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構經濟主義、階級主義、國家主義
在這個企圖接合社會不同主體的實踐中，拉克勞和穆芙認為，左翼首先必須克服其思想傳統中的經濟主義、階級主義與國家主義，這三種觀念都預設某種本質性的存在，而和他們所構想的「文化霸權」的實踐產生衝突。
拉克勞和穆芙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預設了經濟的本質性存在，這種一切社會現象都由（或者歸根就底是由）經濟決定的觀念，視經濟獨立於論述及社會關係之外，有其自身運作邏輯，並推動整個社會的變革和前進。
拉克勞和穆芙引用了布雷福曼（Braverman）的《勞動與壟斷資本》與布拉瓦伊（Burawoy）對勞動過程的研究，指出經濟力量並非自動的推動社會關係的轉換，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並非自然由於經濟力量發展生成，而是處在許多不同的主體相互衝突、鬥爭的社會關係中。經濟並非是一個客觀中立的，且決定社會變遷的基礎，相反的經濟領域就深陷在社會關係和社會鬥爭中。因此經濟本身也不能作為一個本質性的概念。
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中，被視為是社會變革的選民。然而拉克勞和穆芙從羅莎盧森堡的問題，以及蘇俄革命的歷史經驗指出，這個選民的同一性並非是預先存在的，而是要透過文化霸權的實踐去建構的。同時因為社會不是一個封閉的整體，因此沒有任何一個論述或主體，可以具有社會或歷史進程的解密者的地位。因此也不會存在某群人，他們的利益會具有絕對社會革命的地位，更不用說是成為社會變革的選民。
國家經常被視為是和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相對立的概念。然而關於這兩個領域的界限何在？相互關係如何？各個理論家都沒有肯定的答案。拉克勞和穆芙從反本質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國家或社會的本質。國家和社會的界限，以及其所扮演的職能，完全是由歷史和社會中的鬥爭所決定。例如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家扮演了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角色。然而也有些國家中，則扮演了推動社會主義，壓制資本家的職能。因此不能把國家視為是社會鬥爭的中心，毋寧是社會鬥爭的戰場。
拉克勞和穆芙認為，左派要跳脫經濟主義、階級主義、國家主義的牽絆，透過論述接合的實踐，積極的連結社會上多元的反抗權力集團的力量，建構反抗的文化霸權。而他們認為在目前的社會中，可以做為連結社會反抗力量的波節點的論述就是「民主的論述」，進而主張以「基進民主」的概念，取代傳統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做為當前社會革命的目標。
（四）基進民主做為左派的新政治目標
拉克勞與穆芙之所以如此努力的重構「文化霸權」哲學基礎，其目的在於推出他們所認為的左派在當前社會的政治任務---建立基進民主。
二次戰後的社會變化
拉克勞和穆芙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社會開始有了一些新的變化，由於生產方式的深化，整個社會生活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市場，新的「需求」不斷被創造出來，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產品變成了商品。這種社會生活的商品化破壞了以前的社會關係，也把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捲進了資本積累的邏輯中。
同時由於凱因斯主義與福利國家的興起，國家的力量開始介入到私人的生活，過去涇渭分明的公私領域的劃分被打破，然而同時也把官僚化的管理帶入私人生活中。並把許多原本原被視為私領域的社會關係（例如：兩性、親子）都予以政治化。
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和傳播媒體的發展，也把原本多樣性的文化表現給同質化。但是被資本滲透的大眾文化所形塑的消費者意識，使得人民去追求社會所不允許的經濟能力，反而激發了對經濟危機和失業狀況更強烈的不滿。
由於社會生活商品化、官僚化與大眾文化消費化、同質化，在當代社會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反抗，也就是在60年代以後的「新社會運動」。這些反抗經常通過一種個人主義的形式或語言來表達。但是傳統左派由於深陷在集體主義、經濟主義和階級中心論的泥沼中，不能對這些反抗運動進行接合。反而任由80年代的雷根、柴契爾夫人以新右派的論述方式，將這些衝突和不滿予以吸收，促成了80年代新右派當道的政治時勢，以及後來「經濟自由主義」的興盛。在這種新右派的論述中，國家對社會資源分配的職能完全被取消，同時大眾的民主參與被縮減成「能人政治」。在拉克勞和穆芙看來，新右派的實踐其實是在重建階層制的社會。
民主的重構
面對這番險惡的時勢，拉克勞和穆芙認為：左派的任務並不是拋棄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相反的，應該是要擴充、深化它，邁向基進而多元的民主。只有這樣才能夠接合社會中多樣的反抗力量，形成對抗新右派的聯盟。
拉克勞和穆芙認為自由--民主的論述可以提供一種語言，用以闡明、捍衛個人及團體的需求與政治要求，例如關於「權利」的概念，然而傳統的社會主義卻無法提供妥適的語言。但是在一個多元異質、沒有固定基礎的社會中，自由主義的價值也必須經過一番重新調整。例如權利不能再建立於某種個人自然的、本質性的基礎上，而是要建立在集體共同行使的條件下，考慮其所牽涉的社會關係和實踐空間的差異，而有所變異。所以民主的概念應跳出所謂「公民身份」的侷限上，而應從政治領域到擴展到經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文化霸權實踐與建立歷史集團
當然就實際的社會運動實踐來說，光只是依靠民主權利的語言，以及平等主義（所有主體一律平等）的思想，是無法促成當代社會中多元主體的結盟的。因此必須透過葛蘭西所謂的「常識」（common sense）的建立，將各團體的需求相互接合，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各個人自由發展為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過程不能只是單純在「思想」的層次上採用某一種哲學的觀點，而必須是一個複雜的論述--文化霸權的實踐：包含多種多樣的制度設施上和意識型態上的層面，通過在這些層面上的實踐，某些「思想」被轉化為論述型態的波節點，產生聯合多元主體的作用。
這種文化霸權的實踐，是和某些後現代主義者對差異的歌頌大相逕庭的。拉克勞和穆芙認為極端的差異化和零碎化，解消了民主的積極內涵，反而促成一體化的極權主義。在完全的一體化邏輯和純粹差異的邏輯之間，左派的任務應是在承認社會多元性的基礎上，持續的進行接合的工作。之所以說「持續的」的，是因為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這種接合永遠不會有決定性的取得平衡的時候。
由於社會不存在基礎性的本質，也沒有在認識論和實踐上具特權的主體，因此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可能是鬥爭的戰場，是文化霸權要積極接合的領域。雖然文化霸權的建立從對一定社會結構的批判開始，然而拉克勞和穆芙認為，一個具有實踐和接合力量的文化霸權，不能只有否定性的內容，也應提出正面的對社會組織重建的計畫才能獲得鞏固。這裡面要注意的是不要陷入單一視角的行動中，不要因為看到傳統政治的限制，而忽略由內部進行變革的可能。但是同樣的也不能將政治的實踐只侷限在現實的可能選項中，而忽略了更大的視野、更基進的變革的可能。和一些後現代主義及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不同，拉克勞和穆芙強調「烏托邦想像」在變革行動中的作用，認為「沒有烏托邦，沒有否定一個體系的可能性，那麼構思一種基進的計畫也就完全沒有可能了，不管這種計畫是民主的或是其他類型的構想」。拉克勞和穆芙認為，「每一種基進的民主政治，都應該避免由「理想國的極權主義神話」和「沒有構想的現實主義改革」所表現出來的兩種極端」。（ Laclau and Mouffe，198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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