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念研究所的時候，幫老師做的一篇研究。研究問題意識是我提出來的的，不過後來的研究過程、撰寫，卻是老師和其他研究人而完成的。據說老師後來有把這篇論文發表在客家學術期刊上，不過這幾年離開學術研究太遠，也沒注意到。
本文為初稿，請勿轉載引用，如欲轉載引用，請和作者聯繫。
計畫名稱：鍾理和與龍瑛宗：台灣南北客家文化經驗差異之研究
主持人：蔣淑貞（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將兩位客籍作家放在相對的位置，旨在說明二者對於「客家情結」有不同的詮釋方式，因而造成他們在台灣文學中的位階懸殊──鍾理和享有「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之譽，代表台灣農民強烈的反抗精神，而龍瑛宗則博得「台灣知識份子的委屈」的認可，被放在台灣文學論述中的邊緣位置。兩位作家所代表的客家情結，簡言之，是一種居於族群弱勢的自覺感受，然發之為文，卻衍生出不同的寫作風格：鍾理和的是「反抗性」，生命實踐上雖得到「背德者、敗家子、殘廢者」的指控，終究不改其志，極符合台灣文學論述的「正港」(authentic) 戰鬥精神；而龍瑛宗的則是「被壓迫性」，表現出「屈從、自棄、唯美」，加上曾經受到日本文壇肯定而被劃為「御用作家」，戰後停筆數十年，遲至1980年代解嚴後才逐漸受到討論，但在比較激進的評論家眼中，並不屬於正宗寫實主義的台灣文學核心作家群。本文以為這兩位作家對於客家情結的感受植基於他們的「客家意識」，而其客家意識並非具有本質性的集體認同，而是源於地方歷史和區域文化的特殊建構：鍾理和的美濃代表南部客家內聚團結的特色，而龍瑛宗的北埔家鄉則代表北部客家的族群跨越與融合。這兩地的客家意識雖有相似處（如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不平等），但歧異點更能說明客家主體性其實不只一個，也因此今天我們談客家認同時，不能把客家意識看成鐵板一塊的整體，這在談客家離散 (Hakka diaspora) 時是如此，另外即使在台灣本土談客家認同，也應注意到客家文化模式的非單一性。本文指出，鍾理和受到論述者的熱切關注，極有可能是他們檢選了客家意識的其中一個面向（勤奮、硬頸、農民的受壓迫），因為那符合台灣文學在建構主體性時所需要的規劃疆界的策略，而龍瑛宗的另一種客家意識（強調越界、融合所需要的忍從精神）所彰顯的生命力反而受到忽視或誤解。
關鍵字：台灣文學、客家文學、鍾理和、龍瑛宗
前言
2004年10月位於台南市的國家台灣文學館為慶祝建館一週年，特別推出鍾理和文學展，展期長達半年（10月16日至2005年3月26日），另外還配合三場「鍾理和文學座談會」，兩場戶外電影（其中一場播映李行導演的《原鄉人》）、三場小型講座（介紹鍾理和故鄉美濃的地方產業──米食、菸樓和藍染）以及一場「鍾理和文學之旅」（參觀鍾理和紀念館）。其中座談會部份，特別以「寫在土地上的農民文學」來凸顯鍾理和符合台灣文學的寫實主義（或說「現實主義」）的傳統，這不禁令人回想起一年前「國家台灣文學館」成立之時各派台灣文學論述者的激烈辯論──誰有資格進入台灣文學經典系列。此時推出鍾理和，以這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代表正統的台灣文學，其中的一個原因應該是他最不具爭議性，不管統獨那一派，都可以在鍾理和的作品中找到認同的對象。
這位作家雖然早逝（1915-1960），但其作品由張良澤於1976年代為出版，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第一個有個人全集的作家。而他個人遭遇「從大地主少爺而貧病交迫，從天堂跌落地獄的劇變」（鍾肇政序，《鍾理和全集》，6），執意娶同姓女子鍾平妹的淒美愛情，以及描繪1930年代台灣農村農民生活的變遷，皆反映在其作品中，處處可見強烈的土地情感和反抗精神，為他贏得「用生命寫作」、「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的美譽。葉石濤在紀錄片《作家身影系列二》中，便直言鍾理和「繼承台灣新文學傳統，誠實生活，誠實寫作。」不過，他的反抗不是直接的殖民反抗，因為他生活在美濃客家庄並沒有接觸日本人。據鄭清文的看法，他的不滿是因為不滿日本擴張領土的野心，所以開始接觸中國，也寫了一系列短篇故事，描述北平大雜院小市民的劣根性。1980年在北平有一場「鍾理和作品研討會」，幾位大陸學者推崇鍾理和的原因也是因為他是「現實主義的作家」，寫活了北京的口語、對話，對於抗戰的艱苦階段以紀實的手法記錄下來，至於批判北京市民的自私落後，應歸咎於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不能認為他對我們這個民族悲觀」（《作家身影系列二第6集：鍾理和》）。
