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24）因爲芒草心，這本書從圖書館借回來有些日子了
《無家者》，有些些不想開啟的一本書
也許因為工作的地方在萬華
多少看見艋舺的生活，説真格的並不喜歡這樣的氛圍
空洞的靈魂聚會一處，有時放下了尊嚴，喧囂、醉酒自我放逐到若無旁人
街友，在我心中有先入為主的觀感
一個我從未想去思索的世界
在《無家者》看到許多人生百態，許多故事，許多的選擇，
也看到人性溫暖的一面
我想，如果有能力，應該沒有人願意過流浪，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吧？
娑婆世界，有種種考驗
也許經歷貧窮、病痛、迷茫、放棄、墮落
有些也承認「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歧途而後的自我放逐
無容身之處，在社會底層流浪著
p158,阿明説，「街友就像被摩西帶領出埃及的那兩百萬人一樣，很需要有人帶他們找到一個迦南地」，街頭生活久了他，看盡人生百態，更提醒該研究的是「把人放到一個環境裡逼久了，腦筋會逐漸失常的現象」，不一定發生在街友身上，「那些看起來正常的人更恐怖，現在人的臉看起來被一種毒深度催眠，可能腦子裡的意識形態也在改變」
也許透過信仰，透過愛，透過社會福利和民間的人道關懷、給工作機會，慢慢拉回他們的自信，重新站起自立更生
因為失去，感同身受，反而更懂得奉獻自己，回饋需要幫助的人
如書中屢次輕生，後來成福音傳道人
如進出牢獄的逃兵，成了介紹工作給無家者的舉牌工領班
這是一個良善的循環
社會的資源，弱勢的機會取得本就少了，然而他們才是最需要的一群
給釣魚的機會，自立更生有尊嚴，才能減少社會的包袱
社工廣度的運用有限的資源，讓更多人得到確切的幫助
企業和有愛之人財布施、無畏布施，成就種種良善循環
在黑暗中也有一絲絲光明串起
《無家者》也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去觀察，在資源缺乏，底層生活，他們的生活經歷、智慧，豁達的生命，反而提醒你我對人生的思索和取捨
《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李玟萱
Life Stories of the Homeless in Taiwan
一個人，為什麼會變得無家可歸？
十位無家者的真實故事，五位資深社工的真情告白
他，曾經是西進中國的台商
他，曾經是野雞車大亨
他，曾經是工廠作業員
他，曾經是家暴受害者
每一個街頭的他，都有一段故事
在大城市裡，街友常常是一群不被看見的人
許多人路過他們身邊，卻很少人靠近他們的世界
他們在街頭暗角得不到肯認，很多時候更被當成過街老鼠
但他們絕對不是街頭鼠輩，而跟你我一樣，有著有血有淚的真實人生。
本書記錄了台灣街友的生命故事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各有不同背景
他們曾是軍人、商人、工人、保全、更生人、幫派分子、身心障礙者
卻都在時代流轉、社會變遷與個人困境的交織下，成了流浪街頭的人
不試圖控訴、不博取同情、也不採取勵志的角度
作者以平實的口吻描述每個人從「有家」到「無家」的過程
呈現他們在街頭的掙扎、反省、自我懷疑，什至想自我了斷的心情
透過這些故事，讀者將看見台灣街頭社會中
既存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也有著貧困者相互扶持的集體力量
本書另收錄五名資深街友工作者的故事。每位都不是一開始就決定踏入這個領域，也不是社工科班出身，他們曾經是記者、田野工作者、老師、焊接工人、志工，卻在因緣際會下投身街友服務，成為台灣第一批街友工作者。
