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訪問回來之後，整理當時手上的一些資料，所寫的一份研究備忘錄。後來因為自己的研究題目改了，就一直放在電腦裡。現在把它貼出來，希望可以幫助有心想研究這方面題目的的人。
三個地震與兩個國家的比較
----1935屯仔腳、日本阪神、921集集大震
目錄：
一、1935台灣屯仔腳大地震
二、戰後台灣的國家機器與社會發展
三、1989年台灣國家機器的轉型與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興起
四、從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到921重建
五、日本造町運動與阪神災後重建--一些感想
本文
一、1935台灣屯仔腳大地震
1.如果要比較台灣921集集地震和日本阪神地震災後重建過程的差異，其實日據台灣時期的1935年屯仔腳大地震，是個很好的歷史分析的起點。就目前可見的研究資料顯示。1935後的重建政策，可以看成是關東大地震後，日本本島一系列災後復興及都市計畫政策的延續。此後因為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台灣的國家機器交由國民黨政府掌控，同時日本也在戰後發展出新的市民運動。阪神和921的差異，也許可以看成從1935後兩個國家不同的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差異。
一個可能的歷史分析模型：
---戰後台灣---921
A.日本殖民政權-1935災後復興工作---二戰--
---戰後日本--阪神地震
B.戰後台灣--60年代威權統治--80年代社會運動風起、國家機器轉型
---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921地震 災區重建工作
c.戰後日本--60年代戰後民主、社會運動--70年代（？？）造町運動、市民運動
---阪神地震、災後復興運動
2.以台灣的觀點來看1935屯仔腳地震：台灣學者多半將日本佔領台灣時期，為台灣社會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現代性？modernity）的重要時期。而「災後復興」，做為一個國家大規模的調動資源，進行空間、社會的改造運動，應該是在這個現代化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3.我可以舉出好幾個和自己生活切身相關的例子：新竹北埔的「下街」與慈天宮後方的「公園街」，是在1935震後的「都市改正」中被拉直的。石岡鄉做為全台中縣最小的鄉鎮，在1935年就有了都市計畫，這個都市計畫一直沿用到1970年代，因為石岡水壩的興建，才被提出修正。我現在住的苗栗縣通宵鎮的仁愛路，也在1935年後就修築一條可讓兩輛汽車並行的寬闊大道，街道兩旁矗立著「大正式」風格的樓房和騎樓。新竹北埔、苗栗通霄、臺中石岡統統都是1935地震的災區，（參見1935台灣總督府地震誌）。1935年的災後復興政策後對台灣都市空間與社會的影響，由此可見。
4.很明顯的1935年的「災後復興」政策，是不會有所謂的「市民運動」、「社區運動」參與的空間的，而是由國家官僚主導，充滿理性化色彩的都市計畫模式。
二、戰後台灣國家機器與社會的發展
1.國民黨在戰後對台灣的統治形式，一般都定義為「威權侍從體制」（參見小林正丈與王振寰的研究），由一個統治集團對社會採取高壓、威權的統治方式，並透過分享獨佔的經濟、政治利益的方式，籠絡地方派系在政治上的忠誠。
2.而從1935年日本殖民政府繼承下來的都市計畫，在戰後變成官僚和地方派系、財團牟取暴利的機制。最有名的的例子就是臺中市，在15年內做出了10期的都市計畫和和土地重劃。對比於神戶長田御藏通和台灣東勢、石岡地區在重建過程中，因為各家戶土地、產權轉移變更所產生的種種困難。台灣的地方政府、國家機器所演出的這種魔術，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3.臺中縣的大里市、太平市，同樣也是在臺中中部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惡質的土地炒作和官商勾結下的產物。這兩個城市恰好也是921地震的災區，其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4.從民間社會的角度看，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非正式」部門的高度發達。由於國家機器缺乏足夠的管理能力，以及長久以來對集體消費、公共服務設施的漠視。台灣的民間社會充斥著各種用「非正式」的方式解決人民日常生活、公共服務的機制，例如：大街小巷的無照攤販、違章建築、違法加蓋然後出租的樓房、高度的摩托車和計程車使用率、民間金融體系的盛行等等。這種非正式體制的發達，一方面對台灣的整體環境造成極大的傷害，例如環境問題、交通問題、還有在地震中許多以十分奇怪的原因倒塌的大樓。另一方面，非常諷刺的，這也替台灣人民製造了許多在心理上、生活上「逃逸」的空間。我個人以為，這是為何台灣在地震後自殺率遠低於阪神地震的一個主要原因。
5.「非正式」部門的高度發達，常常被認為是台灣民間高度的活力的展現。但是非正式部門的一個很大問題是，這裡面是不太有所謂的「公共討論」的空間的，（除了少數社會運動、社區運動團體外）。而常常是和各種傳統血緣的、父權、政治派系、利益團體的關係交纏在一起。在逃開了「公共討論」和「官僚理性」的限制後，非正式體系可能會掉入另一個陷阱。
6.這裡面基層行政機關（鄉公所、鎮公所）的角色變得很關鍵，它剛好介在國家和龐大的非正式部門的夾縫中。不過就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台灣的社區團體面對鄉鎮公所，多半是能閃就閃，不跟鄉鎮公所發生正面衝突。
三、1989年台灣國家機器的轉型與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興起：
1.台灣戰後國民黨的「威權侍從」統治機制在1980年代末期遭遇到很大的挑戰，從經濟的角度看，過去單一直線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遭到來自環保運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等社會運動的挑戰。
2.同時許多處於邊陲地位的鄉鎮，（通常是農業地區），也對過去政府將資源集中在台北市等核心工商業地區的資源分配方式提出質疑。而初生的反對黨「民進黨」，利用這種情勢，提出「地方包圍中央」的政治戰略。讓往後的台灣政治一直處於「綠色縣長對抗藍色中央」的角力中，陳水扁能當選總統，和這樣的政治戰略使用很有關連。
