被說成，他視「生產力」為一種目的論式的，依循本身法則運轉的力量，並且凌駕於所有的社會關係之上。結果工人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形成階級，就變成了一種在經濟基礎上全然機械式的結果。(Best＆Kellner，1994：251)
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指出，馬克思本人從來就不認為經濟和生產力是中立的，相反的是形塑於階級鬥爭的關係之中。雖然他時常會使用機械論的和科學主義的語言，然而他從未將歷史的法則定義為「趨勢」（tendencies）以外的東西。而他的著作（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篇文章）證明了，他從未把階級和政治關係化約成只是附帶現象，也並未相信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從未斷定一種機械論式的歷史階段論，或者決定論式的歷史目的論 。
同時拉克勞和穆芙沒有注意到，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一直有人在批評化約論、本質主義以及目的論式的史觀和無產階級觀。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指出，他們兩人大部分的分析，都重複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然而科西（Korsch）、葛蘭西和盧卡奇都只是批判那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扭曲，然而拉克勞和穆芙兩人卻全盤的駁斥馬克思主義。因此很諷刺的：「..拉克勞和穆芙身為優秀的解構主義者，竟然對於複雜異質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進行一種本質主義的、一元論的解讀。」但另一方面，在對「新社會運動」進行分析時，他們卻又將其詮釋成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技術形式變遷下的政治反應，這很明顯的是在傳統馬克斯主義範疇下的分析。（前揭書：252）
（二）論述理論的過度使用
艾倫•伍德和久阿斯的批評
引起最多馬克思主義者批評的，是拉克勞和穆芙在書中大量的使用符號學和論述理論，來重構新的政治行動的可能。艾倫•伍德和久阿斯（Geras）指責他們將一切事物都化約成論述，變成只是詞語，否定了社會的物質基礎與客體存在的性質。社會的鬥爭被化約成最終只是詞語的鬥爭，而知識份子就是這些詞語的操縱者。伍德以略帶諷刺的語氣說：「一開始是詞語，然後詞語與上帝站在一起，然後詞語就是上帝，最後的主體化身於…拉克勞和穆芙？」（Ellen Wood，2002：74）久阿斯則指稱拉克勞和穆芙根本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立場，走入唯心主義。
拉克勞和穆芙在《霸權》一書出版後，對久阿斯的批評提出回應（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1986）。指出久阿斯曲解了論述理論，並將客體的存有與實存混為一談。他們舉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為例，指出語言遊戲在不可分解的總體內既包括了語言，也包括了跟與語言聯繫一起的行動。「甲是用建材蓋屋：有大塊石料、柱子、厚版和橫樑。乙必須傳遞石料，而且要照甲需要他們的順序，為這個目的，他們使用了由「大塊石料」、「柱子」、「厚版」、「橫樑」這些詞語所構成的一種語言。甲把它大聲講出來，乙就把該傳遞的石料傳過去」因此語言並不只是詞語，還包括了和詞語相關的行動。而相同的客體，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也會產生不同的意義。（例如：把前面的事例用化工、數學的語言表示）。這並非否定客體的實存，只是客體的存在狀態一定要透過語言和語言行動來描述，而這其中就充滿不確定和鬥爭的空間。
拒絕論述和非論述的區分
關於前述唯心和唯物的問題，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認為拉克勞和穆芙在書中已明確表示論述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實體。事實上在《霸權》一書中，拉克勞和穆芙也積極強調論述的物質性：「第一點是，論述的物質性是不能夠在經驗或者建立事物的主體意識中被統一起來。…第二個結論是：對一個差異體系進行固定/脫勾的接合實踐，不能夠由純粹的語言現象來組成；反過來必須貫穿多樣的制度設施、儀式和實踐的整個物質密度，通過他們才能把整個論述型態建立起來。…進一步地肯定意識型態的物質性，因為這些意識型態不是思想的單純體系，而是體現在制度設施、儀式上面的。」（ Laclau and Mouffe，1985：109）
在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看來，拉克勞和穆芙並未否定客體的存在與物質性。真正的問題是：他們的論述理論受到傅柯的「知識考古學」的影響，但是他們卻不接受傅柯關於「論述的實踐」和「非論述的實踐」的區分。他們認為所有的實踐，在性質上都是論述性的，而每一個論述結構都疊合於物質性的制度和實踐。「誠然，他們是對的（論述和非論述之間）並沒有確鑿的區別，然而其間的差異也不應就此被銷融，因為「論述」一詞本身太不清楚，容易誤導而被當成是唯心論式的用語。」(Best＆Kellner，1994：254)
同時在論述層次之外，也有政治經濟學以及對於宰制力量和抵抗力量的分析，即使是承認論述具有物質性，這些層面還是不能以「論述」的形式被妥當的理論化。
霍爾（Stuart Hall）指出，論述理論使用語言學的隱喻來分析社會實踐，可以產生很大的啟發性。特別是幫助人們瞭解意識型態的作用，以及社會結構和主體能動性的關係。尤其拉克勞和穆芙的「接合」理論，可幫助我們理解意識型態如何「發現」其主體的過程。但是「…在抗拒粗糙的唯物主義時，原來的比喻是X像Y一樣運作，卻被轉而化約成X就等於Y。」（陳光興/Stuart Hall，1998：：135—136）霍爾批評：拉克勞和穆芙認為這個社會就「等於」語言層面，但實質的狀況應該是，這個社會是「像」語言層面一樣的運作。霍爾認為論述的主張，常有喪失對物質實踐和歷史條件參照的危險，這並非意味著使用論述理論必然落入語言化約論，但是研究者確實應注意到過度擴張「語言學隱喻」的後果。