他們竭盡所能協助街友，除了三餐溫飽之外，也開發各種工作，不僅展現了工作者的創意，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在為開拓「正常」以外的生存方式，試圖證明在主流社會的框架之外，還有另類的生存模式，可以適用於被社會排除的人。
透過這些故事，或許可以思考：
城市的存在與發展，難道只為了善待特定人群？
是否可能包容所有在此生存的住民？
透過他們的生命，也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
他們或許就是曾經或未來的我們，他們與我們是否真的那麼不同。
作者：李玟萱
作詞人、文字工作者、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
九二一地震後投入災區重建，曾在台灣原住民族部落重建同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921社區重建關懷體系、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等機構工作，在中部地區待了八年。2012-2013擔任萬華社區大學與萬華社會福利中心合辦之街友繪畫課為期一年的隨堂助教，是與街友接觸的開端；後又參與台灣夢想城鄉協會弱勢族群導覽員培訓，擔任義工與導覽文本訪談撰寫。2018年以《無家者》一書，榮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首獎。
著有《失去你的三月四日》（寶瓶文化），中視改編為優質華劇，入圍第五十一屆金鐘獎四項獎項。現為主動音樂專屬詞人，歌詞作品散見多部華劇主題曲、片尾曲。曾獲2014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最廣泛演出金帆獎—國語流行作品」、2015 hito流行音樂獎-年度K歌、2015香港新城國語力歌曲獎。
策劃／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芒草心是由一群服務街友的第一線人員組成，2011年成立，一開始以國際交流為主，和日本、香港、韓國等地的第一線服務人員交流經驗，互相學習。
從2014年開始擴展版圖，以更實務的角度協助無家者及貧困者。除了開始實際規畫執行無家者自立方案，如街友導覽（街遊）、起家工作室、自立支援中心；也著手舉辦流浪生活體驗營、「呷飽未」社區共食餐桌，期望透過更多體驗與交流，進一步幫助外界了解貧困者的生活樣態。期待透過這些方案的推動，培力服務對象，除了足以自立之外，更能進一步為自己發聲。
攝影／林璟瑋
長期耕耘街頭攝影，希望用觀察記錄者的角度，為這個時代留下城市角落的記憶，目前有「飛鳥先生的路邊攝影社」粉絲專頁，他同時也是芒草心慈善協會志工。
攝影／楊運生
隨遇而安的人生隨興者，有什麼就做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從旁觀紀錄的攝影者變成直接服務的社工。從柬埔寨開始接觸遊民，然後在台北扎根投入，成為台北市政府第一位專職服務遊民的社工。雖然從事的是助人工作，但常常覺得獲益最多的是自己。
插畫者：小姜
萬華地區小市民，熱愛藝術創作，曾為無家者的他，經常為街友發聲。曾在龍山寺附近開設「小姜滷味」，因生意不好暫停營業，目前正積極轉型，尋求再生之路。
序 還原為一個「人」 李玟萱
在訪談這十位街友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在他們的對面。
這個「對面」來自於性別，來自於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來自於他們經歷過多少驚濤駭浪的人生，而我單薄如紙。
他們不知道我的過去與現在，但基於對「芒草心」的信任，他們卻願意走到我的旁邊坐下來，與我分享他們長長的一生。
