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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MTV台常重複播放《街頭日記》這部電影，片中的內容敘述美國Long Beach一位教高中英國文學女老師如何運用教育帶領孩子面對校園暴力與種族歧視。除了MTV台播放這部電影頗有意義外，適逢台灣教育界正因為霸凌問題鬧得沸沸揚揚，片子老師Erin Gruwell的遭遇與策略似乎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如何面對台灣校園的霸凌問題。

 

請先容我引用維基百科的內容介紹一下這部電影的背景與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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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是一部2007年由派拉蒙電影公司發行，李察·拉葛凡尼斯(Richard LaGravenese)執導，根據1999年出版的教育勵志書籍街頭日記(The Freedom writers diary) 原著改編。 

本片描述一名菜鳥老師希拉蕊·史旺飾演，抱著滿腔的教育熱誠，來到加州威爾森高中，第一個面臨的挑戰就是，接手學校被迫成立的種族融合實驗班，一群年紀輕輕的高中生，卻因為生長懷境、家庭因素等等，成為被社會遺棄的幫派犧牲者，沒有人認為他們可以順利畢業，甚至心中最大的願望是活過18歲。

來自中上階層白人社區的古薇爾老師，不願流於校方的一貫態度:只把教育當做一份可以領薪水的工作，捲起袖子瞭解學生每天面對的是幫派、毒品、性、暴力充斥的街頭戰場，這群大家口中的「問題學生」不是不想讀書，而是沒有人給他們機會，古薇爾老師鼓勵他們閱讀並寫下日記，傾聽他們想說的，儘管校方不支持她的計劃，她自行兼差籌募經費，買書給學生閱讀，最後學生們一個一個的從黑暗的街頭走回教室...

203教室的奇蹟正在俏俏的上演，老師的用心與無侮付出挽救了這些邊緣的孩子，更進一步幫自已正名為自由寫手。

因原著集結了150位自由寫手的真實人生故事，2小時的電影無法將全部內容搬上大瑩幕，閱讀原著可以更深一層窺探，劇中學生、老師所面臨的現實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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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前段敘述Long Beach的種族問題如何演變成嚴重的校園暴力，不同種族之間的學生為了自保，必須要組成幫派，甚至還將刀槍帶進校園。初入校園職場的英文老師Erin Gruwell所要面對的是一群被家人放棄、被學校放棄的孩子，但當她仍然不放棄改變孩子的希望。在一次的課堂上，她發現亞裔學生竟然畫了一幅漫畫取笑黑人同學，並且在班上傳閱，這才讓她停下原本的課程，開始告訴學生這樣的取笑與鄙視就是種族屠殺的開始，學生的作為和希特勒與納粹無異。在接下來的課程裡，《街頭日記》改變原本的教學計畫，轉而讓學生透過書寫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閱讀與種族、幫派、屠殺相關的偉大文學作品，這建立起他們的同理心，也讓學生拾起對於自己的希望。

        台灣的環境有比Long Beach差嗎？當種族問題、槍械問題等不存在於台灣社會，學生們卻還是組成幫派霸凌其他同學時，我們都不禁要問，台灣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網友Zen提出「家庭功能的崩解」來解釋，我認為他點出了相當重要的癥結，但是要改變的絕對不只家庭，老師們更需要有面對這些使用霸凌的學生的態度與方法。《街頭日記》裡，Erin Gruwell停下原本的課程進度，帶領學生直接面對種族與暴力問題，引導學生思考、討論與反省，並且帶領學生走出校外，直接與二次大戰中種族屠殺中的倖存者對話。這些背離學校既定教育規劃的作法，雖然引發同校老師的不滿,，卻讓學生能夠從過程裡重新以自己的經驗為出發點，讓教育的價值走進他們的生命裡。我試問，當校園裡發生霸凌事件，台灣的學校老師是否有這樣的勇氣、態度與作為，帶領學生面對暴力、化解暴力與預防暴力的發生？亦或，台灣的教育制度是否允許也有如此熱情的老師，讓老師能夠先放下考試的壓力，帶領學生思考更重要的生命議題？

