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發言位置與對文化政策研究的啟發
異鄉人
從以上略微粗糙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趙剛的「解放的培力政治」和何乏筆的「批判的修養論」之間，在思想主題上存在某些共同的面向。然而兩個人的發言位置間也存在著巧妙的近似。趙剛的外省人身份，使得他對台灣民粹政治的批判，經常被視為是一種外省人在政治上的反彈與自我保護。而何乏筆的外國人身份，使得他對「中國儒學」重構的嘗試，常被視為一種「東方主義」的表現。
而兩人所處理的思想對象，似乎也有著和其發言位置相對應的尷尬。趙剛試圖重新詮釋一向被盧卡奇、哈伯瑪斯等許多左翼思想家，視為非理性或保守的尼采思想。將尼采和馬克思主義連結，並從中提煉出培力的概念，對台灣的社會運動提出批判。這在左翼知識份子圈及社運圈內，曾引起一些批評和討論。
何乏筆的思想來源和尼采也有很深厚的關連，但由於他是透過阿多諾、傅柯去銜接上尼采，加上他鑽研的是主要是哲學和美學問題，引起的反彈似乎比較少。但他緊接著將其連結上對傳統中國儒學的重新詮釋上，而儒學在近百年來一向被視為是阻礙中國進步、發展的文化因素之一。特別是二次戰後對岸曾劇烈批判儒學為封建思想，此岸又以國家主義的姿態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得儒學和進步思想連結的阻力更大。何乏筆的作法，頗有些「火中取蓮」的味道。
阿多諾曾說過：「道德的一部份乃是不要安於居住在自我之中。」從阿多諾的觀點來看，在現代社會中，把自我視為一個穩固的立足點，已經不再可能。或許正是兩人這種微妙的「難以安居」的「異鄉人」[註九 ]位置，和老是喜歡找麻煩的思想對象開刀的「鐵齒」性格，使其思想和理論產生某種獨特的魅力和批判力。
民主、科學、美學
兩個人的思想和理論雖然都存在（或許也是他們刻意尋求的）著某種「難以安居」的感覺，但在我看來他們卻又很明確繼承、延續某些批判的思想傳統。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中，「民主」與「科學」曾被視為是改進社會現況的良方。經過一個世紀各種或左或右的政治實踐歷史之後，趙剛和何乏筆都還是沒有放棄民主做為一種可欲的、批判的價值的存在。兩人雖然都承認民主在現今的社會經歷著危機，但都認為必須透過批判來改造民主的實踐，而非放棄民主。
同時（和很多後現代理論家不同）秉持著某種啟蒙運動以來的信念，兩人也相信科學仍是有助於民主深化與推展的利器。在趙剛那裡是透過「社會學想像力」的作用，在結合探知、實驗、討論的實踐，提升主體的「社會性智能」。這其中對整體社會結構和歷史總體的「結構性知識」的理解，是絕對不可或缺的。而何乏筆則是透過對日常生活中各種細節的「隱闇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掌握，以突破美學政治和經濟的操控，促成主體的自我創造和自由。
更進一步來看，他們都相信美學、民主、和科學是可以相互攜手合作的，相信求美不必然和求真、求善相衝突。趙剛相信智性的分析必須要有身體、在地經驗的向度，但同時由美學的敏感度產生的經驗，也要能提升到整體和經驗分析的層次，才能產生積極的力量。何乏筆則對傅柯在「性經驗史」導論一書中流露出來的「美學的逃遁」表示批判，同時透過阿多諾、馬庫色、伯梅等人的理論，設法將美感和身體經驗物質化，使其能夠被進行唯物、社會的分析和批判。
Tony Bennett的「將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
晚近的文化研究，開始逐漸擺脫「文本主義」的束縛，而逐漸要求重視文化和權力、物質制度設施之間的關連。並主張「將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要求重視國家在社會文化運作中扮演的角色。這其中英國學者Tony Bennett的一系列著作，對此取向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Tony Bennett認為國家在文化公共領域的作為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文化是做為國家透過「治理性」（governmenyality）進行社會「個體化」管理的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做為塑造人民、發展人民自主性的手段，其目的是：「想通過最大化地發展人民道德自我調整的能力，來實現社會控制的直接形式，以消除對國家的需要。」（Tony Bennett，？：71），因此國家的文化機構、文化領域存在著內部衝突，需要批判的知識份子透過論述和實踐進行介入。事實上在Tony Bennett看來國家的界限和性質本身都是不確定的，是由社會和歷史的鬥爭所決定的，Tony Bennett，1998：203）而非像阿圖色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那樣是鐵板一塊。
如前所述趙剛的「解放的培力政治」和何乏筆的「批判的修養論」，都把關懷的焦點放在激進的文化變革計畫上，那麼從這兩個「文化變革計畫」的角度來看Tony Bennett的「將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的構想，會對文化研究有什麼樣的啟發呢？
對自主性的重新提問
Tony Bennett認為國家的文化機構實踐具有培養人民「自主性」的一面，而這正是批判的知識份子可以介入對話的空間。然而值得提問的是，到底什麼是自主性？不論趙剛還是何乏筆都認為自主、自由都不是抽象、絕對的物體，而總是相對於某種具體的社會情境。那麼Tony Bennett所認為的自主到底是什麼？