這些住在街頭的朋友雖然處於流動的狀態，看似整個街頭都是他們的家，但真正屬於他們的空間，只是夜晚公園裡由紙箱拆開的一張厚紙板。那是我在學校智力測驗中怎麼也弄不懂的折疊與展開，對他們來說卻是如此具體的一方天地。因此面對街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這一塊「對面」也讓出來，讓他們舒服一點、自在一點、伸展一點，我什至連「關心」都不表露，只是給予空間，他們可以決定與我之間的界線要劃到哪裡。
在這過程之中，每個人的反應都很不一樣。有一位深怕過往的祕密留下蛛絲馬跡惹禍上身，因此總是看著我笑而不答；唯一的女街友則是東西擺過來了，卻只想展示最漂亮的與最想被同情的，我記錄了，卻無法忽略她不想被人翻動的黑洞。
因此我總共訪談了十二位，但最後只呈現上述之外的十位。
要分享受傷、荒謬，什至感到難堪的生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看著他們因為訴說而漸漸從一個擠壓的人形慢慢恢復成合理的樣貌，什至若把背景布幕襯上過往的台灣時，他們是那樣健康強壯、容光煥發；但當布幕快轉，他們追不上背景更換的速度，腳步凌亂，手中的道具開始一件一件掉落，我就看到他們變得越來越枯弱而渺小。
偶爾會有人問我：「這些街友為什麼不去工作？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不難吧！」
我以前也這麼覺得，再怎麼不景氣，只要願意吃苦總有工作吧？
直到聽聞一位電影導演在拍片之餘，竟然拿著厚紙箱到艋舺公園睡過一個禮拜，問他為什麼想去體驗？他說：「我覺得我以後也很可能會變成街友。」
我才驚覺：「成為街友」的那個門檻，其實好容易，只要在人生的路上不小心絆倒，就有可能摔落到門檻的另一邊。
我所接觸的街友除了高齡者與精障者以外，幾乎個個都有工作，什至偶爾也能租屋，只是因年齡、專長、各種條件限制下所能選擇的工作，無法長期穩定地支持他們擁有一個固定居所；直到社工以各種資源解決他們無法獨力處理的問題，或是符合福利補助條件，他們才可能脫離流浪，成為大家眼中的「正常人」。
這本書，是想將我們眼中模糊的、不解的，因此乾脆以「街友」名稱打包並且避開的群體，一一還原為一個「人」。
當我們注視的是真實的生命與遭遇，而非一個印象或標籤，也許就能有一些理解開始隱隱流動了。
街頭俱樂部
患有先天性小兒痲痺、坐著輪椅的阿明在三十五歲那年離家睡上街頭，「父親再婚後，家裡房子太小了。」但阿明並不覺得父親與繼母要為他負起流浪街頭的責任，「我都幾十歲人了，離開家也是應該的。」他只希望經濟窘迫的自己在這個社會福利健全的國家，可以找到一個收容安置他的地方。
街友新鮮人 前輩帶入行
「當初離家也是『瞎子不怕槍』。」不擅主動交談的阿明一開始根本不知道要如何融入街友圈，反而常莫名其妙被酒鬼騷擾，「那些酒鬼認為我殘障就一定會在街頭當乞丐，當乞丐就一定會有錢。」
起初阿明壓不下自己的脾氣，常與酒鬼起衝突，後來才學會「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千古明訓，也才明白街友並不是每個公園都能待，「這是所有生物裡面最原始的一個道理，是有地域性的⋯⋯幸虧我之前有得吃有得住時，遇到一些顛沛流離的外地人，不但沒有取笑排斥他們，還多少幫他們一點」，結果現在這些人都成了阿明的前輩，教他怎麼在街頭生存。
特別是前輩們看到阿明花錢買水喝，全都笑他是異類，「只有人花錢買米酒，沒有人花錢買水，喝水就去廟裡裝就好了，不然就喝公園廁所的自來水，喝不死人的。」
前輩還教他每逢農曆的大日子哪間廟有提供免費的飯麵，板橋接雲寺就曾經連煮一個月的伙食布施窮苦人家；還有板橋北門的土地公廟有個師父很會炒麵，初二、十六都炒給信徒吃，街友聞風聚攏，廟方也不會趕人，「那麵真的非常好吃，Pro的（專業的）」，內行的台北市街友還會騎腳踏車跨區從萬華來到板橋，就為了吃這師父炒的麵，甚至有的街友會狠狠吃它五碗放到肚子存起來，一直撐到隔天都不會再餓，連甜點紅豆湯都喝得到，簡直是套餐，「本來只煮一、兩鍋，後來煮到像以前洗澡的鐵盆子那樣大的三鍋也給它煮下去，還不夠吃」，回味中的阿明講到嘴角上揚，似乎仍有餘香。