（三） 民主和聯盟的政略
在《霸權》一書中，拉克勞和穆芙利用「文化霸權」的概念，試圖在多元、不確定的現代社會情境中，建立暫時性的社會和政治認同。但是久阿斯批評：出於對本質主義的恐懼，他們削平了各種政治力量，使一切事物的分量都相等。拉克勞和穆芙認為不存在具有認識論和實踐上特權地位的主體，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則詢問：為了獲取政治的文化霸權，達成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文化轉型，是否有一些串連性的施為者（agents）或實踐比其他的更重要？難道所有串聯性的實踐都具有同樣的決定性作用嗎？或者有些比其他的更重要？在改變既有的體制時，性解放鬥爭和工人的鬥爭難道一樣重要？（Best＆Kellner，1994：253）。事實上回應這些問題並未需要對社會的性質與施為者進行先驗的、本質主義的假定，而應該出自於對政治事件及其脈絡進行特定的、歷史的經驗分析，然而拉克勞和穆芙似乎缺乏足以安置這些問題的工具。
這使得拉克勞和穆芙的「基進民主」戰略出現一個嚴重的缺失，如果接合的實踐在目前的社會鬥爭是必要的，那麼究竟是誰來進行接合的工作呢？也許是出於對本質主義的恐懼，拉克勞和穆芙對這個問題沒有回答。對此伍德倒是另有見解（曾志隆，2002：206），她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明示與暗示兩方面來看，明示的方面，沒有所謂的左派整合者，所以只能期待各左派運動相互接合形成論述。暗示的部分，則是拉克勞和穆芙希望知識份子來擔當接合的工作。
即使是由知識份子來擔當整合的角色，民主論述是否具有接合的功能，又是個疑問。許多學者都指出，拉克勞和穆芙對於民主的論述過度樂觀，忽略了資產階級的代議政治對民主參與的限制，也忽略了大眾傳播、消費文化與資本主義對民主論述的效果的拆解（Best＆Kellner，1994：253，Ellen Wood，2002：67），拉克勞和穆芙都未對這些限制，提出突圍的可能策略。在這裡再度顯示出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在歷史和社會分析能力上的不足。對於這個侷限，霍爾很明確的表示：「他們的問題不在政治，而在於歷史。」（陳光興/Stuart Hall，1998：138）
四、結論
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為了避免社會運動完全被政治運動所吸納，陳光興、卡維波等人，站在拉克勞和穆芙的《霸權》一書的理論基礎上曾提出了「人民民主論」，以和當時主流的「民間社會理論」對抗。從現在社會運動的發展來看，「人民民主論」雖然徹底解構了國家機器對社會運動的收編，然而對於運動力量的結盟壯大卻著力甚少。90年代「培力」（empowerment）一詞在社會運動論述中的大量出現，正反映了當時「人民民主」論述的不足。
由前述的解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拉克勞和穆芙在《霸權》一書中，雖然極力批判本質主義，但是其念茲在茲的則是如何發展出某種非本質主義的、基礎主義的結盟方式，以免社會運動因追求無止盡的差異而分散力量。拉克勞和穆芙雖能透過「文化霸權」概念的重構，提出建構「基進民主」聯盟的戰略，然而由於歷史和社會分析能力的貧弱，使得其戰略在實踐上顯現許多缺失。這或許也是台灣的「人民民主論」具有強力的解構力量，卻缺乏壯大社會運動力量的策略的原因之一。
如果這樣的問題確實存在，那麼我們需要的也許不是拋棄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而是如何以具體的歷史和社會分析來補充它，並提出在台灣社會的一個批判性的「文化霸權」接合實踐的可能。如同霍爾的批評：「問題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歷史」。進入21世紀的台灣社會，我們已看到太多或左或右的政治口水戰 ，和四處瀰漫的焦慮和怨憤。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份紮實而深刻的對歷史的反省。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張榮哲，1995，＜拉克勞與慕芙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的戰略》，《當代》，105：124—139
陳光興/Stuart Hall，1998，＜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元尊文化
丘延亮，1992，＜通識、另類現實觀與社會抗爭＞，台社季刊第十三期
--------1995，＜人民民主抗爭與階級鬥爭之辯＞，《後現代政治》：1—47，唐山出版社
曾志隆，2002，＜拉克勞與穆芙＞，揚智出版社
Robert Bocock著，田心喻譯，1994，＜文化霸權＞，遠流出版社
Diane Macdonell著，陳墇津譯，1995，＜言說的理論＞，遠流出版社
Steven Best＆Douglas Kellner著，朱元鴻等翻譯，1994，＜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巨流出版社
Ellen Wood著，尚慶飛譯，2002，《新社會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
英文部分
Ernesto Laclau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don:New Left Book
1990 “New Reflu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86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New Left Review,166：79—106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