相較於這樣一位兩岸評論者都喜愛的作家，差不多同時創作的龍瑛宗（1912-1999）就顯得能見度不高。論者多集中在他偏於妥協的性格，所以在高唱民族意識的台灣文學研究者眼中，就比較缺乏抵抗精神，作品也被標示為「逃避文學」，描述的人物一直苦惱於「自我」和「外界」的衝突，總是選擇「調和」。另外他的個性內向、口吃，常遭文人排擠。所得到的評價不外乎「具有現實批判、內省的精神」，或是「以弱者的孤獨姿態與弱者同進退」。葉石濤以「客家情結」凸顯龍瑛宗的特徵，說他受到日本殖民和福佬系作家的雙重歧視，是個被異化、疏離的主體。這種客家情結充滿了被壓抑的心理挫折感，在李喬1992年編的《台灣客家文學選集I》中，就不收他的作品（但有鍾理和），顯然認為他不夠「正牌」（參見李喬為該書寫的序〈正牌客家詩文〉）。而在2004年同樣由李喬主編（加上另外兩位許素蘭、劉慧貞）的《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則收了龍瑛宗的〈貘〉和鍾理和的〈貧賤夫妻〉，在序中他對龍瑛宗的欣賞只是在文學技巧方面：「筆淡意遠，非再三品嚐不易領會真味」，但是談到鍾理和時，則說「『招牌的鍾理和風格』，以溫柔筆觸寫生涯的艱辛，生命的無奈」，恰恰符合起自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特色之一──「最富人道主義的平民文學農民文學」（李喬，2004，6-7）。這本選集顯然有當作教科書的企圖，每篇作品皆附「作者速寫」、「作品倒讀」和「延伸閱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導讀部份，由許素蘭主筆，在詮釋〈貘〉時，刻意地朝「正確的」客家意識方向解讀，令人感覺這本教科書所要提倡的客家認同已經有了定調，也就是鍾理和那種的具反抗意識的硬頸客家，不是我所看到的龍瑛宗式的融合。
本文以為這兩位作家對於客家情結的感受其實植基於他們的「客家意識」，而其客家意識並非具有本質性的集體認同，而是源於地方歷史和區域文化的特殊建構：鍾理和的美濃代表南部客家內聚團結的特色，而龍瑛宗的北埔家鄉則代表北部客家的族群跨越與融合。這兩地的客家意識雖有相似處（如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不平等），但歧異點更能說明客家主體性其實不只一個，也因此今天我們談客家認同時，不能把客家意識看成鐵板一塊的整體，這在談客家離散 (Hakka diaspora) 時是如此，另外即使在台灣本土談客家認同，也應注意到客家文化模式的非單一性。本文指出，鍾理和受到論述者的熱切關注，極有可能是他們檢選了客家意識的其中一個面向（勤奮、硬頸、農民的受壓迫），因為那符合台灣文學在建構主體性時所需要的規劃疆界的策略，而龍瑛宗的另一種客家意識（強調越界、融合所需要的忍從精神）所彰顯的生命力反而受到忽視或誤解。
以下分四部份討論兩位作家基於南北客家文化經驗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客家情結」：生平與作品簡介、南北客家聚落的發展、鍾理和的客家意識、龍瑛宗的客家意識。
作家的生平與作品簡介
鍾理和，1915年出生於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日治時期為屏東郡高樹庄，俗稱「新大路關」），祖籍廣東梅縣，祖父、父親皆從事農業。鍾的父親鍾鎮榮為地方富農，除了農事耕作外也參與各種事業投資，日人據台時期改名為鍾蕃薯，為高樹一帶幾乎無人不知的聞人。由於家境還算富裕，鍾幼年得以同時接受日文及私塾漢文教育，不過學歷上只有小學高等科畢業。1932年鍾家遷居美濃尖山，鍾理和即協助父親經營笠山農場，並因此認識鍾台妹。1938年，鍾理和在不滿同姓不婚的習俗下，隻身渡海前往瀋陽，並進入當地的「滿州自動車學校」，1940年返台帶鍾台妹經韓國前往中國東北。1941年遷居北京後，鍾曾在日人開辦的「華北經濟調查所」擔任翻譯員，不過不久即辭職而以煤炭零售商為生，而後專心寫作，經濟上則靠一名表兄弟接濟。1946年與妻台妹、長子鐵民搭難民船回台，曾短暫任職內埔國中代用教師，後即因肺疾輾轉於醫院與家鄉之間，1960年逝世。
