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
我在美國修習犯罪學的過程中，有個教授曾經講過一個殘忍的笑話：如何區分第三世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呢？很簡單：看大規模隨機殺人的次數。次數越多，那個國家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當在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社會當中的生存，已經被大環境的壓力化約成單純的工時收入比的時候，或許除了社會頂端那1%的人以外，其餘都必須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的抉擇之間，載浮載陳，且最終都必須臣服在生活的壓力之下。在這樣的環境裡，忙碌的家人間想要交心，何其不易。於是，我們奉獻生命換來了衣食無虞，但同時我們也真正失去了彼此，喪失了對絕望的免疫力。
在此有人或許要問：一個衣食無虞的人，為何他會陷入絕望？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衣食無虞，才讓他們更無法處理這種疏離的絕望。當我沒辦法從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這像是一個漩渦。你不斷地去找別人確認自己的存在，卻越加發現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見的。
根據鄭捷在法庭上的公開陳述，在他執行計畫前，他吐了，也拉了肚子，他是緊張的，但他仍執意進行，因為他想要被記得。若各位曾經關注本案，或許可以發現到鄭捷很執著於他與自己的誓約，而他的誓約就是終極地毀滅自己。他告訴我們：他必須這麼做，因為這是他與自己的約定；如果他沒有守住這約定，那他的存在又更薄弱了。原先已經透明的自己，將變得更加無色。
.........
所謂的「怪物」，不會是天生生成的。我身為兩個小孩的父親，承辦這個案件，給我最深的啟示是：單是願意傾聽，就可能免除一場災難。傾聽與真切的關心，這是最便宜的，卻也是最珍貴的。如今我們都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難以撥冗去傾聽別人說出心底的話。
回到主題，如果一個個體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懷疑時，他會選擇抹滅自己，但在抹滅自己的同時，又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麼？不就是鄭捷所採取的手段？
.......
一個剛滿二十歲的人，他是實際「成年」了嗎？我認為，一個人即使滿了二十歲，他社會化的程度可能仍很有限。若今日一個社會化有限的個體，因為感受到疏離，而想要抹滅自己，又想要讓眾人記得時，那該怎麼處理？在這個時候，刑罰的存在，反而變成犯罪者用以展現自我的工具。
這種透過國家之手毀滅自己，也就是我稱為 suicide by proxy 的行為，通常會伴隨著大規模的周邊傷亡；但這種「人神共憤」、「罪無可逭」的處境，卻正是犯罪者渴望的最後一哩路：自我毀滅的同時，又得到社會的注意。可怕的是，我擔心這個現象將會日益普遍。一個人一旦在群體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這可能會是一條選擇的途徑。差別或許只在於：你要直接把刀子送進自己的身體，還是藉由國家之手來毀滅自己？
..............
每每說到這，總要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純視其為個人的犯罪？而非得要每次都與社會、社群掛鉤處理呢？為何每個人做的事情都要賴給國家社會呢？
我承認，幾百年前，或許應該有「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單純時代。但時至今日，人類的互動已經交錯密切到難以想像，我們很難說，一個人的決定完全出於己意，而與他所處的社會無關。舉一個例子，一個人的性格，難道與他所遭遇到父母、親人、同儕的對待、冷落或排擠毫無干係？
若我們承認上述這點，那應該也要認識到：國家作為一個系統的管理者，有其應負的責任。這個責任也正是「福利國原則」另一方面的體認──國家既承受了人民的稅收，就必須提供一個較為友善的生活水準，像是提升工資，減少過勞的處境；或許試著讓父母有機會在六點前下班，有餘裕和孩子共進晚餐，降低小孩內心的疏離與孤寂。
各位可以去研究各國的重大犯罪史，你可能會發現到這些罪犯毀滅性的人格，其形成都與一件事有關：被忽視。不一定要被虐待，但都會受到長期的、嚴重的忽視。因為被忽視，他們很早就學會了自我否定，以及認識到一件事：他必須長期跟「欠缺安全感」這件事相處。
這裡的安全感，並非侷限在飲食的溫飽有無的安全感，而是延伸到：你能否確信，有人會在你需要時對你伸出援手，你墜落時是否底下有網子會承接住，你在絕望時是否仍有路可去。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要形塑出這樣的安全感顯得很困難。而一個長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終往往會學會以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形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27-opinion-leonhuang-mon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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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修習犯罪學的過程中，有個教授曾經講過一個殘忍的笑話：如何區分第三世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呢？很簡單：看大規模隨機殺人的次數。次數越多，那個國家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當在工業化或者現代化社會當中的生存，已經被大環境的壓力化約成單純的工時收入比的時候，或許除了社會頂端那1%的人以外，其餘都必須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的抉擇之間，載浮載陳，且最終都必須臣服在生活的壓力之下。在這樣的環境裡，忙碌的家人間想要交心，何其不易。於是，我們奉獻生命換來了衣食無虞，但同時我們也真正失去了彼此，喪失了對絕望的免疫力。