3.在文化意識型態上，過去大中國主義，以遙遠的長江、黃河做為集體認同的核心的文化霸權（HEGEMONY），遭遇到「台灣本位」、「本土化」的意識型態挑戰，而搖搖欲墜。
4.從國家機器轉型的角度來看，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可以說是國家為了因應危機，所提出的一套新的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新霸權計畫」（HEGEMONY PLAN）。
這個計畫試圖透過政治權力的下放，建立國家與民眾間的中介機制，以解決來自社會運動的挑戰。
透過社區運動多元的、鄉鎮本位的發展想像，將經濟資源以「補助社區」的名義下放給各基層鄉鎮，以解決各地方對中心化、集中化的經濟發展、資源分配方式的質疑。
透過強調各個鄉鎮的傳統文化，獨特的生活方式，建立以「鄉土」「社區」為中心的集體認同，以解決大中華文化的認同危機。
（參見台社季刊 夏鑄九 全球化中台灣城市的結構，
台社季刊20期，從新國家到新社會））
5.如果不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台灣的國家機器會願意投下大筆的金錢，來支持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但是當社區的問題的解決，碰到必須對國家機器進行改造的時候，就又會碰壁而停滯不前的矛盾狀況。因此也有人認為李登輝政權是在利用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散發大量資源做選舉樁腳「綁樁」的工作。
6.社區營造運動挑戰到國家機器的運作，而能成功的案例，目前看來大概只有高雄美濃反水庫一例。
四、從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到921地震重建：
1.我個人的觀點：921災後重建工作，是對台灣90年代的社區營造運動的總檢討。
2.南投是最明顯的例子，在地震發生後，各種曾經在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出現過，良莠不齊的各種團隊：建築顧問公司、各大學建築/都市計畫系所研究室、社區空間規劃團隊、社區文化建設團隊、社區經濟/產業推廣者（有點像日本的「生活者俱樂部」的組織）、還有帶社區色彩的宗教團體、社福團體紛紛湧入南投縣，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南投縣簡直成了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各種團體的競賽場。
3.在過去十年所建立的「本土化、社區化」的文化霸權（HEGEMONY）的影響下，及這十年中建立起來的民間社會的力量的要求下，「社區」變成921災區重建工作中經常被提及的字眼。同時民間也成立了「全盟」這樣的組織，以推動民間的社區重建工作。影響所及連全台灣的教師會的捐款，也指定做為協助災區教師會進行地方重建供作之用。甚至連「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也利用教會的資源大舉投入災區的社區、社福工作中。而在日本的長老教會，面對阪神地震，就沒有這樣大舉的投入。
3.但是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侷限，在921重建運動中可以看得出來：
A.偏向文化、藝術活動的社區營造想像，面對災區實質在生活、居住環境上的要求，顯得有點「畫餅充飢」、「粉飾太平」的味道。
B.過去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居民參與式的空間規劃，大多是針對公園、廣場等公共建物。遇到災後重建劇烈的私人利益折衝，及複雜的農村產權爭議，還有集合式住宅的問題，就完全無能為力。
C.921地震災區的臺中、南投縣，恰好是台灣過去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發展較弱地區，因此在此地推動以社區營造想像為基礎的重建工作，困難更是加倍。
D.地方鄉鎮公所、地方基層政治，在災區重建工作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而這是過去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一直逃避面對的問題。
4.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一些在地震前就有社區、社會運動基礎的鄉鎮，例如；南投縣集集、南投縣軍功寮、台中縣雙崎部落，在災後重建的推動上就會比其他鄉鎮步伐較快。同時許多外來的社區、社福團體的進入，加上災後重建大量資源的湧入，對一些災區鄉鎮的社區發展也產生了影響，例如：台中縣石岡鄉、台中縣東勢的中嵙社區。
五、阪神地震與造町運動--一些想法：
1.對日本阪神震後復興與造町運動的歷史，我還需要閱讀更多材料，（在那之前可能要先學好日文..嗚..），以下只是自己一些初步的感想：
2.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引用了不少日本造町運動的歷史。同時在地震後，又大量引用了阪神地震的災後復興運動的歷史。但是這裡面似乎存在著很嚴重的文化政治學上的「誤讀」（Mistaken read)現象，也就是說台灣的社會是以自己主觀的情緒、願望、利益去讀取、吸收日本的造町運動和災後復興，而非真實、認真的去看待、分析日本的歷史經驗。看起來比較像是在拿日本的經驗為自己在台灣的社區營造工作「背書」（做保證），以爭取國家、民眾的認同。
3.相對於台灣，日本政府提供給地方造町運動的資源似乎相當的少。同時在日本從事造町運動工作的，多半是建築、都市計畫背景的人。相反的在台灣，文史工作者，似乎一直是社區營造運動很重要的推動者。
4.日本的官僚體系可能給予民眾很少的參與空間，但是公信力和公權力也強。反之台灣的官僚體系，除了內在的「程序」、「法條」的糾纏外，還有外在政治、地方勢力的衝突，公信力和公權力嚴重不足。因此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台灣社區運動的蓬勃發展，是因為國家太弱？還是因為民間社會力量太強？我個人覺得看起來比較像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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