有關鍾理和的著作，就其取材大致被分為三類：一是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回憶和對台灣人命運的感思，這類的作品包含〈門〉、〈夾竹桃〉、〈白薯的悲哀〉等；二是個人的生活經驗，這種具有濃厚自傳色彩的文本，呈現在如長篇小說《笠山農場》，以及短篇小說〈奔逃〉、〈復活〉、〈貧賤夫妻〉等；三為農村、農民與鄉居生活，除了諸如〈故鄉四部〉、〈菸樓〉、〈作田〉、〈雨〉等作品外，在上述自傳體小說中亦多有描繪，而這自然是源自鍾乃出身農家，其後又復歸於農村之原因。也正因為鍾許多的文學描述充滿濃厚的鄉土氣息，因此一般評論者多以「鄉土文學」來界定鍾的作品。
龍瑛宗，本名劉榮宗，1911年生於新竹北埔，祖籍廣東省饒平縣。龍為劉家來台第四代，其曾祖來台後死於流離顛沛，祖父則歿於泰雅族人手中。龍的父親入贅彭家，協助經營雜貨舖子。其後雖曾一度擴張家業，走入屠宰這一行業並做起樟腦油的生意，卻因腦丁與泰雅族人的衝突，導致家業全毀，只能落得當個占卜先生維生。家道的衰落使得龍瑛宗自幼生活在貧困當中，而這也使得他在後來一直必須負擔家中生計。龍在幼年入北埔公學校學習日文，1930年畢業於台灣商工學校，旋即至台灣銀行工作，並被派至南投分行服務，1934年轉回台北本行。龍於1936年與李耐女士結婚，1941年又被調至花蓮台銀分行。1942年，龍瑛宗辭去銀行工作，到「台灣日日新聞」擔任編輯，1944年再轉任台灣新報附屬雜誌「台新旬報」編輯委員。戰後，龍曾短暫編輯《中華日報日文版》以及《山光旬刊》，1949年則入合作金庫當辦事員，直到1976年退休，1999年逝世。
相較於鍾理和，龍瑛宗的作品在戰後顯然較少受到評論者的注目。不過，就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創作來說，龍瑛宗乃不可忽視之一員。1937年〈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獲選為日本《改造》雜誌「佳作推薦獎」，龍隨即在文壇嶄露頭角，並於1940年加入「台灣文藝家協會」，擔任《文藝台灣》編輯委員。有評論者以為，若是龍能持續創作，其作品將可達世界級之水準（葉石濤，1987）。而在1942年10月，龍瑛宗也與西川滿、張文環及濱田隼雄共同被選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台灣地區代表。然太平洋戰爭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並禁用日語，而不黯「國語」的龍瑛宗也幾乎停止寫作，直到退休後才又重新執筆。
不同於日治時期台灣多數作家對於台灣鄉民社會的描繪，龍瑛宗的創作所呈現的，主要是知識份子在時代中的漂泊與無力感，同時著重以客觀的手法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面。加上早期龍僅能以日文閱讀、寫作，其文學養料大多以日本文學為主，尤其深受如島崎藤村等自然主義作家之影響，因此其作品向來被認為「融匯了現代主義個人式的內省與質疑，及感覺派纖細唯美的色彩」（張恆豪，1991）。除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外，日治時期龍的主要作品還有〈夕照〉、〈午前的懸崖〉、〈白色的山脈〉、〈不知道的幸福〉、〈貘〉等短篇小說，並出版有文學評論集《孤獨的蠹魚》一書。而戰後沈寂近三十年的龍瑛宗，不僅寫下其唯一一部長篇小說《紅塵》，以及短篇〈杜甫在長安〉等，同時也發表〈夜流〉、〈斷雲〉、〈勁風與野草〉等自傳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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