在其討論博物館的文章中，Tony Bennett從歷史的角度反省到博物館在歐洲的發展歷史中，逐漸具有培養市民、教化市民的功能（Tony Bennett，1998：207）如果市民或公民就是Bennett理想中的「自由、自主」的個體的話，我們不用太多的理論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侷限性，這其中資產階級社會想像（優秀的市民不總是資產階級規矩的市民？）和國家機器（難道不是有了國家才會有公民？）的想像的限制。
也許我們可以從趙剛的培力政治構想來思考：國家的文化機構的正面意義，就在於有可能透過其資源的配置，進行社會主體的「培力」工作，使得社會主體更具有捍衛其生存所必要之資源，以及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更具體的來看，從米爾士的「社會學想像」的概念，我們可以提問，這些文化政策的實踐能否幫主體認識到超越其日常生活經驗之外的整體結構性力量的作用？亦或其實只是建構某種主體認同的神話？確實依照傅柯的理論，在歷史中自由總是和規訓辯證的發展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法在自由和規訓之間，建立某種歷史、社會批判的判準。也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法提問：究竟我們是付出多少代價，才取得現在擁有的「自由」？
以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來說，一連串的「尋根活動」、「大家來寫村史」活動，究竟能否幫助民眾認識到其生活情境和整體世界的連結？在目前社會現況，從農會幹部到基層農民對「全球化」、「WTO」的經濟威脅都能朗朗上口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可能幫助他們跳脫從日據到民國統治者更替的歷史觀，更深刻的把過去的歷史和整個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脈絡相連結？
從規訓權力到氣氛權力
使用「治理性」的概念，Bennett注意到博物館的展示設計、動線、物件擺置都可能形成不同的「真理政權」（Truth Regime），形塑主體的認同。但是如果從何乏筆的「批判的修養論」的觀點看，Bennett也在不知不覺中繼承了傅柯身體觀的侷限性，忽略了氣氛權力控制的存在。這種情緒和感受的控制，更加的細微，然而也更加需要進行認真的批判和分析。
從最近文化政策的發展來看，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經濟、美學經濟的發展，逐漸成為各國文化政策的重心。然而從目前所看到的研究來看，大都偏向於對國家經濟角色變化的分析，（例如；80年代新右派當代的政治背景），或者在批判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的同時，又不自覺的落入「美學本質化」的論述，或是對於「大眾文化」抱持過度樂觀的態度。
當然不需要太多的分析，我們很可以很直接的從「文化創意產業」的運作中，對其和資本的關連進行批判。然而從一個內在批判的角度來看，文化創意產業同時也寓含著主體可以透過掌握「氣氛美學」的知識，而使主體獲得自由的可能（Gernot Bohme，2003：31）。因此問題並非只關注於文化創意產業為何而運作？同時也要去提問，它要如何運作？怎麼運作？
從何乏筆的「批判的修養論」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台灣的經驗來看，許多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踐，其實是嚴重忽略細節的，甚至連創意也沒有。充斥的其實是無數的模仿，或者比較有品質的，就是迪斯奈式的「虛擬現實」。主體在其中並沒有可能去感受到，由於「自我逾越」造成的確定性的喪失，開啟「自我減損」的感性開發和多元經驗，從而促進自我的強化。反而接近惡質的單面向「自我逾越」的發展，讓主體不斷沈浸在對更多的虛擬現實、特殊體驗的追求中。
然而如果從「培力」的角度來看，「文化創意產業」的消費文化空間，並非沒有激進轉化的潛力。事實上哈伯瑪斯所說的沙龍、咖啡廳等「公共領域」，也都是一種消費空間。此間的問題並不只在於人為的實踐和活動，同時空間的設計、動線、物件擺設，就如同Tony Bennett所說的博物館一樣，都是重要的關鍵因素。只有掌握住這些細節，才有可能進行主體生活實踐的「批判的理性化」的可能。
六、結論
趙剛和何乏筆，一個接受英美以及社會學的學術訓練，一個受德法以及哲學的訓練，但都受馬克思主義傳統（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深遠影響的學者 ，都在尋求建立一種以美學為中介，以創造具批判性、能動性的主體為目標的文化計畫。這個文化計畫的內容和實踐還在發展中，從最近發表的文獻看來，趙剛越益趨向具體的政治經濟學與歷史分析，並思考和實踐「向大眾說話」的意義。何乏筆則在阿多諾、傅柯和中國儒學的氣論和身體論 中來回繞圈，尋求共通的語言和問題。
文化研究向來自我標榜為一門「跨領域」的學科，但常常繞不出國際學術分工的侷限。本文的寫作只能算是個嘗試性的思考，希望能引發一些對話和交流。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不同的學門，雖然有不同的思想傳統和理論關懷，但也許面對的都是共同的問題。如果能透過對話和交流，對共同面對的問題進行回應，也許能讓「文化研究」在這個時代中產生些更積極的作為。
註九：特別是在齊穆爾的意義上，參見其＜異鄉人＞，陸先恒等譯，當代雜誌91期：94---99。從這篇文章的結論來看。任何人，任何「發言位置」其實都帶著某種「異鄉性」，是某個意義上的「異鄉人」。這讓我想起某次和趙剛聊天時，他說：「我現在相信任何的位置，其實都會帶著某種尷尬。沒有什麼位置或立場，是在道德或政治上絕對穩當的…」大意如此。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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