除了前輩照顧，阿明當街友的時間點也算運氣好，第一年就碰到外展社工提供街友睡袋、熱食等服務。阿明從小到大都沒用過睡袋，他傻傻地問社工：「唉唷，這麼好，要不要錢？」
第二年開始，還有人分發便當、春節慰問金，有些賣十元麵包的小販，晚上也會將賣不完的麵包送到公園給街友吃。
阿明本來以為自己出來街頭，不是餓死就是凍死，沒想到過得還不錯，「從知足常樂的角度來看，真是感謝上帝，這是上帝為我預備的福利。」
吃廟裡的麵、喝廟裡的湯，你還感謝上帝？「一個外展的林忠柄大哥、一個觀照園的社工林香華，他們一個基督教、一個天主教。」這兩個人帶阿明認識了上帝。
「很多基督教機構可以讓街友洗洗澡、領領刮鬍刀，偶爾吃個泡麵、換個衣服，很多牧師也真的很有心，希望我們走正確的路，帶領我們歸主，街友當然就『好！你講得很好！我真的非常感動！』」
但阿明還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賺錢謀生，無法參加一天四次的讀經唱詩歌，還有星期天的主日聚會。
工廠外移下的失業者
一般民眾會覺得街友好手好腳的，為什麼不找個工作，反而要成為街友？「他們說的也沒錯，但卻忽略很多工作都是臨時性的，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還有很多人看到身障者在街頭賣東西或行乞都會以為『啊，裝窮！他們都有殘障津貼』。但像我，就是有殘障手冊卻不能領殘障津貼的那一種，因為我父母的家還在，所以也不能申請中低收入戶 [1]。」
好手不好腳的阿明其實做過很多工作，作業員是其一。
那是民國六、七十年代，隨便就能找到小型加工廠的工作，而且大部分的老闆都會提供吃住，也許只是一個很窄的隔間，卻足供幾個工人窩居其中。
「那時候很多南部十三、十五歲的小孩純粹就是『我長大了、應該要北上』，所以就來台北縣當學徒打拚，但幾乎不曾看到有人流落街頭，而且當外地人經濟有困難的時候，即使才剛做幾天，跟老闆借點錢，他也都會給。」
後來大型工廠轉往中國，下游的小型加工廠只好跟著收掉，雖然工業區還是需要一些作業員，但是「他們對作業員的要求已經不是那麼隨意了，至少要高中以上學歷；還有像穿『無塵衣』的那種工廠，哪是普通歐巴桑、歐吉桑進得去的，要有專業的人才行。」
阿明還當過攤販，「說真的，台灣現在生活辛苦的重大原因就在這裡，以前即使找不到工作，你只要在電影院附近隨便擺個攤子，賣個花生、芭樂都能賺點小錢。但現在擺地攤也不是那麼容易，不然誰願意流落街頭。」阿明說當攤販困難之處在於「各地方都有惡勢力控制著，就算交了保護費，別人叫你走，你還是得走。」
本來擺攤是阿明最後一絲養活自己的希望，直到最後連路邊攤都沒得擺，他才徹底死心，開始觀察街頭其他人、學著他們撿寶特瓶。
從那一刻起，阿明終於承認自己正式進入街友圈了。
這幾年，阿明搬到了街友暱稱「台北大飯店」的台北車站。一開始台北車站的地下停車場還開放給街友睡上溫暖的一覺，這在寒流來襲時救了很多人，但後來承包商不願再提供場地，阿明也沒有怨懟，「畢竟是一些街友自己搞壞掉的：鬥毆、喝酒、破壞公物、大小便，人家當然不願意。」停車場不能使用之後，阿明現在改睡在車站四周的廊簷，晚上九點就寢，早上六點前必須打包離開。
阿明的街友觀察心得
對於「街友」這個族群，阿明發現這一兩年似乎有一些變化：「本來都是一些知識低落、條件差、或是沉迷賭博電玩、大家樂、小型工廠沒了又進不去大型工廠的落魄人。」但越來越多看起來像讀書人的面孔，也加入了無家可歸的街友行列。
雖然阿明不主動跟人搭訕，但他隱約覺得這些人過去從事的大部分是非專業的服務業。通常二十、二十五歲做這行很受歡迎，但一超過二十五歲，老闆就想要下一批二十、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好在我從小在低下階級出生，素質本來就不是很高，所以進入街友圈看到賭徒、神經病、流氓土匪都習以為常；如果我像他們一樣大學畢業才進來，我可能會發瘋。」