在此有人或許要問：一個衣食無虞的人，為何他會陷入絕望？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衣食無虞，才讓他們更無法處理這種疏離的絕望。當我沒辦法從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這像是一個漩渦。你不斷地去找別人確認自己的存在，卻越加發現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見的。
根據鄭捷在法庭上的公開陳述，在他執行計畫前，他吐了，也拉了肚子，他是緊張的，但他仍執意進行，因為他想要被記得。若各位曾經關注本案，或許可以發現到鄭捷很執著於他與自己的誓約，而他的誓約就是終極地毀滅自己。他告訴我們：他必須這麼做，因為這是他與自己的約定；如果他沒有守住這約定，那他的存在又更薄弱了。原先已經透明的自己，將變得更加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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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怪物」，不會是天生生成的。我身為兩個小孩的父親，承辦這個案件，給我最深的啟示是：單是願意傾聽，就可能免除一場災難。傾聽與真切的關心，這是最便宜的，卻也是最珍貴的。如今我們都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難以撥冗去傾聽別人說出心底的話。
回到主題，如果一個個體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懷疑時，他會選擇抹滅自己，但在抹滅自己的同時，又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麼？不就是鄭捷所採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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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剛滿二十歲的人，他是實際「成年」了嗎？我認為，一個人即使滿了二十歲，他社會化的程度可能仍很有限。若今日一個社會化有限的個體，因為感受到疏離，而想要抹滅自己，又想要讓眾人記得時，那該怎麼處理？在這個時候，刑罰的存在，反而變成犯罪者用以展現自我的工具。
這種透過國家之手毀滅自己，也就是我稱為 suicide by proxy 的行為，通常會伴隨著大規模的周邊傷亡；但這種「人神共憤」、「罪無可逭」的處境，卻正是犯罪者渴望的最後一哩路：自我毀滅的同時，又得到社會的注意。可怕的是，我擔心這個現象將會日益普遍。一個人一旦在群體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這可能會是一條選擇的途徑。差別或許只在於：你要直接把刀子送進自己的身體，還是藉由國家之手來毀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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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說到這，總要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單純視其為個人的犯罪？而非得要每次都與社會、社群掛鉤處理呢？為何每個人做的事情都要賴給國家社會呢？
我承認，幾百年前，或許應該有「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單純時代。但時至今日，人類的互動已經交錯密切到難以想像，我們很難說，一個人的決定完全出於己意，而與他所處的社會無關。舉一個例子，一個人的性格，難道與他所遭遇到父母、親人、同儕的對待、冷落或排擠毫無干係？
若我們承認上述這點，那應該也要認識到：國家作為一個系統的管理者，有其應負的責任。這個責任也正是「福利國原則」另一方面的體認──國家既承受了人民的稅收，就必須提供一個較為友善的生活水準，像是提升工資，減少過勞的處境；或許試著讓父母有機會在六點前下班，有餘裕和孩子共進晚餐，降低小孩內心的疏離與孤寂。
各位可以去研究各國的重大犯罪史，你可能會發現到這些罪犯毀滅性的人格，其形成都與一件事有關：被忽視。不一定要被虐待，但都會受到長期的、嚴重的忽視。因為被忽視，他們很早就學會了自我否定，以及認識到一件事：他必須長期跟「欠缺安全感」這件事相處。
這裡的安全感，並非侷限在飲食的溫飽有無的安全感，而是延伸到：你能否確信，有人會在你需要時對你伸出援手，你墜落時是否底下有網子會承接住，你在絕望時是否仍有路可去。但是，在我們現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要形塑出這樣的安全感顯得很困難。而一個長期欠缺安全感的人格，最終往往會學會以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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