        在這裡，讓我說一下我國中的遭遇。那是個能力分班和常態分班不分的年代，習慣能力分班的學校還找不出一套教育方法面對全班素質不一的學生，我的班雖然不是放牛班，但是一半以上的同學到了國二幾乎都放棄了競爭，更不用說到了國三，老師們推不動已經自我放棄的同學，把重心擺在我們幾個成績還算ok的學生身上。在這樣的環境裡，我也成了被言語霸凌的對象，幾個同學常拿我的名字取笑，或是對我惡作劇，抽屜或書包裡常莫名其妙出現垃圾，桌子上也會被塗鴉。其他同學更慘，在同學面前被脫褲子、直接被毆打等，在班上都不是稀奇的事。那時的我上學壓力不小，只想著趕快畢業，早點離開那個讓我不開心的環境。幾年後，當我已經進入台大唸研究所，國中同學開了第一次同學會，當初的欺負我的同學早已忘了當初對我的所作所為，但當我看到他們的臉，國中時期不愉快的經驗又重新回到了腦中。

        唸了人類學以後，對於這深烙在我心裡的這一段不愉快回憶有了不同的想法。那個年代的國中生，被灌輸唯一的人生目標就是高中聯考，在高中聯考失利，似乎就宣告未來的人生即將失敗。於是不少同學，包含我自己，從國一就開始在放學後進補習班補習，一個禮拜三天到四天都在補習班度過。而這些曾經欺負我的同學，他們的父母因為經濟的因素無法供他們補習費，也因為自己本身教育程度有限無法給他們足夠的輔導，只能放任他們自己面對越來越競爭的課業。這些沒有機會得到同等競爭機會的同學，成績隨著越接近高中聯考不斷退步，老師認為他們放棄自己的人生，所以也跟著放棄他們。但換個角度來看，他們也是不光是升學制度下的犧牲者，更是在社會經濟不平等下失去了競爭能力與機會。他們當時只是國中生，還沒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卻要面對來自學校的放棄態度，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看不起，他們只能想辦法讓自己在班級團體裡佔到一個有權力的位置，不管用什麼方法，就是不要讓人看不起他們。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在那個時候有老師能夠停下競爭的腳步，先幫助這些同學，帶領同學們一起思考學習的價值與意義，是否就能激發起這些學生向上的動力，而不是淪入自我放棄的輪迴。如果有老師願意帶領他們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而不是一味著追著聯考成績，是否我和其他同學就可以有更快樂的國中回憶，而不是只剩下對於霸凌的恐懼。我不甚了解當前台灣的國中教育，但從我的經驗來看，國中這個階段在台灣人的集體生命經驗裡，代表著快樂童年結束，開始面對來自社會的種種壓力。家庭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在這個階段裡，隨著孩子們的思想逐漸成熟，也開始轉化成為同學之間地位身分上的差距。在同一個行政區裡的小孩，有的家庭比較富裕，能供小孩補習、學才藝與寒暑假出國遊學，但有些家庭相對經濟拮据，父母親忙著工作應付維持家庭的經濟壓力外，實在無力再撥出另外一筆金額讓孩子得到學校教育以外的學習機會。「家庭功能的崩解」並不代表學生就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也不代表學校就沒有責任帶領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目標，相反的是，老師們面對這樣的學生，代表著是一個外來的援手，只要願意拉他們一把，這些學生也能懂得尊重自己與別人，更能懂得把生命握在自己的手上。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已經是身為家長的朋友們，還是未來將成為家長的朋友們，包括我自己，是否都能讓關愛的眼光不僅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也給這些需要幫助的學生一個機會、一些時間、一點鼓勵與支持。

        看《街頭日記》在《心中的小星星》與《三個傻瓜》之後，提醒了我教育所要面對的不光是大學裡的優秀學生或是等待啟蒙的小學生，更有這樣一群踏入社會一半，跟著大人一起面對社會不平等與壓力的孩子，等待著老師們伸出手拉他們一把。他們或許不像《街頭日記》裡的學生每日得面對生死的挑戰，但對他們而言，教育一樣不該是只為了分數，而是為了生命的救贖與前進！

  

 

相關閱讀：

天下雜誌專訪Erin Gruwell：

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page=1&id=36369

 

《街頭日記》專書介紹：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14845

Freedom Writers Foundation （Erun Gruwell所成立的基金會，宗旨在幫助青少年教育）:

http://www.freedomwritersfoundation.org/site/c.kqIXL2PFJtH/b.2300099/k.E451/Overview.htm

 

 

註：以上影像偕引用自《街頭日記》於「開眼電影」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