阿明自嘲當街友的這十幾年常感到自己人生很倒楣，可是這兩年他突然覺得：「咦，好像不是喔？我反而是提早適應、比他們更早準備好！」
就連在台北後車站恩友教會吃免費午晚餐的人，也比以前多很多，可是空間有限，很多人只好端著碗、蹲在街頭用餐，「我們國家曾幾何時變成這樣？那『踉蹌』的樣子，好像比美國哈林區更有味道！」
你還知道美國哈林區！「從電視《七〇〇俱樂部》看來的，那也是一個教會專門在幫助黑人，可是人家接受救濟吃飯看起來滿快樂的，反觀台灣，我怎麼看得心裡有點酸酸的感覺。」
或許是群體越來越龐大，街友的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阿明常遇到很多大學生、研究生跑來做問卷調查：「你流浪都去什麼地方」、「你流浪都吃些什麼」、「廉價房屋的房租是多少」⋯⋯。
但阿明覺得個人的事不重要，也不在意社會失業率攀升導致街友學歷升高、年齡層下降的問題，他更清楚街友當中能夠作亂的，不過就是那一小撮人幹些喝酒鬧事、搶人家商店等狗屁倒灶的事，還不至於有高深的頭腦去做高深的勾當。「像我們這些笨蛋，十幾年來也沒電視可看，頂多就是看車站電視牆的新聞，要不然就撿人家丟掉的報紙看看，不可能中什麼毒素，連吸毒的錢都沒有。」
該好好研究的是「把人放到一種環境裡逼久了，腦筋會逐漸失常」的現象。「這不一定發生在街友身上，那些看起來正常的人更恐怖。我在街上觀察，覺得現在人的臉看起來都好像被一種毒深度催眠，可能腦子裡的意識形態也在改變，鄭捷的捷運殺人案就是一個例子。」
說到捷運殺人案，阿明很想跟警力不足的台北市警察提案：「既然不能每一站、每個車廂都派警巡邏，為什麼不派街友？有一些也是身強力壯、武功高強，像有些原住民，那不是開玩笑的，他們以前在軍中都受過很特別的軍事訓練，不亞於警察，何不將他們編列成一個駐警中隊？至少也可當偵查。」
阿明知道這也牽涉到捷運局的管轄，「捷運也不要管制那麼嚴格，可以開放一些極度需要靠賣東西維生的人進去，只要不騷擾乘客，你讓他在定點賣，就等於是多一個觀察哨；例如讓街友進捷運站賣《大誌》（The Big Issue；協助街友獲得收入的藝文雜誌），給他身上配個無線電，賣的時候若發現可疑分子進入捷運時，拿起無線電就可以馬上聯絡捷運警察，有人幫你擔任警戒，還不用多付他薪水咧！」
阿明強調，他不是在講知識，而是在講真諦，「物盡其力、人盡其才。鰥寡孤獨皆有所用、皆有所養、皆有所家。社會已經花很多錢在一般階級的人身上了，如果多幫街友想一步，既不浪費錢，還可以帶動你們正常人一些利益。」
雖然不良於行，但阿明的腦筋卻停不下來，不僅思考台北城的街友問題，還吸收國際的街友政策。從德國留學回來的人告訴他，有些住不起學區宿舍的學生其實都瞞著台灣的爸媽睡在地鐵站。德國地鐵站會在地板上畫出一格一格的位置、編上編號，繳一點清潔費，在地鐵打烊後，就可以鋪上塑膠墊睡覺，「還有門牌號碼喔，一樣可以收到家裡寄來的信。」
德國政府會提供這些街友麵包，也鼓勵他們做一些小玩意兒在地鐵裡販賣，「就是你們現在說的文創啦」；還特別開闢一區做人才推銷，歡迎民眾到這裡尋找勞工、家庭教師。
阿明覺得台灣的街友圈比較像「浪人營」，「就是日本戰國時代⋯⋯好像《笑傲江湖》不知道第幾集也有浪人武士集結？反正就是各路人馬、弱肉強食，人吃人，比監獄更加黑暗，聰明的吃笨蛋。」
留著及肩長髮的阿明看起來真有幾分浪人的味道，但不像騙人的，反倒像會被人騙的那種。「他們沒成功，因為詐騙人頭、詐領保險金這一套在發展之初，我每天就在板橋看啊聽啊，這些人嘴巴會說什麼我都可以倒背如流，睡覺都夢得到。」
不願加入「人吃人」世界的阿明，選擇當一個花草系街友。每天晚上只要打電話告訴玉蘭花的盤商，約好隔天早上六點、幾斤，盤商就會依約前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阿明把附贈的鐵線穿好之後，便在街頭向路人或香客兜售。
有去參加《大誌》的訓練嗎？「搬《大誌》太重了，花比較輕啦！」
「像舉牌、發海報這些工作，對弱勢族群來說都是維生的管道，若不是坐輪椅不方便，我也會去。」
