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從「大學」看中國傳統修身論的侷限性：
何乏筆將中國的「修身哲學」結合上社會運動和批判的嘗試，強調個人的修身和整體社會的改造是相互關連的。這可能會讓很多人馬上想到大學的一段話：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後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致於庶人，亦是皆以修身為本…」。
朱子在大學章句中說：『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可見得這段話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從這段話中，似乎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個人的修身是可以影響到社會大環境的。
但是這裡面有幾個問題必須被考慮到，首先在這段話裡面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個人和團體的關係是像同心圓式的展開的。這種思想的根源部分來自中國思想的「薩滿教」（巫祝）傳統，相信天人、物我的同質論。另一部份則來自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說的：「鄉土社會」。林安梧先生在「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一書中，提到由於中國的鄉土社會的特質，「每一個村落幾乎成為一個完足的單元」因此相對於其他村落，他可以是封閉的、隔離的。因為是封閉的、隔離的，人與人的關係自也單純，因此是一種「內聚」的關係。
『內聚的關係強調的是熟悉，是生命之氣的感通….顯然地。內聚的關係乃是一連續的關係，人與人的連續、人與土地的連續…一切都是自然連在一起的。』
重點是，在這樣的連續的、相互熟悉的社會裡，是沒有所謂陌生人或者「異己」的概念的。但是如果要在現代社會談修身的話，則如何去面對一個不同的身體，和其相互、互動、溝通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辦法發展出一種對不同的身體（例如同性戀、外國人…）的對待，而只寄望在形上學的人我同質論上，則這樣的修身很難不變成一種法西斯式造人運動的變體。
第二，由於先天上設定了社會、環境的同質性，因此這樣的理論不大考慮到其他種的力量對個人修身及向外推開的可能性。用一個比方，一般常用「風行草偃」來形容君子的德行感化人之快速，但是在現代社會中一片草原上可能不只有一個方向的風吹起，則這些風彼此的相互糾纏、衝突、鬥爭，是大學的這段話沒有考慮到的。當然，依古書的講法，這是君子的品德修行不夠，不足以感人，要再修。（不過我倒想問的是，怎樣的『修』才有可能抵禦資本的力量？）
第三、在這個論述中，完全沒有考慮到國家或上位者，透過強制力進行由上往下「修身」、「規訓」的可能，更不會提到對其制衡、反抗的可能性。這種傳統中國哲學對政權性質的盲點，早經很多思想家指出過。
如果依何乏筆的意見，內聖問題的從新思考必須從身體與空間、環境的關連來談，那麼傳統中國哲學的同質化社會背景的基礎和今天的資本主義、多元社會的差異性恐怕必須先被考慮進去。
四、 全球化情境下「傳統」的意義及可能：
何乏筆在文中所談到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各種細密的控制，初看之下可能和我們的直接經驗相反，因太過自由而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抉擇倒反而比較像是現代人的真實處境。。
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對現狀可能直接感覺到的是，比以前更加的自由，更大的選擇空間。
以食物為例，依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的說法，過去人類在食物的選擇，都受到地理和風俗習慣的限制，也就是說沒什麼好選擇的。但是今天由於交通和通訊工具的發達，你可以在一個地方（例如台北），吃到世界各地各種食物。甚至還可以根據營養份、宗教習慣甚至生態原則而對食物進行抉擇。在過去只可能出現營養不良的問題，現在肥胖和厭食症反而成了現代人在飲食上的大問題，如何選擇、為何選擇反而是現代人在飲食上必須不斷面對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無所適從的情境下，「傳統」變成了選擇的重要依據，而比起過去三十年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各種的文化保存運動（包括社區運動），甚至最極端的各種文化、種族的「基本教義派」的興起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過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 事實上人面對的不是一個傳統，而是多個傳統。因此雖然人比以前更依憑傳統做抉擇。但人們首先必須在多個傳統中做選擇。就像在全球化情境下的許多事物，傳統的內容和定位也是必須不斷接受質疑和挑戰的，這些挑戰有的可能是來自內部、有的可能來自外部（另一種傳統的挑戰）
第二、 傳統不見得是和資本、市場的力量相對抗的，更有可能的是和傳統相互結合，以獲得更大的利潤。例如台灣的開喜烏龍茶，北埔的客家茶館的例子。
第三、 同時傳統的成立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地合法的。傳統經常是許多生活、論述的實踐結合累積起來的結果。也就是傅科說的「規訓權力」的效果。用何乏筆的話來說，某種傳統的成立，其實也就是某種「修身」（或被修身）過程的成果。
因此在全球化情境下，我們需要某種傳統（或論述），幫助我們批判、反抗全資本透過各種方式或明或暗的對我們進行的控制（如伯梅所說的「氣氛經濟」「美學控制」。而這個傳統並不見得完全是要是西方的、啟蒙的批判的傳統（如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我相信它更有可能是一種批判的、啟蒙的傳統和在地的某種傳統的相結合。而這樣的結合可能會比單是高舉啟蒙的、批判的傳統更有效果。
以慈濟作為一個例子吧！它在921震災及各種社會救助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而這樣驚人的表現，除了組織的因素外，就是很傳統的佛教做功德、行善的思想觀念。而組織其實又是和思想觀念相互為用的。西方的基督教尚能發展出「解放神學」、「女性主義神學」的理論，那麼難道傳統中國哲學就不可能發展出某種批判、解放的潛力的傳統出來嗎？雖然在台灣還看不到儒學和某種民族主義相結合的危險性，但如果我們不能放著讓尼采只是被後現代派和極右派進行挪用、詮釋，那又何必放著儒學被「國粹派」或未來的民族主義者去做詮釋呢？
何乏筆認為修身在未來是個潛力無窮的題目，而中國哲學在這方面可以提供某種資源。但是如考慮到些修身和環境、社會的關連，則不可否認的中國的哲學大多還是停在一個「修心」而非修身的傳統下。
在這方面我個人覺得潛力最大的是明末王船山的哲學，相較于宋明的許多儒學家，他的思想更多的考慮到外在環境的實在性及和個人自身的關連。我覺得由他的哲學發展出去，是有可能拉出一個具有批判、社會意義的修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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