身障街友的限制不只在工作，還包括租屋，像不方便爬樓梯的阿明只能住在一樓，但一樓通常是留給租金收入更高的店面，那不是賣玉蘭花的他負擔得起的。
「但身障還是有好處啦」，報紙曾報導新竹兩個年輕人喝醉後莫名其妙將一個街友活活打死，阿明也有類似的遭遇，有時可能是對方喝太醉，有時是倒楣遇到械鬥，眾人拿著棍棒刀械一陣亂砍，「我就拿我的拐杖回擊，我的拐杖是很厲害的，不然就真的被砍下去了！」
提到在街頭僥倖存活下來，「各地有街友群聚的地方，像台北車站、艋舺公園，都應該設立一個管理委員會，這也算是對當地居民的保障。」阿明想事情，總是將街友與市民的利益都考量進去。
而目前阿明只求安穩地維持現狀，賣賣玉蘭花，也希望像放錄影帶一樣好好回顧過往：「思考一下怎麼會變這樣？怎麼樣可以避開這個錯誤？」
因為他逐漸感覺到，人生彷彿蘊藏著一種非人所能決定的力量。
「以前我有點自不量力，你們是人，我也是人，所以你們能做的、能享受的，我也應該一樣，但後來發現這社會沒有辦法，不是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這或許也是我們民族性的問題，跟歐洲、美國不太一樣，不是用『平等』互相看待。」
如果早一點知道人生不是平等的，阿明想選適合自己獨特性、一個人就可以做的事情，「我以前呆呆地想，人家都去工廠，我也應該去工廠。但說實在，我的速度就是會造成其他同事的負擔，搬不動就需要別人幫忙。」
阿明說，他想選擇雕刻、畫畫這些以前他看不起、總覺得不是很正當的工作，「我被傳統的觀念阻礙到，認為長大不讀書了，就應該去工廠上班才是正確的。」
但就算到工廠，若能重來的話，他也想做一個人能做的事：「我最喜歡『顧機台』，不用跟人有交集，我一個人做，可以聽音樂。」
一起玩音樂的街友俱樂部
阿明沒有特別喜歡的歌星，但他喜歡很多歌曲，喜歡「心情不好唱了就會變好」的歌。他還會用口技模仿各種樂器，每當心情不好、幾乎要得躁鬱症的時候，他就用嘴巴吹出旋律。這源於小學老師曾帶他聽很多日本管弦樂隊的曲子，並告訴他：「你心情不好，就可以把嘴巴當樂器吹出音樂⋯⋯。」
阿明想做點嘗試，將音樂引進街友圈，「剛好最近有些乞丐說狗爬式的行乞收入變差了，我就在想，他們應該要有點創意才行。」
他想起曾聽過日本戰敗後，幾十萬的軍人撤退回日本，有些精神受創、有些家破人亡，政府怕戰敗的他們回去家鄉後影響大家，就直接把他們留在橫濱港一帶。後來這些人帶著部隊的鐵碗上街行乞，大家坐成一排、每個人敲著面前的鐵碗玩打擊樂。
阿明覺得這非常值得參考，否則街友聚在一起常常也只是心情不好地喝酒，甚至有人想直接到大理石墳場，五八仔（台語：高粱酒）喝一喝、睡進石棺，明天就不用醒來。阿明說：「都已經落難了，還喝酒有什麼意思？又不是在喝面子，也不是在喝高興，那只會變成一種很悲哀的行為。」
正向的阿明不是紙上談兵而已，「我最近都在練，有空就準備。我要組合幾個街友，大家心情都不好，來，一起玩口技，我吹上半段，你吹下半段；或是我吹這種樂器，你吹另一種，大家坐在一起玩。路過的人聽到了，說不定喜歡誰的樂器就會丟錢到誰的碗。」
一定會有人說：我都沒飯吃了，還跟你玩音樂？
阿明說：「沒關係，你要去舉牌就舉牌嘛，等到哪天心情不好時再試著吹吹旋律⋯⋯主要還是排遣心情啦，『行乞』只是一個附加價值，畢竟當乞丐也不是那麼光彩的事！只是想說以後痛苦就不用再喝酒，痛苦就吹奏樂器啊。等到練熟了，咱們共同演奏一段。」
聽起來，街頭將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音樂交流俱樂部，過幾年台北市政府也許還會辦起「街友音樂節」。
但相較於這麼小資風情的想像，阿明想的卻是更為務實的小小願望：「說真的，比起走投無路，搞不好有人丟個一百塊，要喝涼的就有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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